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論爲人之學

【國學漫談】

唐君毅論爲人之學

作者：華南理工大學哲學研究所 張倩

唐君毅是20世紀港台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他秉承並創造性地闡發了傳統儒學的爲人之學，賦予傳統儒學的爲人之學以現代性和世界性，推動了儒學的現代發展。唐君毅理論思考的價值基線是：『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的中國人應當是現代世界的中國人。』（【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2月版，第4頁）他闡釋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重建，就是在這一基線上展開，並在此世界觀和價值觀中探討人的本質、中國文化的特質、中國文化如何融入世界文明、如何挺立中國文化自信精神等問題。

一

唐君毅贊同康德關於理性『兼爲分析與綜合』的觀點，同時又植根於中國儒學傳統。他用『道德理性』來表達人之爲人的價值根據，指出：『此理性在中國儒家即名之爲性理。此性理或理性，即不斷生起創造一切具普遍性之理想之超越而內在的根原。』（【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4月版，第36頁）人依『理性』而有『理想』，依『理想』而有行爲實踐，並在現實活動中表現『理性』的超越與主宰能力。理性綜合各種理想，進而發生道德行爲，即是理性的功用；而理想與現實能夠相一貫的根據，即是人心本有的性情：『此理想的原始的根，在人之生命存在與心靈，對有價值意義之事物之愛慕之情。此愛慕之情，柏拉圖名之爲Eros，中國先哲謂之性情。依此性情，而人形成一理想時，此理想即先實現於此性情之內，而亦求通過其身體之行爲，以表現於外，而實現此理想於其周遭世界。』（【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5月版，第488頁）人的道德情感不能憑空出現，需要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與他人共存共在，互相影響、契合才能產生。基於『情』，唐君毅把理性解讀爲一種與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相結合的主體意識，既包含生命的創造力，也包含人的生命活動，是一個豐富多樣的統一體。人具有不斷爲善的能力，並在現實生活自覺彰顯理性的功用，是人之所以爲人的關鍵。

二

傳統儒學建立在宗法血緣的基礎上，以人爲中心，重視內在精神生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維繫。儒學作爲中國文化的主體，承擔著以文化之、化民成俗的重任。『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荀子·正名】）儒學肯定心性情一體，以此來理解人的本質以及人的創造能力。從孔子開始，『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樞紐，包含著待人接物原則的修養，包含著治國術，還包含著學習的態度，更多的是從德性角度來分析。根據社會的狀況決定自己的行動，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尋求個體行爲與社會發展動態的平衡，是對君子行爲的最高要求。

在儒家思想中，人與人在日常交往中結成群體，按照禮義規範行事。而這種聯繫根源於人心人情：『禮以順人心爲本』（【荀子·大略】）。人根據自己的情感與生活，來推度、把握他人的情感與生活，並依此理念而展開處世之道和生活結構：以自己爲中心，根據他人與自我的親疏遠近而形成一個生活網絡，依此來決定對他人的態度。唐君毅指出，『恕道』，即推己及人之道，意義在於『可以使人人皆在世間有一立腳點，以阻礙自己與他人之過失與罪惡之流行。義憤以及與人爲善之心，亦皆可以直接使善之在世間，得其自然生長之路。』彰顯人與人『互濟』的重要性，強調人與人之間互相扶持、同步發展是人獲得自我完善的重要方法。（【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65頁）

儒學通過對傳統禮儀、禮俗的承續來發揮教化功能，強調人的道德修養和人文提升。當子路問及修養『成人』的道理時，孔子回答說，有了智慧、清廉、勇敢、多才多藝這四方面的品格，還必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矣』（【論語·憲問】）。禮樂均本於人的情感，『禮』主要成就人與人的生命精神活動的秩序、節制與條理，有『節制』和『尊敬』兩方面意義；『樂』主要成就人與人的生命精神活動的充實、和融與歡喜，可以使人之內外生命相感通，亦與天地萬物之活動相感通。

在唐君毅看來，中國人在日常生活的禮尚往來中熏養其道德智慧，看到生命之靈氣的流行，欣賞到日用事物之美，化解人之心靈困頓並自覺提升人之生存境界。在這種生活中，人可以獲得對天地人我萬物通而爲一的生命感受，獲得性與情合一的生命體驗。禮樂精神在修養人格中的關鍵作用，在於內外相合、表里如一，對個人修養的完成起著貫通和整合作用。（【東方人之禮樂的文化生活對世界人類之意義】，【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11月版，第202-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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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代世界的中國人，既是中國人，也是現代人，兩者需要完美結合，行爲做事能夠合理性、合時代、合人情。在以意義的世俗化、生活的平面化爲特徵的現代社會，中國文化傳統如何嫁接西方的宗教精神，而爲生民大眾提供安身立命的智慧，是唐君毅回答『如何成爲現代中國人』的關鍵。深入到中國傳統文化內部來尋求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促進現代中國人的自我陶冶，是唐君毅論『爲人之學』的根本旨歸。

唐君毅指出：『一切文化活動之所以能存在，皆依於一道德自我，爲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動，皆不自覺的，或超自覺的，表現一道德價值。』（【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自序（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4月版，第5-6頁）他以『道德理性』爲中心，運思於經濟、政治、哲學、科學、藝術、文學、體育、宗教等文化活動，強調各種文化活動的內在統一，並高揚道德主體自我超越、自作主宰的力量，化解各種思想文化與現實力量相結合而造成的衝突。在唐君毅看來，作爲現代中國人，需要在堅守中國文化的德性基礎，保持禮樂教化的前提下，擴充道德理性『外向開拓』維度，發展科學、民主、法制等客觀精神，既接納現代生活的影響，又保持中國人的精神特徵。

在唐君毅看來，反求諸己的精神是儒家君子人格最根本的特徵，這種精神『表示一種精神上之最高的凝聚，從整個的外面世界，收歸自己，即使自己過失，呈露在知過的自己之前。』（【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2月版，第237頁）反求諸己精神的缺失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產生精神病痛的原因，挺立這種精神是建設中國文化之必須。而中國人文精神之未來發展亦繫於『確認中國人德性生活之發展，科學之發達，民主建國之事之成功，及宗教信仰之確立，乃並行不悖，相依爲用者』。（同上書，第7頁）他認爲，反求諸己精神在科學哲學之中，可以使人在思想複雜、充滿矛盾衝突之處穩定自己，使人的精神凝聚、撤退於自己之內；可使人之精神，於一切爲必然之中保持自有和超越；可以使人在面對他人之批評與指責時無所寄心。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其根本精神亦包含著『對我以外之他人之從政能放心。此正是相信性善論者之所當至。』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反求諸己的精神表現在『一切從事競選者，在原則上，同須求體察一切選民之意，同須用求諸己的工夫，去體察選民之意。』（同上書，第307頁）

通過文化教養來促進反求諸己精神的推廣，加強世人對人性本善且能不斷擴充爲善能力的信心，是唐君毅對中國人的現代發展、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基本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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