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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讀到一篇【關公：中國百姓最後的精神偶像——漫議關羽從人到神的嬗變】，作者孫昌宇，洋洋灑灑三四千字，講了老百姓需要一個精神偶像，講了統治階級對偶像的利用，但就是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沒有講明，為什麼是關羽而不是別人成為了『武聖』這個偶像，百姓和文人想像力的最初根據是什麼？ 作為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關羽其實一點都不完美，他目空一切，剛愎自用，目光短淺，心地褊狹。勳業也十分尋常，作為山西解良區區一介販夫走卒，遭逢亂世，際會風雲，與那個以『復興漢室』為號召的劉備相識，在那群雄逐鹿之時，同甘共苦，南北轉戰；終其一生，除了與劉備一起經歷了無數艱難困頓，顛沛流離之外，他平生的戰績也只有兩件事值得一書，一是斬顏良，再就是建安二十四年樊城之役降于禁擒龐德那一次的輝煌，前面斬顏良，其實水分很大（很多網友有分析，感興趣的自己問度娘），後面樊城的勝利，也主要是得益於一場大水的幫助。史載『秋，大霖雨，漢水泛濫，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可以看出，于禁七軍覆沒是因為漢水泛濫的原因，跟關羽設計沒有多大關係。而說起關羽的敗績，先曾被曹操生擒而投降，後又因自大而敗走麥城，可以說，如果純粹從軍事功業的角度說，關羽實在算不上一個『名將』。 我們首先要清楚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三國志等正史中，關羽的形象並不偉大，只是作為劉備集團和蜀漢的一個重要將領而有其位置而已，但在【三國演義】中，關羽是被作者羅貫中塑造為一個『武聖』和『武神』的形象。一個文學形象與其歷史形象有差異，這很正常，問題的關鍵在於，羅貫中為何這樣塑造關羽？他是基於怎樣的背景，又為何會選擇關羽這樣一個歷史人物來承載他要塑造的『武聖』形象呢？ 在從魏晉到隋唐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關羽並未給人們留下什麼深刻美好的印象，關羽頭上開始亮出『神』的光環並被多數人所接受，大約發生在北宋時期，關於這一點，從當時的【三國志平話】以及類似的民間傳說野史之中可以尋到蹤跡。如果從史籍上去追根溯源，有一句話是後來的人們神化關羽時藉以生發和附會的重要史乘依據。北宋學者司馬光在他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鑑】裏，赫然用了十分醒目的一段文字，他寫道：『……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孫昌宇認為是『威震華夏』的評語使後來一些喜好穿鑿附會借題發揮的人們便以此為依據，把關羽『樹』成了頂天立地叱宅風雲的大英雄。筆者認為，這可以說是人們開始神化關羽的一個表現，而決非最重要的依據和原因。那北宋時期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力量和背景使關羽開始從一個敗軍之將走向『武聖』的神壇呢？ 北宋時期，伴隨着歐陽修在文學上提出古文運動的同時，在思想界，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儒學復興運動，這一時期的儒學被稱為新儒學或宋明理學。關羽形象的主要塑造者羅貫中主要是受宋明理學影響的，宋明理學是儒家在特定時代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儒家觀念中，『義』是由『仁』生發出的一個重要理念。仁的本義為通（訓『麻木不仁』），意為個人與他人、進而與天地萬物通為一體，感同身受，由此而生發出愛人、惻隱諸涵義。『義』的內涵，孟子說，『義者，宜也』，義是仁的理念向個人責任之落實，是個人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根據具體情況來實踐仁的一些相對具體的道德行為準則。仁是通一不二的，義就分化出諸多道德條目，忠、孝皆是『義』的具體形式。 在『義』的層面，由於針對不同對象各有要求，便會產生道德衝突。當發生衝突時，便要根據仁來調適，這時才顯示出『義』的本真涵義。古人常有『忠孝不能兩全』之語，是講，這時必須要個人作出抉擇，本於真正的『仁』在發生道德衝突時作出抉擇便是真正的『義』，大義。 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標題非常清楚，就是要演一個『義』字，也就是說，要通過對歷史故事化的敘說來闡明作者心中關於『義』的觀念。在三國這段歷史材料中，羅貫中是如何在關羽身上找到闡發『義』的內涵的最佳依據呢？或者說，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人們對關羽的看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關羽的一生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他的一次投降和一次不降，有意思的是，這兩次截然不同的選擇都被後人稱為『義』，從這裏可以探究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深奧之處。 下面我們看關羽第一次的『降』。關羽在下邳附近為曹操大軍圍困。演義中借張遼之口說關羽若不投降而戰死的話將有三罪：『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卻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群，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並說暫時投降有三便：『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在這個背景下，關羽提出三約，才有了後來『身在曹營心在漢』和『千裏尋兄』的所謂義舉。 如果所有的投降都說『身在曹營心在漢』『留有用之身』的話，一切的投降便成為正當的了。事實上，歷史上許多的投降都是不被原諒的，比如西漢的李陵。李陵自提５０００步卒，深入大漠，與匈奴主力８萬血戰，重創單于，道窮矢盡，陷圍無救。不得已而出降（當時『降』為俘非叛）。可以說李陵其降，非為怕死，乃思有以報漢耳。但李陵之降，不僅漢武帝不能原諒他，而且數千年來罵聲不絕。那麼，關羽的投降與李陵有何區別？ 其實是有區別的。匈奴與漢不僅異國，而且異族，在當時來講，是完全敵對的勢力。但在下邳之戰時，曹操與劉備之間的關係不是這樣。曹劉都是漢的臣子，曹操為漢司空，以朝廷的名義行征伐。曹操是否有不臣之心我們先不論，至少當時曹操並沒有反叛漢室之實際行動，關羽之降可以說是『降漢不降曹』。歷史中的關羽心裏實際上怎樣想並不重要，但因為曹操打着朝廷的旗號，而且事實上關羽後來又投奔了劉備，後人就完全可以把關羽的行為解釋為『降漢不降曹』。而且即便是降曹，曹操與劉備在當時的割據混戰中也是分合無常，隨時有可能因為情況的變化而成為朋友的，這也正是後來曹操不殺關羽並允許關羽千裏尋兄的一個重要因素。關羽的這次『投降』是在不違背國家民族大義的前提下成就了兄弟之義——至少基於當時的客觀形勢，羅貫中可以做出這樣的解釋並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 我們再看關羽第二次的『不降』。關羽鎮守荊州時，劉備已正式建立蜀漢，在曹丕和劉備分別稱帝的背景下，蜀漢與曹魏之間，從今天說是敵對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從當時說，是兩個互爭正統的政權之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絕對無法並存的關係。關羽不僅是作為劉備的義弟鎮守荊州，而且是作為蜀漢重臣，被交之以國家重任。失敗後面對東吳諸葛瑾的勸降，關羽曾回答：『安肯背義投敵國乎？』這時劉備已自立為漢皇帝，以漢之正統自居，此時，任何不歸順劉備而與之對抗的勢力便都是『漢賊』，況且，關羽作為蜀漢重臣，沒有完成所交付的國家重任，丟了荊州，即使能夠再回到蜀漢，如果不自領一死，就會讓劉備背上『因私廢公』的不義之名，事實上，以劉備的梟雄風格，大概也會演一出『揮淚斬義弟』的好戲。作為戰敗的英雄，關羽已是不得不死。關羽選擇死，而不是降，在後人眼中，這一死不僅是成就了國家大義，也是成就了兄弟之義。 正是關羽這一降一死的兩次截然不同的選擇，能夠最好地闡釋儒家『義』的內涵，所以是關羽而不是別人被塑造成了『武聖』。 作者簡介 孔門弟子，北京大學哲學碩士。歸宗於儒學一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詩詞，遊戲文字，以為隱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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