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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撰【晉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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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舟 發表於 2008-8-25 10:3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綜合
說起【晉書】,就會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詔》裡講的一句名言:『大矣哉,蓋史籍之爲用也!』(【唐大詔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說,史書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歷來很重視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書是在唐太宗時期修成的。他的這篇詔書,就是指示皇家史館重寫一部【晉書】。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爲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爲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爲借鑑。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著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一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一些現象。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後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爲監修,其餘十八人是令狐德薄⒕床ァ⒗醇謾⒙皆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一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御撰』。

    【晉書】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了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爲止,包括西晉和東晉的歷史,並用『載記』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興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爲的君主,他非常重視史書的撰修工作,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大概寫晉朝歷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說法,在唐以前寫成的晉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實際上則有二十幾家。唐太宗認爲前人寫的這些晉史有種種缺陷,都不是出於『良史之才』,因而在『深爲嘆息』之餘,便指示大臣組織史家、學者重寫【晉書】。唐太宗在修晉書詔中對各家史著逐一進行了批評。撰寫一部系統、完整、旨趣較高的晉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願。貞觀二十年(646年)他下詔讓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擔任監修,組織編寫【晉書】。當時,擔任相當於宰相職務的房玄齡等人負責監修。他們組織了一大批史家和學者,以南朝齊人臧榮緒所寫的【晉書】爲藍本,同時參考其他諸家晉史和有關著作,『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部』,兼引十六國所撰史籍,從貞觀二十年(646年)開始撰寫,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就寫成了一部新的【晉書】。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晉書】。

    眾人撰寫【晉書】,從受命到成書,僅歷時兩三年。成書時間之所以較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晉書】由於有政府作後盾,人力、物力、財力和圖書檔案資料都有保證,這些條件,是私人修史無法比擬的。二是有多種晉史著述可供參考。由於有藍本作爲依據,成書自然較爲容易。
【晉書】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別取捨,喜歡採用小說筆記里的奇聞軼事,【搜神錄】、【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不經之談也加以收錄,有損於它的史料價值。另外,書中有記事前後矛盾和疏漏遺脫的地方。【晉書】的執筆人,大多數擅長詩詞文賦,撰史過程中,有片面追求詞藻華麗的傾向。因此,後人批評它『競爲綺艷,不求篤實』。這也是【晉書】的缺點之一。

    這部【晉書】,包括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晉書】的內容,包含西晉、東晉以及與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的歷史。它記事的年代,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即【晉書】本紀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動,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以宋代晉。

    這部新的【晉書】同以往諸家晉史著作相比,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它在內容上『甚爲詳洽』,詳盡而廣博。以往諸家晉史,或僅記西晉一朝史事,或雖兼記兩晉史事,而對『十六國』史事則又不曾有比較系統的記述。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們都不是完全的晉史。【晉書】的『詳洽』,克服了以往諸家晉史的這個缺陷。還有,【晉書】中的志,往往從三國時期寫起,這就多少彌補了【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的不足。這也是它『詳洽』的一個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視【晉書】的修撰工作,他親自爲【晉書】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分別寫了史論。這四篇史論都題爲『制曰』。他在【宣帝紀】的後論里,說司馬懿這個人是『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又說他是『欺偽以成功』、『好回以定業』。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評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偽行爲。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論說歷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後來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銳地批評司馬懿『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忌詭狀,盈諸襟抱』;這說明他們對司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傳】後論里,高度讚揚王羲之的書法藝術,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這在中國古代書法評論史上,也可以說是一段佳話。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作者的眾多。【晉書】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這麼多的作者合撰一書,各盡其才是很重要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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