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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經典教育在中國可謂命運多舛，在歷經一個世紀反覆強制摧殘打壓之後，今天的經典教育似乎迎來了它的春天。但問題依然不少，目前關於讀經方法的爭論便是證明，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王財貴先生所提倡的『老實大量純讀經法』。這一方法的初衷無疑是為了推動大陸荒廢已久的讀經教育，但是，實踐日久，其流弊也隨之顯現，到了不能不認真面對的時候了。
這種讀經方法提倡全日制『純讀經』，3-13歲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記硬背各種傳統經典，總共背誦上百萬字，每天背書八小時以上，不學其他課程，不允許進行任何經義講解，不允許讀經典白文之外的書籍，包括古人註疏。這種方法看上去倒是簡單易行，但是，稍微讀過一點儒家經典者，立即會生出某種疑慮，隱約感到它與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毫無疑問，歷史上教學生讀經成就最大的，莫過於孔夫子，他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七十子不僅在弘揚師學方面成效卓著，在事功方面也表現不凡。孔子是如何教學生讀經的？在【論語】中，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誘的，啟發式的，是一位善於開啟學生內在心性之門，善於鼓舞學生內在精神生命的大師。他總能在與學生的對話中發現問題，給予恰當的鼓勵或者提示。
正是在這種如沐春風的氛圍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與後代十分不同的學堂：孔子課堂上，不僅有像宰我那樣公然與老師唱反調而反對三年喪的；有像子貢那樣給老師出難題，要求老師用一個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學問的精神的；還有像子路那樣，當面就說『老師您也太迂了吧！』的。孔子本人也時常給弟子和他人道歉，所謂『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此情此景，你或許以為它是當代的歐美學校的場景吧？
孔門教育不同於現行知識教育，它是一種人格養成教育，以培養君子為目標的修身教育。修身的主要方法是切己體察、三省吾身和知行合一。這是一門很獨特的學問，是一門用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的學問，專門把自己當對手的學問，一門目前大陸學校所沒有又最急需的學問，牟宗三又稱之為生命的學問。孔門教學的核心，在於人內在生命的成長，始終將人作為目的，把人培養成具有內在精神力量的高尚的君子。在二千五多年前的教育家，已經有了此種偉大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正是孔門教育的永恆魅力之所在。
那麼，應當如何培養人的內在生命呢？儒家教育主要是從性情教育入手，從情感的啟發引導開始，『孝悌為仁之本』，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從孝悌親情開始，啟發孩童的惻隱之心，推己達人，仁民愛物，胸懷天下，心系蒼生，成為有道君子。這樣的君子，既有豐富的生命情感，又有堅定的道德理性，是情與理的完美統一。
所以，學習儒家經典的方法，主要是體悟、領會與涵養，特別是交流討論，【學記】早就告誡：『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所以，在豐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獻中，我們看到的多半是如何開啟學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卻極少強調死記硬背的資料。就其本性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反對死記硬背，因為這堵塞了心性成長之路，與儒學的本質相違背。
那麼，人們為什麼常常把儒家經典與死記硬背聯繫起來呢？這與漢代以後儒學的經學化，尤其是與一千多年的科舉歷史有相關。河流的源頭總是清澈活潑的，蘊含着勃勃生機；但是，隨着流域的展開，它會變得越來越渾濁，有些段落甚至腐朽變質，儒家教育同樣如此。比如科舉下的學堂，已經喪失了洙泗之上的靈動與活潑，它僵化了。它把聖人之言作為絕對真理，不許經生提問質疑，典型體現了傳統的經學思維。梁漱溟先生曾經指出，科舉的教學模式是不符合孔子教育理念的。
其實，即使科舉制度，除了記誦之外，也要求學生解經，以應對科舉中的釋經和策論。紅樓夢第八十二回【老學究講義警頑心，病瀟湘痴魂驚惡夢】，私塾先生賈代儒要求寶玉講書，所講是【論語·子罕】的『後生可畏』章。寶玉奉命先講『節旨』，又串講字句道：『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寶玉的理解是到位的，代儒卻嫌他的解說具有孩子氣，於是作了更進一步的闡發。可見，歷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視解經的。
老實大量純讀經的支持者如是說：『做讀經老師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講解，也不許講解，只要會按複讀機按鈕、督促小朋友背誦，就是最好的讀經老師。』這裏公然將複讀機稱之為最好的老師，在禁錮壓抑學生的思想活力方面，甚至使得科舉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見絀了。
可是，人不是留聲機，兒童也不是。如果說兒童的理解力較弱，他的情感感受能力和想像力卻毫不遜色，甚至超出成年人一籌，他們是天生的詩人，天地萬物都是他們的交流的夥伴。所以，儒家總是順着他們的天性加以引導，使得童蒙教育充滿情趣和豐富多彩。
這方面，王陽明的兒童教育堪稱典範。他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他認為，兒童的天性是喜歡游嬉而害怕禁錮，如同剛萌芽的小草，順遂它天然的生命就會快速成長，人為壓抑它就會萎縮凋殘，所以，他主張採取『誘』『導』『諷』的『栽培涵養之方』，來取代『督』『責』『罰』的教育方法了，並警告說，相反的做法只會使得學生『視學舍如囹獄』『視師長如寇讎』。王陽明明確反對那種不分學生天資情況的『大量純讀經』，主張讀經的量應留有餘地，『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這才是孔門讀經法的真傳！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兩相對照，就可以丈量出『老實大量純讀經法』與真正的儒門教育的距離了，這距離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正好處於對立的兩極！
所以，所謂老實大量純讀經，不是儒家的讀經法，而是反儒家的讀經法。它最終不能培養出聖賢人格，倒是培養了一些再也不願意聽到經典二字的國學逆反者，一些心態陰沉閉鎖的問題少年，以及一些最終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惶惶不可終日的家長們，是不用大驚小怪的。逼迫一個孩子天真好奇的孩子，用十多年去背誦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許問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問題才怪呢！這一讀經法考慮了一切，唯獨忽視了一點：人本身！使得它不僅違背了教育的規律，更違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
若要問何以在當代出現了這樣一種令人納罕的儒家讀經法？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不過，它給我們的重要的啟迪，是令我們反省我們離開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遠，並對目前各種流行的所謂『儒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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