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英雄主義的文學觀

  作者: 白振奎

　　魯迅（1881―1936），我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著名學者。名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1898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又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路礦學堂。1902年赴日留學，先後在東京弘文學院、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日語、醫科，因『幻燈片事件』觸發，深感療救國民的靈魂勝於醫治肉體的創痛，遂棄醫從文，從此一心從事『改造國民精神』的文學創作活動。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任教（兼職），任廈門大學國文系教授、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等職。1927年10月後定居上海，以文學創作爲業。以1927年爲標誌，魯迅的思想發生了飛躍，由前期的服膺進化論轉向階級論爲主導。1930年『左聯』成立時，被推薦爲常委，成爲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的主將。1936年10月病逝於上海。
　　作爲一代文學先鋒和學術大師，魯迅將文藝創作同啟蒙立人結合起來，將學術探究同社會使命聯繫起來。其文學研究觀照視角，經歷了從早期的個性叛逆、決絕復仇、孤獨犧牲的英雄，向後期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轉變。這個轉變，折射出了思想者魯迅艱難追求的心路歷程。
　　在魯迅博大、紛繁的文學世界和學術殿堂里，『英雄』構成其言說核心話語和關鍵意象，並成爲一個意象系列。與『英雄』內涵相同或相通的意象，有天才、英哲、戰士、猛士、過客、傻子、狂人、獅虎、鷹隼、梟、小青蟲；與此相反或對立的意象系列，包括庸眾、群眾、看客、奴才、叭兒狗、癩皮狗、蒼蠅等等。在寬泛的意義上，兩個意象系列內部，各意象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一、魯迅心目中的英雄品格
　　
　　魯迅心目中的英雄品格，可概括爲個性的反抗、決絕的復仇、孤獨的犧牲等三大特徵。
　　1、個性的反抗
　　對古今中外文化中的各種破壞形象、叛逆形象，魯迅都引爲同道，垂以青眼。在西方，盧希飛勒、撒旦、凱因，【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是挑戰現存社會秩序和規範的，魯迅卻在他們的精神中，看到了一種個體獨立精神的張揚。對於獨具個性、持論反抗的思想家或思想界戰士，他也情有獨鍾。對於尼采，魯迅無限敬仰地說：『若夫尼遙斯個人主義之至雄傑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爲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蠍。意蓋謂治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爲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嘗震驚歐洲之思想界者也。』魯迅進而提出『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文化偏至論】）的激進主張。對於易卜生，魯迅取其『敢於攻擊社會，敢於獨戰多數』（【〖奔流〗編校後記（三）】）的個性品格：不僅欣賞易卜生及其筆下的英雄――斯托克曼醫生，而且【人民公敵】中先覺者與庸眾對立的思想，也啟迪了魯迅對中國現實的深入思考。【摩羅詩力說】中，他介紹這部戲劇：『伊氏生於近世，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會之敵】以立言，使醫士斯托克曼爲全書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終獲群敵之諡。自既見放於地主，其子復受斥於學校，而終奮鬥，不爲之搖。末乃曰，吾又見真理矣』，並發出『地球上至強之人，至獨立者也』的慨嘆。毋庸置疑，斯托克曼醫生，正是魯迅心目中個性反抗的英雄。『摩羅詩派』，也是魯迅心摹手追的對象。摩羅詩派，是十九世紀初期盛行於西歐及東歐，以拜倫與雪萊爲代表的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浪漫詩派。魯迅接受了摩羅詩人的文學觀，介紹、評論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等八位浪漫派詩人。這八位詩人或是愛國詩人，或是復仇詩人，或是處在異族統治下的詩人，總之，都是反抗現存社會秩序的叛逆。摩羅詩派，也是魯迅英雄觀的理論來源之一。
　　2、決絕的復仇
　　魯迅曾說過：『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爲越人，未忘斯義。』（【致黃苹蓀】）復仇成爲魯迅鮮明的個性特點，魯迅念茲在茲的是英雄的復仇，並在一系列文學作品中，描繪了心目中的復仇英雄形象。
　　散文詩集【野草】，塑造了不爲敵人巧言迷惑、清醒剛毅的戰士形象。文中，『但他舉起了投槍』句，凡五見，足見魯迅爲文之用心――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應該決絕、堅毅，不爲外物所動。決絕的復仇貫穿了魯迅一生出處，貫穿了其文化品格。他神往於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精衛填海』、夸父逐日、歷史上的『荊軻刺秦』；【故事新編】中，復活了眉間尺割頭復仇的故事；【女吊】中，爲那些做童養媳，備受虐待，以致投繯的女鬼們作傳，刻畫了女吊復仇的靈魂。悽厲的女鬼，面目不再猙獰，而是令人同情和感佩。
　　提倡決絕的復仇，既是其個性使然，又有時代大潮的烙印。魯迅的青少年時代，排滿思潮正盛，光復會、興中會、同盟會、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在在不離『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時代主題，這對於魯迅文化品格的形成，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英國詩人拜倫，是魯迅早年最爲服膺、最爲欽敬的一位英雄詩人。除了英雄惺惺相惜因素外，復仇乃是兩位英雄的共性。魯迅後來回憶道：『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爲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雜憶】）魯迅所言不虛，當時的大潮是排滿復仇。例如，拜倫的【哀希臘】詩，就有梁啓超、馬君武、蘇曼殊、胡適等大家，爲之翻譯成漢語，一首外國詩，遭遇如此殊榮，大概在歷史上是少有的吧。其原因就在於拜倫支援希臘獨立，獲得了半殖民地社會背景下有識之士的青睞。
　　3、孤獨的犧牲
　　魯迅筆下的改革者、革命者，都難免孤獨的命運。因爲改革者、革命者的思想觀念要先於大眾，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爲方式與大眾迥異，甚至站在大眾的對立面。孤木難撐，動輒得咎，理想幻滅和肉體犧牲都將不期然而至。
　　魯迅的孤獨可分爲兩個層面。一是缺乏同道的寂寞。在魯迅筆下，麻木的大眾和孤獨的英雄，有時用對立的『看客』和『過客』替代。第二個層面，是沒有真正對手的悲哀。敵手雖然荊天棘地，但絕非與英雄構成真正較量的『獅虎』，而是人格萎縮的『癩皮狗』式人物，抗爭的悲劇意義大打折扣。『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題〖彷徨〗】），魯迅用詩歌傳達內心的荒誕與悲涼；【故事新編】中的后羿每天只能射殺烏鴉，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荷戟彷徨的象徵，是魯迅本人孤獨抗爭的悲涼心境的寫照。
　　英雄就要承擔犧牲的命運。西方的先覺者：『一梭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文化偏至論】）神話中盜火給人類帶來光明的普羅米修斯也是這樣的犧牲者，魯迅以其自喻：『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爲竊火給別人，雖遭天地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爲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在中國，爲中華民國的建立奉獻了一切的革命者，他們的悲涼命運令魯迅感慨不已：『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頭髮的故事】）犧牲，古今中外的英雄幾乎無一倖免，似乎成爲宿命。孤獨的犧牲，反襯了社會現實的殘酷，彰顯了英雄行爲的崇高感。
　　
　　二、中國古典文學的英雄視角觀照
　　
　　作爲啟蒙英雄，魯迅認識到改造國民精神，當以文藝爲先鋒。他堅信：『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論睜了眼看】）那次著名的『幻燈片事件』，對於魯迅的影響可以說是轉折性的，導致他棄醫從文。他最終認識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疑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持了英雄的視角來觀照中國傳統文學，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學精神的判斷，同他的同輩學人陳獨秀、胡適近似，基本持悲觀、否定態度。1917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了『三大主義』，將中國傳統文學概括爲『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主張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胡適在【國語文學史】和【白話文學史】中，把傳統文學歸結爲『文言文學』、『白話文學』或『貴族文學』、『平民文學』的二元對立。魯迅則將傳統文學概括成『廟廊文學』和『山林文學』，或者是『幫忙文學』、『幫閒文學』。一言以蔽之，是儒家文學觀『溫柔敦厚』哺育的結果，是『英雄文學』的對立面。關於中國文學的傳統精神，魯迅的總體判斷是：
　　中國之詩，舜雲言志；而後賢立說，乃雲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然厥後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其頌祝主人，悅媚豪右之作，可無俟言。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爲韻語，亦多拘於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於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摩羅詩力說】）
　　『頌祝主人，悅媚豪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都與反抗、復仇、犧牲的英雄品格背道而馳。
　　儘管魯迅對文學史的宏觀精神持批判態度，但落實到微觀的作家、作品層面，則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他對一些作家作品的關注或肯定，其眼光多投注在有反抗、復仇、犧牲精神的特質上。
　　1、從屈原到嵇康、阮籍
　　魯迅肯定屈原的自投汨羅、不屈而死：『惟靈均將逝，腦海波起，通於汨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寫哀怨，郁爲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休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爲前人所不敢言。』但他未能傾心讚美屈原，是因爲：『然中亦多芳菲悽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爲力非強。』（【摩羅詩力說】）屈原具有妥協性，不是魯迅心目中完美的英雄。
　　從【摩羅詩力說】開始，打破中國文學的和諧理想，尋求反抗、叛逆、復仇的文學，成爲魯迅的審美理想。用這種審美理想衡量，魯迅更多地認同古代具有反抗、破壞、復仇精神的人物。由此生發，魯迅最喜愛以嵇康、阮籍爲代表的魏晉名士，對嵇、阮等人的笑傲竹林、醉心玄境的人生意蘊、瀟灑風姿多予讚美。而嵇、阮身上最令魯迅傾心的，還是他們的反抗精神。魯迅最喜愛的古人是嵇康，甚至已經達到偏愛的程度。魯迅先後校勘【嵇康集】達十數遍，並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錄考】、【〖嵇康集〗序】、【〖嵇康集〗跋】、【〖嵇康集〗考】等文。魯迅對嵇康最傾慕、最神往的，是嵇康身上所表現出的英雄品格。嵇康以自然對抗禮教，以崇高抗衡猥瑣，就是死，也死得瀟灑絕俗。廣陵曲散、風流不絕，魯迅引嵇康爲異代知己！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是士人自覺意識的標誌，正道出了嵇、阮的真性情。嵇、阮是憤世嫉俗的，阮籍將滿腔的幽恨化爲【詠懷】詩八十二首；嵇康不禮權貴，觸怒時忌，玉石俱焚。
　　2、陶淵明
　　陶淵明爲人，與阮籍、嵇康相近，也具有不平之氣。魯迅對陶淵明的關注，關鍵在於陶詩中精心營構了復仇的英雄意象，如【詠荊軻】中寫『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對代人復仇一去不返的志士荊軻充滿敬仰；【讀山海經】其九寫『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其十寫『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對逐日的夸父和復仇的精衛都禮讚有加。這些是陶淵明詩歌中的『金剛怒目』之作。
　　1935年底，朱光潛在【中學生雜誌】發表【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答夏D尊先生】一文，提出詩歌的最高境界在於『靜穆』：『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正式提出了『靜穆』的美學理論。
　　魯迅反對朱氏的『靜穆』理論。他認爲，歷來的偉大作者，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進而闡述道：『【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陶淵明的詩歌有兩種風格，朱光潛關注的『悠然見南山』的閒適，魯迅則指向了不平之鳴。魯迅又進而闡述：『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題未定草』六】）這就可見，魯迅的喜愛陶淵明，除了因爲陶淵明象徵了魏晉人的天姿縱放，更是因爲陶淵明的詩歌世界裡有刺秦的荊軻、復仇的精衛、挑戰太陽的夸父，有『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不屈而死的刑天，他們都是英雄。
　　魯迅欣賞陶淵明的『豪放瀟灑』，更關注其『金剛怒目』。這種偏重，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狀況密切相關，折射了魯迅的英雄視角。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不少人來說，現實是不堪忍受的，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友人林語堂都想在文藝中尋求精神家園以逃避現實。朱光潛是這一作家群體的一員。魯迅與他們論爭，表面上是文藝觀的齟齬，實則是人生觀的異轍。
　　3、小品文
　　魯迅對古代小品文的意見，似乎將文學的功利性推到了極致。他認爲：『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小品文的危機】）
　　基於一貫的英雄文學觀，魯迅獨樹一幟地對戰鬥的小品文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鬥的。……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爲隱士，別人也稱之爲隱士，而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里的光輝和鋒芒。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小品文的危機】）同樣基於反抗戰鬥的視角。
　　反之，對於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提倡『獨抒性靈』而迴避社會責任的明清小品，魯迅也順便予以諷刺：『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據說「抒寫性靈」是它的特色』，『這經過清朝檢選的「性靈」，到得現在，卻剛剛相宜，有明末的灑脫，無清朝的所謂「悖謬」，有國時是高人，沒國時還不失爲逸士。逸士也得有資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責任：現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實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雜談小品文】）周、林諸人特重風花雪月的明清小品，正可歸入魯迅所謂『幫忙文學』之列。
　　如果說，周作人、林語堂偏好的是明清，魯迅則高揚魏晉；明清小品獨抒性靈，超功利特點很突出，魏晉的代表則是嵇康、阮籍，和陶淵明的『金剛怒目』式，功利性極強。對於逃避社會責任、英雄氣質缺失的明清小品，魯迅口誅筆伐。
　　
　　三、後期英雄觀的轉變
　　
　　魯迅的英雄譜系中，有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如普羅米修斯、精衛、夸父、刑天；有在現實生活中改造社會的政治英雄，如拜倫、孫中山；有在精神領域吹響啟蒙號角的思想英雄，如尼采、易卜生：也有在文學殿堂里爲國人招魂的詩人英雄，如西方的雪萊，中國的嵇康、阮籍。在他們身上，都大體體現了個性的反抗，決絕的復仇，孤獨的犧牲等文化品性。對英雄的崇敬，對英雄的讚美，貫穿了魯迅的文藝觀、人生觀。魯迅本人的一生，不僅在文學創作中呼喚英雄，在學術研究中尋找英雄，也在現實生活中謳歌英雄。魯迅不僅以英雄視人，也以英雄律己。英雄，可以說是魯迅精神的代名詞。
　　隨著人生境界的擴大和對當時國內的形勢的了解，魯迅心目中的英雄，後期標準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正如唐|先生在【魯迅風】創刊號上概括的，魯迅『由嵇康的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著進化論，進而至於階級革命論』。因感受到人民群眾覺醒反抗的現實，孤獨反抗的英雄逐漸爲無產階級革命英雄代替。魯迅自言：『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可以說，魯迅心目中前期的英雄是孤軍奮戰的勇士，是決絕的天才；後期的英雄則轉向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和勞苦大眾。看了東北抗日義勇軍的事跡後，在致蕭軍、蕭紅的信中，他說：『義軍的記載看過了，這樣的人才可以稱爲戰士。』（【致蕭軍、蕭紅】）前期孤獨的『過客』不見了，代之以大眾的覺醒、反抗。他的文章中破天荒地出現了『同志』的字眼，發表於1931年4月25日【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上的文章中說：『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衊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裡，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這個宣言，標誌著魯迅的文藝觀的巨大轉變，也表明了其英雄觀的漸趨成熟。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