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三、關於北首嶺彩陶壺紋飾
寶雞北首嶺出土77M15：（7）紅陶細頸壺，其肩、腹部飾有三組用小三角疊砌的黑彩圖案，上部一組由6個小『松塔』構成，每個小『松塔』又由6個小三角疊成，計36個小三角；中部和下部的兩組各由7個大『松塔』構成，每個大『松塔』又由10個小三角疊成，自下而上疊四層，小三角數分別為四、三、二、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寶雞北首嶺】圖六，7；圖版四六，1。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這件彩陶壺所飾『松塔』狀黑彩圖案及小三角數完全合於十月太陽曆歷數：上部一周6個小『松塔』計36個小三角合於十月太陽曆一月三十六天，中部和下部每個大『松塔』均由10個小三角疊成，合於十月太陽曆所劃分的一年十個月（關於十月太陽曆，參見：劉堯漢等【世界天文史上具有特色的彝族太陽曆】，【民族學報】1982年2月；阿蘇大嶺等【雲南小涼山發現彝族太陽曆】，【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84年；阿蘇大嶺等【關於雲南小涼山彝族十月太陽曆的調查及其分析】，【自然科學史研究】1984年第3期；劉堯漢、盧央著【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不僅如此，上部一周6個小『松塔』，每個小『松塔』中的6個小三角的疊法與中、下部大『松塔』之10個小三角的疊法是不同的：它們兩兩尖角頂對，構成三個陰陽交午圖形（即半坡魚紋常見的基礎紋樣）。陰陽交午圖形『 』、『 』源於立杆測影（陸思賢著【神話考古】332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而十月太陽曆也當是據立杆測影求得冬至、夏至日而制訂（田合祿、田峯著【中國古代曆法解謎――周易真原】4―6頁，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二者正存在內在的聯繫。因此筆者認為北首嶺77M15：（7）彩陶壺的紋飾設計表現的正是十月太陽曆曆法。由於這件彩陶壺高19.5、口徑2.3、頂部直徑5.2、腹徑12.8、底徑3.3厘米，器形太小，特別是口徑僅2.3厘米（【寶雞北首嶺】102頁），不具有多少實用價值。推測該壺應是貯存蔬菜或農作物種子之器，進而認為該壺與紋飾當為一件實用的十月太陽曆曆書實物。雖然【寶雞北首嶺】報告對該壺紋飾有明確的文字介紹，也有清晰的附圖，但在筆者所接觸的研究材料中，該壺的紋飾及相關文字介紹均作了錯誤的描繪。
謝端琚、葉萬松【簡論我國中西部地區彩陶】在介紹北首嶺77M15：（7）紅陶細頸壺紋飾時，將所有黑彩小三角都說成是倒置（實際有正置），而且將上部一周小三角兩兩尖角頂對呈三個陰陽交午符號狀『 』構成的小『松塔』說成是最底層為三個小三角，疊三層，完全改變了本來的結構和形狀（【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1期67頁）。吳山編著【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將北首嶺出土這件彩陶壺紋飾畫得很混亂：中、下部大『松塔』圖案由10個小三角自下而上疊四層，大體能看出，但中部（或處上部位置）有一個小『松塔』僅由6個小三角疊成，自下而上疊三層，其小三角數分別為三、二、一，與原件不合，而且上部6個小三角兩兩尖角頂對構成的小『松塔』狀圖案也畫得極其曖昧，上半部大體能看出，下半部象是一個大的空心三角圖，完全變了樣（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88頁，圖18：3）。據該書說明，此圖采自【考古】1979年第2期，如無誤，說明【考古】上的附圖也是錯誤的。沿襲吳山先生錯誤圖案的著述有：王大有着【三皇五帝時代】（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161頁，圖72：4）、張抒著【中國幾何形裝飾】（廣西美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9頁，圖7）。蔣書慶著【破譯天書：遠古彩陶花紋揭秘】將北首嶺這件彩陶壺紋飾也畫得很混亂：中、下部兩周大『松塔』圖案由10個小三角疊四層，與原件相合，但中部又畫出一個小『松塔』，由6個小三角按三、二、一之數自下而上疊三層，與原件不合，而且上部一周僅畫出一個小『松塔』，且僅三個小三角按二、一之數自下而上疊兩層，完全改變了原器物紋飾（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415頁，圖一）。據該書說明，此圖采自【藝術】（16―1），如無誤，則說明【藝術】上的附圖也是錯誤的。武家璧【新石器時代的垛積圖】文中所附北首嶺彩陶壺紋飾的錯誤完全同於蔣書慶【破譯天書：遠古彩陶花紋揭秘】一書（【中國文物報】2003年1月3日，考古版）。據武家璧文中介紹，他的圖采自【中國彩陶藝術】圖版16―1，如無誤，則說明【中國彩陶藝術】的圖版也是錯誤的。由於彩陶壺紋飾畫錯，與原件不合，因此在此基礎上的對紋飾含義的理解或闡釋也是不可靠的。以下試舉數例說明：
謝端琚、葉萬松先生根據北首嶺77M15：（7）彩陶壺紋飾、元君廟出土半坡類型陶缽錐刺正三角形數圖、馬家窯文化彩陶紋飾，認為『如果在先民們的頭腦中沒有數的觀念，是不可能產生這樣周密的安排的』，甚至將它們與傳說中的伏羲時代聯繫起來（謝端琚、葉萬松【簡論我國中西部地區彩陶】）。張抒認為北首嶺彩陶壺紋飾作散點狀，『每組紋飾由倒三角自1至3、4疊成，作疊羅漢式的排列。這種疊羅漢式的方法雖然簡單，卻說明當時的人已經有了單數和雙數觀念，體現了「數」的觀念的形成』（張抒著【中國幾何形裝飾】9頁）。武家璧先生認為北首嶺77M15：（7）彩陶壺紋飾以及另一件彩陶瓶上的『松塔』狀黑彩是按等差數列堆積起來的金字塔圖案（實際有一部分『松塔』狀黑彩並非金字塔式），即中國古代文獻所稱的『垛積圖』，它們是由於原始人類瓜分財產所需所用而產生，並且由於『氏族首領利用職權將富餘部分佔為己有，於是私有觀念產生』，所以這種『垛積圖』還與私有制的確立、『文明的起源』、『階級的出現和國家的產生』有關（武家璧【新石器時代的垛積圖】）。蔣書慶先生說北首嶺彩陶瓶紋飾『以其疊壘層數與形式的不同而各具風采，其中主要是由一至四個小三角紋的並列形式依次層層疊壘組成的單元紋飾，多個這樣的單元紋飾覆蓋於彩陶瓶壁面上，顯得十分奇特又充滿了神秘意味』。他將彩陶壺紋飾與畢達哥拉斯教授學徒記數的故事聯繫起來（畢氏對學徒說：『看吧，你以為是四的，實際是十，是一個完全的三角形，是我們的口令』），認為北首嶺彩陶壺『三角紋的層壘重疊形式，正就是畢達哥拉斯所說由一至四個點紋依次疊壘組成的三角紋形式。這一組合形式以其明顯的形象特徵，展示了十個數為一單元形式的寓意內涵，多個相同形式的三角紋在同一彩陶上的排列組合，必然與十進制計算的需要相聯繫』（蔣書慶著【破譯天書：遠古彩陶花紋揭秘】415頁）。這些研究和認識可能存在合理的成分，但顯然它們不可能與彩陶壺紋飾本來的意思表達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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