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學與理學

【國學·國學漫談】  

禮學與理學，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主流，是我們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理念，影響非常之大。

要談禮學與理學，我們先從最基本的人性談起。所謂『食、色，性也』，這意味著，人一是爲了自己的生存，一是爲了繁衍自己的後代。談『食』好說，它不牽扯別人，是一種個體行爲。我們就重點談『色』，這裡邊就要分成四個方面來考慮，而這四個方面綜合起來，就是人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禮學與理學』。

孟子說：『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但是，我們要深層考慮一下。第一，首先要考慮他爲什麼要摟？因爲這齣於他的自然本性，人是自然存在物，是人就必須符合自然規律。第二個問題是誰摟？因爲摟要有個行爲主體，這個行爲主體，就是個體存在物，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第三個問題是你應不應該去摟？應不應該就是規定，這就是說人是社會存在物，人在社會上生活，是社會的一分子，他的一切行爲，都要有人際倫理規則的制約。最後一個問題，摟了沒有？這個問題反映了人是道德存在物，人有道德就不會做這種事情。這四點才造成了人性。作爲自然存在物和個體存在物，我們不用討論。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後兩個，應不應該摟和摟了沒有。應不應該，是禮的問題。摟了沒有，就是理的問題。也就是禮學與理學的問題。

禮是外部對你言行的制約和限定，在這種制約和規範中，包含了很多禮的思想，形成了一種禮教，對人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從而能夠使人產生君子意識。不是只求做良民，而是要做君子。理學，是一種精神的自我肯定，特別講究『內省』的功夫，向內去觀察自己，即化而不制。它只是教化，沒有一些刑罰的手段來制約和規定。禮學的功效是鞏固社會秩序；理學使人的精神得到了升華。這是我們對禮學與理學的大致劃分。

禮是由外到內的，是由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重複你的行爲，逐漸形成一種習慣，用習慣來逐漸改變你的人格。禮，第一步是從外開始的，是由外部慢慢滲入到人精神心靈內部的，這有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有相當長的一段過程是虛偽。這裡的『虛偽』，我是用作中性詞的。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能夠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但是你內心究竟怎麼樣，別人不知道。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外部表現和內部精神不相吻合的情況，這種狀態，我們即稱其爲『虛偽』。可以說，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禮是一種人格面具（persona），是必需的。禮強調每個人在社會中，不同的地位就要有對自己不同的要求。區分社會的等級是禮的主要目的。一個人在社會要接觸的人是很多很多的，接觸不同的人要相應地改變自己的身份。人接觸的對象是不斷改變的，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在不停地改變。所謂的『人格面具』也不是一套，是多變的，有若干套。跟不同的人接觸，雖然都是禮，但是是有差別的，這是由社會地位和身份差別來決定的。既然禮是人格面具，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扮演意識，你的行爲總是要符合自己角色。如果都能做到符合自己的角色，做到上不僭越，也不自我貶低，恰如其分地符合自己的身份，這才叫作禮。

禮培養的是角色性人格，不能統一人精神的內在模式，不能爲我們提供道德因子，同時也不能爲我們提供精神依歸。所以說，禮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說先秦禮是盛於當時的分封制的社會，秦始皇以後由分封制變爲郡縣制，整個社會結構和先秦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於是，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同時先秦有的一些問題，到了後代已經不存在了，而有些先秦禮中沒有的情況後代卻出現了。後代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三禮】中沒有的。因此後世尤其是六朝時期，對禮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他們要針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新問題，來探討如何利用禮的精神和原則來解決現實問題。一出現新的問題，皇帝就要召見懂禮的人議禮，各抒己見，這樣就把涵蓋的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問題都暴露得差不多了，也解決得差不多了。唐代以後，社會都已經變化了，不僅是禮的制度應當有變化，禮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也要進一步來思考。

這就產生了理學。真正代表從禮學到理學的轉變的，是葉適【習學記言】中的一句話：『以禮決事，孰若以禮制心。』禮學是用來治世的，理學是制心的，這是一種轉變。從禮學到理學的轉化中，理學把禮學的很多概念觀點進一步深化了。禮學沒有提供給我們原始的核心性的東西，但是理學爲我們提供了。理學都有一個原始基本點，我們可以模仿著『天賦人權』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天賦良知』。由此，理學就有了很大的突破。禮學把人分成很多等級，比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用禮來固化等級的差別。而就理學來說，天賦良知，大家都在一個平等的起跑線上。這樣就淡化以至於抹殺了人在社會中不同等級的觀念，在理的面前，等級性無效。

禮學是一種角色性人格，每個人扮演的角色應該做什麼事，你就把它做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互相要求。但理學是一種個人的追求，而不能成爲對人的要求。就理學本身而言，它有它的特點，有它的價值存在。理學可以作爲一種學術來研究，自己自願地將其作爲一種修養的手段也很好，但是不能用理去要求別人。這就是禮學和理學的差別所在。

理學對禮學是有發展的。首先，將應然變爲自然，禮學是應當這樣做，到了理學，是你自願地很自然地來這樣做。其次，變治世爲治心，把禮學的治世變成了個人精神的修養。第三，變外鑠爲內拓，把外部對你的影響變成自己內心向外的拓展。第四，變行相界爲本體界，實際上就是把禮學哲理化。這些就是理學對禮學的改變。

經過兩千多年的禮學與理學的傳統，對我們的民族性來說，它們產生了一些深層次的影響。尤其是禮學，讓我們知道應當怎麼做，而不是讓我們必須怎麼做。我們不能認爲禮學與理學和現實社會沒有什麼關係，它對我們整個民族性的深層次心理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禮學與理學建立的是中國傳統式的美德，但是我們缺乏的是一種公共道德，中國是把私德誇大作爲公德，這是咱們中國化的。我們中國傳統只是把自己私人道德無限擴大，當成一種公德。當然這也很好，但是這個路走起來相當漫長，我們應當有一個公共道德的標準。

（劉曉東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