論宋代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限制（1）

  : 河南大學學報

一部中國封建歷史，從頭到尾，貫穿着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不斷強化的進程，這是歷史基本事實。此外還應有幾點認識：一方面，君主專制的形式多種多樣，並不都是秦始皇、明太祖式的；另一方面，在有的時期，有的方面，君主專制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約束和削弱，從而制約着皇權無限制膨脹，修正着封建體制使在正常軌道上運行。現以宋代為例，對歷史的這一副線側流試作揭示。
一、背景：激進思潮的隱現
唐末五代是一個激烈動盪的歷史時期。軍閥混戰，綱常敗壞，飽受苦難的廣大人民對走馬燈似的政權更迭，已司空見慣。他們的思想意識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化：君主並不那麼神聖，並不是社會和歷史的惟一。正如安重榮所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入宋以來，雖政權穩定，但封建剝削壓迫並沒有減輕，尤其是均田制破壞後，田制不立，不抑兼併，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加以士族門閥制度蕩然無存，人們的社會角色不再固定，黎民百姓強化了自我、自立意識。
宋仁宗時的一個初冬，開封一帶喜獲豐收，到處是安樂景象。宋祁來到野外觀賞，見到一位老農便上前作揖並問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雖然，有秋之時，少則百錚笤蟯螄洌蛘咂涮煨胰唬科淶哿θ唬俊崩嚇┐笮χ螅盜艘歡瘟釗司У幕埃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農事矣！夫春膏之A，夏陽之暴，我且p竭作，楊芟壑校鄖魈煸螅磺鍥眨鋦遣兀矣種荽Σ磺ǎ┪莩錚願吹亓Α＝袢罩瘢暈業彌葉煲玻∏椅腋┯惺埃鯰腥。銑允保フ饕雲冢泛醪魄螅骱跏道舨荒芏嵛崾保儼荒鼙┪嵊啵袢綻種暈蟻碇Χ垡玻∥崬呵鋦擼奶煜率露嘁櫻詞技換枳鞫煨遙幻闈懇韻５哿σ玻
言畢，竟揚長而去。
在中國古代史中，像這樣珍貴的史料是罕見的。一個天子腳下的普通農民，在正常環境中，面對朝廷高官，隨口道出如此有條理、無所顧忌而深刻的言論，簡直可以視為宋代農民的宣言。其意義有以下幾點：(1)老農先是嘲笑，劈頭一句即斥責宋祁提問的觀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氣地指出他不懂農事；義正辭嚴地批駁之後轉身而去，顯出不屑與之深談的神氣。哪裏是農民應答官員，簡直是老人教訓後生！(2)老農認為獲得豐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勞動的結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賜，也與皇帝無關；(3)由此看出農民不畏權貴，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說，所謂至高無上的天和皇帝與他們的幸福並無關係，一切靠自己爭取；(4)反映了農民大無畏的精神及充滿自信、自強、自尊。這位社會底層農民思想的言論，代表了宋代歷史條件下廣大農民的新觀念，無疑是反正統、反封建的，可以說是一絲激進思潮的曙光。
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贛州，我們還發現平民百姓公開譴責皇帝的言行。莊綽路過贛州時，派吏卒購買日常用品，但當地人說他們所帶的錢為宋徽宗時鑄造，『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註：【雞肋編】卷下。）將宋徽宗視為無道之君，拒不使用帶其年號的貨幣，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昏君的不滿和蔑視。至於像一串鞭炮貫穿兩宋的農民起義火花，則是人民對君主專制的武器批判。
在思想界也涌動着一股激進思潮。佛教尤其是禪宗，盛行呵祖罵佛，不守戒律，叛離教義，放縱自身，不肯出世而積極入世，可視為衝破宗教思想的籬笆而求解放或另謀生路。在儒學領域內，則流行着疑經變古之風。激進者如劉敞，對經書幾乎發起了全面的進攻，皆斷以自己的新見解；又如陸九淵，竟宣揚『六經是我註腳』，將個人的觀點凌駕在經典之上，而且『好為呵佛罵祖（即指責孔孟）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實屬離經叛道。民間異端思想家龍昌期又是一個典型。他以『議論怪僻』而著名，至『以周公為周之賊』。但在家鄉四川很有影響，許多知名之士『皆師事之，其徒甚眾』。大臣文彥博對他也頗賞識，推薦其做官。宋仁宗讓他進上所撰經義後，非但不責怪，反賜五品服及金帛。可見皇帝和部分大臣並不以為非。北宋末年晁說之言：『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銳氣，角為新說，不知其何以邪！』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並沒有絕對的權威不可侵犯。推而廣之，在政治上也沒有哪個人是絕對的權威：『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是以私於其親與故者』。所指正是皇帝本人。至南宋末年，更激進的民間思想家鄧牧反對所有的專制君主，指出：『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毫不客氣地撕下了君主神聖的面具。在人格等方面，他們認為與皇帝在某種程度上應是平等的。建炎南渡時，朝廷曾有令『禁止士大夫搬家』，引起士大夫的強烈不滿：『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臣都是人，都有保護家人的責任和與家人團聚的權利，皇帝不應獨享此特權。
廣大在野的知識分子不甘寂寞，參政議政的意識空前高漲。參政表現在科舉制的完善與開放後，取士不問鄉貫門第，貧寒之士通過努力便可入仕實現抱負。議政表現在草澤上書、直言極諫朝政得失乃至皇帝本人，或者是著書立說流傳於世，或者是集體清談咳唾風雲。京東鄆州士子，即以謗議官政而聞名全國：『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更有狂狷之士，敢於冒犯宰相。宋真宗時曾逢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過的亭子上，指着他大叫：『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隨手投出一物擊中王旦頭部。王旦則以『言中吾過，彼何罪哉？』釋而不論。
以上事實，儘管有的屬個案，但仍能使我們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歷史營造出一個相對寬鬆的思想、政治環境，從而使人們敢於放言，趨向激進。
二、基本理論：與皇帝共天下
上述情況，對宋代士大夫不能不產生深遠的影響。分析起來，大約有三：一是在傳統基礎上，作為統治階級必須維護利用皇權，從而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二是在歷史背景中，作為士大夫集團，必須更多地發揮主導作用和制定貫徹大計方針，從而校正皇權，企圖避免獨裁所帶來的失誤與危害，並維護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時代氛圍中，作為社會成員和文化精英，他們往往敢於冒犯皇帝，從而體現出歷史責任感和自尊。於是一個新的政治理論應運而生，其要害即與皇帝共天下。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點。
陳橋兵變之後，趙宋以史為鑑，對武人格外防範，奉行崇文抑武政策：『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儒道的載體士大夫，因而進入一個猶如春天的時代。『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矣。』以儒立國及待士大夫有禮，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1)重用士大夫。所謂『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宋太宗曾自鳴得意地說：『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相應的是抑制武人。無前代出將入相之說，相可以出將，但將不可入相。如南宋理宗淳佑時，曾任命武將出身的趙葵為相，他四次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尋罷相。士大夫集團從朝廷利益和自身利益出發而排斥武人。(2)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傳說『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誓碑究竟有無暫且不論，但其基本精神卻是貫徹實行的。
宋代皇帝優禮士大夫，就是為了與其共同治理天下。『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趙宋統治者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為其治理國家，才能鞏固統治。趙匡胤定下的這個調子，為以後的士大夫紛紛發揮，漸漸消磨去其本意，使之更適合自身利益，反而成了制約皇權的理論基礎之一。士大夫對此的解釋與發揮，分三種形式。
第一，由『共治天下』變為『共天下』。如上所引，宋太祖原話本意是『共治天下』。宋神宗時，大臣文彥博也言『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南宋陳淵又言：『夫士大夫，天子所與共理者也。』後變為『共天下』。如魏了翁上書云：『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這一有意無意的更改，意味着士大夫不僅不滿足於與皇帝共治天下，而且要共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