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共工與鯀治水的地域及其歷史背景
1. 鯀治水與共工一樣是爲自己部族而非爲天下說
【尚書・堯典】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傘僉曰：「於，鯀哉！」帝曰：「吁，顯眨】矯圮族。」』按照【堯典】的說法，鯀是在堯時發生了大洪水而被四岳推薦去治理天下洪水的。但是按照【國語・周語下】的說法來看，鯀與共工氏具有同樣的禍心，治水方法也相同，是危害天下人民的，並未得到天下人的擁護。【周語下】說：『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以此看，共工『虞於湛樂，淫失其身』，鯀也是『播其淫心』，顯然這不是爲了天下人民，而只是爲了安寧淫逸。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淮南子・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噝遙民皆上丘陵，赴樹木。』共工興起了滔天洪水，危害天下人民。鯀也是效法於後，『稱遂共工之過』，結果共工『以害天下』――也就是說危害了天下的人民，下場也有相似之處，共工因此滅亡了，鯀也因此被堯流放到了羽山。按照【逸周書・史記】篇的記述，共工氏是被『唐氏』消滅的[注: 【逸周書・史記】云：『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這裡所說共工是因『久空重位者』而滅亡的，與上面所引【國語・周語下】所說因爲治水而引起天怒人怨的情況有些出入。但也可能兩種情況都有，治水不當引起天下其他部族方國的不滿而導致了戰爭；而國內又是長期高官重位空缺，內憂外患，便遭到了滅頂之災。]。我們知道『唐氏』是堯的國族之號，這也就是說共工氏大約也是在堯時期因洪水問題而被滅亡的。而按照【淮南子・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似乎共工因築堤防而振興的滔滔洪水是在舜的時代。如果我們籠統地說，共工造成的洪水也是在堯舜時代，只不過時代稍微早於鯀罷了。
如果說鯀和共工氏一樣，都是『壅防百川，墮高堙庳』的治水方法，而且都『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播其淫心』，『以害天下』，那我們就不能認爲鯀的治水是奉命爲天下而行事的。因爲，首先，若鯀是爲天下治水，治水不成功也不至於被流放到羽山去。其次說鯀治水時『播其淫心』，『淫心』是指邪惡之心，治水過程中如同戰爭，大敵當前會有什麼樣的邪惡之心呢？從【周語下】說鯀『稱遂共工之過』就可以知道，鯀也是『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用築建河流堤壩的方式危害了天下人。而這裡所說的『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也只能是爲自己的部族方國，並非是爲了天下之人。所以鯀和共工一樣也被唐堯趕走到了羽山。因此筆者認爲【國語・周語下】記載鯀治水有過錯的情況，比【尚書・堯典】等文獻說得更合理，也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也就是說，不管是共工還是鯀，他們都是在洪水到來之時，爲了自己的部族國家，築建大堤來堵截洪水，以免大水沖毀自己的家園田宅。但是這樣做的同時，大洪水便有了集聚的條件，以更大的更集中的流量和更兇猛的水勢向下游衝去，勢必給下遊人們帶來更大的危害。於是在天下部落聯盟首領的領導下，不但滅了共工氏，緊隨其後的鯀也遭到了被流放的命運。
如果說一般的部族能嚴守洪水來臨時『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的『古訓』，那麼共工、鯀爲什麼不能遵守呢？我認爲這實際上是與這兩個部族的地理位置和生產生活方式有關。
2. 共工、鯀兩部族的地理位置考
共工部族的地理位置有兩說，一說在東漢時的弘農。另一說在今河南輝縣。前說見之於【國語・魯語上】韋昭注云：『共工氏，伯者，名戲，弘農之間有城。』依韋昭之說，共工在東漢弘農之境，應在今河南靈寶東北一帶。而徐旭生先生認爲共工在今天的河南輝縣：『【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縣】，班固自註：「古國。」這就是【莊子・讓王】篇內的共首、【荀子・儒效】篇內的共頭，爲今河南的輝縣。』筆者認爲，後者徐先生的說法是對的。
鯀的部族在何地呢？鯀之國名爲『崇』，此名一直延續到禹承舜爲天下共主稱名爲『夏』之前。【國語・周語上】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鯀』，韋昭注云『鯀，禹父。崇，鯀國。』【逸周書・世俘】篇云：『乙卯，嗜俗唷凍纈砩開（啟）】三鍾終，王定。』近人劉師培說：『案「崇禹」即夏禹，猶鯀稱「崇伯」也。「開」即夏啟。』［25］鯀和其子禹建夏之前的崇國在何地呢？我們知道，『崇』實際上就是嵩山之『嵩』的異體字，其字還可作『崧』，『崇』、『崧』，是形聲字，而今天所習用的『嵩』是會意字，音義全同而形體結構不同罷了。
崇（嵩、崧）國其實就是以嵩山爲名命名的部族方國。其地域範圍也應在今天嵩山周圍一帶，上世紀70年代後期在嵩山之南發現兩座東西並列的龍山文化晚期的登封王城崗城址［26］，2002年、2004年在王城崗又發現了大城遺址［27］，過去已經有一些學者對其年代及其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爲應屬於禹都陽城或禹居陽城的城址[注: 參見：安金槐【近年來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穫】，【文物】，1983年第3期；京浦【禹居陽城與王城崗遺址】，【文物】，1984年第2期；方酉生【田野考古學與夏代史研究】，【史學月刊】，1992年第3期；方燕明【登封王城崗城址的年代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2006年第9期。]。筆者基本贊成這些看法，但同時認爲登封王城崗遺址的小城與大城，應分別是鯀與禹早期的都城。【禮記・祭法】孔疏引古【世本・作篇】云：『鯀作城郭』。【續漢書・郡國志二】注引古本【竹書紀年】說：『禹居陽城。』王城崗城址爲這些古文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新證據。但是筆者同時認爲後來在成爲天下共主並成立夏朝之時，應遷徙到今禹州市的新砦文化遺址區域之中，也就是過去所說的『禹居陽翟』。這一點此不細說，詳見他文。
雖然鯀、禹所都爲陽城，但其國稱之爲『崇國』，就是以崇山――也就是嵩山南北一帶區域範圍活動，夏太康之前在嵩山以南爲政治中心區，太康之後以嵩山之北作爲政治中心區，但其實都是圍繞著嵩山活動。
這樣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十分明顯而有趣的現象：爲什麼【國語・周語下】說崇伯鯀會『稱遂共工之過』？爲什麼後來共工之後四岳又是輔佐禹治理洪水而獲得成功？原來鯀、禹所居之國與共工及其後嗣四岳之國正好處於今河南境內的黃河兩岸，共工、四岳之國的共國在黃河之北，鯀、禹之國崇國在黃河之南，兩國夾河而立，也正好相互學習，相互協作。
3. 共工、四岳和鯀、禹皆爲農業部族
還有一個重要的現象我們也必須了解，這就是鯀、禹的崇國，還是共工氏、四岳之共國都是以從事農業生產爲主的部族國家。【左傳】昭公二十九年還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國語・魯語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這說明在夏代以前，人們尊奉的穀神后稷一直是姜姓的烈山氏後裔柱。共工，【山海經・海內經】謂之屬姜姓爲炎帝之後，【國語・周語下】韋昭注引賈逵之說亦爲共工爲炎帝之後。以此可見，共工氏、四岳本來就是炎帝姜姓之後，以擅長於農業生產而著稱。
而歷史上的禹也是以擅長於農業生產著名的。【論語・憲問】載：『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說粗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論語・憲問】明確說禹和后稷一樣是因爲親自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使自己或後人獲有天下的。【詩經・魯頌・坦】：『坦有┴檠，實實枚枚。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停┖討敝奢穆蟆Ｑ儆邢鹿，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嘆蕖Ｑ儆邢巒粒纘禹之緒。』【坦】說從事農業生產的能手后稷棄是繼承了夏禹的事業而成功的。
其實，農業生產與平治水土是相依爲命，密不可分的。擅長農業生產的部族方國,肯定擅長於平治水土。炎姜部落被稱之爲『神農氏』，是說此部落集團特擅長於農業生產；而到其後共工氏子孫已經因爲擅長於平治水土而被天下之民奉爲土神――『后土』，就說明了從事農業生產與平治水土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樣，鯀、禹也是善於耕稼的部族，是從事農業的能手，要從事農業生產自然離不開平整土地，治理水土，這是從事農業生產的首要條件。於是，在堯舜大洪水來臨之際，就先有鯀爲了自己的家園，爲了自己的土地辛辛苦苦耕種的莊稼，而『壅防百川，墮高堙庳』，卻『以害天下』――大大地傷害了黃河下游地區人們的生命財產和安全。於是，眾多的部族方國在酋邦聯盟首領堯舜的率領下，一舉把崇國首領鯀趕跑到了東方羽山一帶，意思是讓他好好品嘗品嘗處於黃河、淮水下游屢遭洪水災難的日子吧！流放了鯀，但面臨大洪水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於是酋邦聯盟首領舜又請鯀的兒子及共工氏的後裔四岳來治理這場大洪水。有幸的是，禹已經處在洪水後期，大洪水已經平息，只剩下了疏通河道江湖，排除淤泥積水，讓天下的人民安居樂業。所以他成功了，但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樣，千萬不要以爲他找到了一條比他父親更好的治水方法才成功的。其實，是因爲洪水平息後的善後工作儘管辛苦，但還是容易成功的。
不過這當中自然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在當時飽嘗大洪水泛濫之苦的普天下之民看來，共工、鯀是人民的公敵，是他們爲了自己的田地莊稼和家園，『壅防百川』，把大量的洪水排到黃河下游才使下游的部族方國飽受其害的。現在居然仍然要把鯀的兒子禹和共工的後裔四岳推舉出來去治理洪水，於情於理合適嗎？古人常舉此事作爲『舉賢不避仇』來解釋[注: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似乎是古人的一種美德。筆者並不認爲此說完全合理。我認爲這還要從當時的職業習慣來分析。常常從事農業生產的部族方國崇禹國和四岳國，在農業生產實踐中積累了大量平治水土的經驗，而且也應該具有比其他部族先進的農業工具，所以在大洪水肆虐之後，也只有依靠禹、四岳率領天下之民去平治水土。這是當時的情勢使然，並非其他原因。
4. 共工、鯀治水用壅土築堤方式的原因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在諫其父周靈王想築堤防保衛周都洛邑時，曾舉『古訓』說『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這是春秋時期人們的說法，但這條『古訓』應該是由來已久的，也應是酋邦聯盟以至後來方國聯盟時期的『習慣法』，在史前堯舜時期尤其應該如此。但爲什麼共工和鯀這樣的部族首領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爲什麼他們公然『壅防百川』，違反這一『習慣法』呢？筆者的回答是，這也是情勢使然，迫不得已。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鯀、禹的崇國是從事農業生產的部族，共工及後裔四岳也是從事農業生產的部族。而從事農業生產的部族國家是完全需要定居的生活方式，常常遷徙就無法正常地從事農業生產。而在史前許多部族是半農半牧或半農半漁的生產生活方式，這與像共工、鯀、禹這樣以農業爲主要特色的農業部族就大不相同，他們可以更爲頻繁地遷徙，商代開國君主成湯時就有『前八後五』的遷徙之說。因此，共工和鯀面臨大洪水的來臨，儘管他們可能也知道有『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的『古訓』，儘管可能也知道『壅防百川』，就會使大洪水更爲積聚，河道水位也急劇升高，就意味著向河道下游排放大量的洪水，對河道下游周圍部族方國的危害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們爲了保護自己的莊稼田地，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城市，不得不築建堤壩去防止洪水來破壞住宅，破壞莊稼田地。【淮南子・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江、淮通流，四海溟┿噝遙民皆上丘陵，赴樹木。』【淮南子・本經訓】未言共工如何『振滔洪水』的，但結合前面所引用的【國語・周語下】在黃河等大河旁邊用土建築起了大壩大堤，這樣黃河水流就不能自由流動，只有沿著河道飛速沖向下游，便興起了滔天洪水，使黃河下游、淮河下游成爲汪洋一片，人們爬上了丘陵高山，爬上了高樹來保護自己的生命。
【禮記・祭法】疏引【世本・作篇】說：『鯀作城郭。』我們今天從考古發現看，儘管城牆不大可能是從鯀的時代才開始產生的。但是可以說從鯀的時代，不僅有內城，而且修建了外城『郭』。根據戰國時期【孟子・公孫丑下】所謂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說法，可知『城』是保護城內居民和房屋住宅的，而『郭』則是保護城外郭內田地農作物的。【世本・作篇】說『鯀作城郭』，就說明鯀不僅已經修築了城牆來保護城內居民，還修築了『郭』來保護郊區的莊稼，實際上是農業生產特色的體現。
不過筆者不同意徐旭生先生把共工、鯀『壅防百川，墮高堙庳』的治水方式解釋成修建『土圍子』或『護莊堤』［11］169。如果真是這種保護聚落的『土圍子』，肯定不會對其他部族方國有多麼大的傷害，大河小川在大洪水到來仍然會四處流溢，就不會對下遊民眾有多麼大的危害；即便有，那也很難說是共工或鯀部族造成的。
我認爲，共工的共國和崇伯鯀不僅修建了內城外城來保護其民眾、住宅和土地上的莊稼；而且在大洪水來臨之際，距離黃河甚近的共國、崇國便在黃河邊上挖高填低，攔阻堤壩，用來保護作爲農業部族的莊稼和家園。因爲這兩個以農業爲主的部族不像其他部族那樣輕易地拋棄居地而遷徙，他們挖高填低、攔阻堤壩，實在是不得已而爲之。但是這樣的行爲顯然侵犯了其他部族的利益，發生衝突是在所難免的，共工、鯀觸犯眾怒，一個慘遭滅亡；另一個也被流放到東方，都是利益衝突引起的。並不是過去所說的鯀僅僅因爲治水方式不好或治水不成功而被流放到羽山了。
作者：王暉
［ 參 考 文 獻 ］
［1］ 王暉.春秋戰國時期歷史經驗總結的思潮與史書［J］.史學史研究，1998（4）：26-33.
［2］ 王玉哲.中華遠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2.
［3］ 阮元.十三經註疏(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
［4］ 焦循.孟子正義［M］∥諸子集成(1).北京：中華書局，1988.
［5］ 王先謙.莊子集解［M］∥諸子集成(3).北京：中華書局，1988.
［6］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M］.成都：巴蜀書社，1985.
［7］ 洪興祖.楚辭補註［M］.北京：中華書局，2000.
［8］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下冊)［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9］ 劉安.淮南子［M］∥諸子集成(7).北京：中華書局，1988.
［10］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圖版91－146；釋文249－293.
［11］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M］. 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12］ 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M］∥蘇秉琦.考古學文化論集（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30.
［13］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3.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8)［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17］ 袁廣闊.關於孟莊龍山城址毀因的思考［J］.考古，2000(3)：39-44.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遺址的發掘［J］. 考古，2002(7)：3-5.
［19］ 葉文憲.吳國歷史與吳文化探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9－20.
［20］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奉賢縣江海遺址1996年發掘簡報［J］.考古，2002（11）：20-30.
［21］ 俞偉超.龍山文化與良渚文化衰變的奧秘――致紀念發掘『城子崖遺址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賀信［J］.文物天地，1992(3)：27-28.
［22］ 王危王松梅.近五千年來我國中原地區氣候在年降水量方面的變遷［J］.中國科學，1987（1）：104-112.
［23］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7－18.
［24］ 高文.漢碑集釋［M］.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49.
［25］ 黃懷信，張懋瑁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上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55.
［2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J］. 文物，1983（3）：8-20.
［27］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崗遺址2002、2004年發掘報告［J］.考古，2006（9）：3-15.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