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宁可 北京青年報
宁可，湖南瀏陽人，1928年12月生，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歷史學家、敦煌學專家。曾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唐史學會常務理事、《歷史研究》副總編等職。
現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史學理論研討講義》、《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合作)等；主編或參加主編的書藉有《中國經濟發展史》、《隋唐五代經濟史》、《中華五千年紀事本末》等。
——歷史學家講述中國王朝興亡週期率的內在原因
——新王朝面臨三個矛盾，處理不好就會引起社會大動盪
——實行民主就是王朝興亡週期率給我們的最大昭示
這些王朝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興盛，建國以後發展開拓，過一段時間以後開始停滯，發展不起來了。再過一段以後開始衰落滅亡，被新王朝取代。
歷史上王朝此亡彼興，像走馬燈一樣轉換
《三國演義》一開頭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間，許多王朝此亡彼興，此興彼亡，就像走馬燈一樣轉換。總的印象是，王朝的興亡似乎有一個迴圈的週期，這種歷史的循環論早在西漢就出現了。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三王(夏商周)之道若迴圈。”其根據就是戰國以來陰陽家傳下來的所謂“五德終始說”，宇宙間有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會到王朝命運的興替。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窯洞裡與毛澤東談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力。”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興亡週期率。
興興亡亡的王朝裡面情況也不大一樣，有的王朝時間長一些，有的王朝時間短一些；有的王朝版圖大一些，有的王朝版圖小一些；有的王朝國力強一些，有的王朝國力弱一些；有的王朝內部相對穩定，有的王朝卻是變亂頻仍。歷史上那些時期長一些、版圖大一些、國力強一些的王朝，數得出來的有十幾個，有的王朝雖然時間短，但地位重要。
這些王朝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興盛，建國以後發展開拓，過一段時間以後開始停滯，發展不起來了。再過一段以後開始衰落滅亡，被新王朝取代。時間比較長點的王朝面臨的問題往往有相似之處，借用黃炎培的話，可以稱為王朝興亡週期率。那些時間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其矛盾迅速激化、爆發，似乎是更明顯地說明了王朝興亡週期率的作用。
新王朝代替舊王朝的途徑之一是採取非暴力的手段，為了一個好名聲，不願意馬上把舊的皇帝殺掉，美其名曰效法堯舜的“禪讓”，其實就是篡位。
新王朝取代舊王朝的三種途徑
一個新王朝取代舊王朝，不外三種途徑：
第一個途徑是靠戰爭，所謂“以馬上得天下”，靠騎馬打仗建立王朝，得到天下。這裡又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舊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聲勢浩大，直接推翻了舊王朝，以後出現軍閥混戰、群雄並起的局面，新王朝在混戰間崛起，其中有一些原來大起義的領袖，在混戰中成為新王朝的開國皇帝，比方像秦朝末年的劉邦、元朝末年的朱元璋；有的是在農民大起義失敗後，貴族軍閥在群雄混戰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劉秀、五代後樑的朱溫。
還有一種情況，農民大起義沒有能夠推翻舊王朝，但給了它致命的一擊，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義後的混戰中降生。像東漢末年的曹操，在黃巾農民起義中起兵，建立了強大的勢力，終於他的兒子曹丕當上了皇帝。像隋朝末年農民起義中各種武裝勢力出現一場大混戰，有農民起義軍，有舊的貴族、軍隊將領。其中李淵原來是隋朝貴族，後來也趁機從太原起兵，一直打到長安，當了皇帝，建立唐朝。反過來東征西討，南征北戰，把各種武裝勢力都消滅了，統一了國家。唐朝末年也發生了農民大起義，重要領袖是黃巢。黃巢一直打進長安，唐朝的皇帝跑到四川，黃巢起義在長安堅持三年，最後堅持不住撤到山東，在各路軍閥的圍攻下，失敗而亡。經過20多年軍閥混戰，全國政權落在起義軍叛徒朱溫建立的後樑手裡。
在這兩種情況中，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在舊王朝的覆亡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管農民起義的結局如何，政權最後還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裡，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
第二個途徑是王朝的更替採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興統治集團操控了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威逼舊王朝統治者交出政權，他們成了新的開國皇帝。但是他們要講一個好名聲，不願意馬上把舊的皇帝殺掉或者把舊的政權徹底摧毀，美其名曰效法堯舜的“禪讓”，其實就是篡位。像王莽代西漢、曹丕代東漢、司馬炎代曹魏、楊堅代北周、趙匡胤借“陳橋兵變”取代後周，都是借用了“禪讓”的名義。
第三種途徑，那就是崛起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借中原舊王朝戰亂的機會起兵南下，征服半個乃至全部中國。像西晉末年的“五胡十六國”征服了黃河流域，只有南方沒有征服；五代後期契丹族建立的遼，佔領了現在河北、山西北部的十六個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內。後來東北方向出現一個新的民族女真族建立金朝，跟北宋聯合把遼國打敗滅掉，然後雙方分贓不均又鬧翻。兩國間打過幾仗，最後雙方以淮河為界，黃河流域落到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手中。
認為農民起義只有破壞作用的觀點不公正，第一，農民如果還能勉強維持生活，不會造反；統治者的鎮壓並不比起義者更“仁慈”；只有農民起義的衝擊，才能結束黑暗統治。
王朝末期為政苛暴，導致農民起義
為什麼王朝興亡跟農民起義有關係？古代中國是農業國，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老百姓主要是農民。農民有一個特點，既是個體小所有者又是個體小生產者，他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維持生活主要是守著自己的或租種地主的一小塊土地，在土地上辛苦勞動，維持很低下的生活，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破產，家裡死人病人，或有天災或有兵禍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剝削重了，他們就受不了。往往歷史上一個舊王朝，官府剝削非常殘暴，農民還能夠忍受，可以降低生活水準，可以勉強維持生活，但是在重負裡一旦增加點東西，或者天災、戰爭，就像負重的駱駝已達到極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壓倒了。農民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起義就開始爆發，一路打過去，很多貧苦的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參加起義軍。
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關係。王朝末期為政總是很苛暴，賦稅刑罰很重。比如隋煬帝靠著陰謀上臺後，修宮室，修東都洛陽城，開運河，修長城，修路，大舉巡遊，還要打仗，發動對高麗的戰爭，全國每年徵發徭役幾百萬人，老百姓受不了，爆發小股起義，很快變成大起義，隋朝垮臺，隋煬帝最後被隋朝軍隊兵變殺了，隋朝也就亡了。明朝末年苛征三餉——剿餉、遼餉、練餉，遼餉是對付清朝，打仗要徵調軍費，剿餉對付農民起義，練餉是練地方武裝。民不聊生，死亡枕藉，流民四散。最後李自成勢如破竹，攻下北京，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吊死在煤山即現在景山，明朝滅亡。
在歷史研究中關於農民起義的評價很不一樣，以前人們認為農民起義都是好的，都是英雄，現在經過“文化大革命 ”以後回過頭再看、再反思，就有不同的看法。農民戰爭是一次規模很大的戰爭，戰爭本身很殘酷，殺人也很多，對經濟破壞也很嚴重。有一些論點認為太平天國時候對江南破壞太厲害，以致中國近代化受到很大影響，搞不成近代化，發展不起來民族工業，發展不起來資本主義，因而太平天國對經濟只有破壞作用。
這個論點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農民如果還能勉強維持生活，不會造反，農民希望有一個穩定平安的生活，能夠維持下去就可以了，只有實在受不了才會被迫起來造反。農民起義規模很大，是一個群眾性運動，不是少數人挑起來的，實際上是王朝末期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如果追究戰爭責任，與其說全歸罪於農民，不如說剝削者、統治者要負主要責任。
第二，農民戰爭是很殘酷，但是打仗是雙方面的，鎮壓起義的統治者並不比起義者更“仁慈”，其殘酷更有過之。明末戰亂中有所謂“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之說。
第三，舊王朝已經腐朽到無可救藥，而且並無願望與能力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有農民大起義的衝擊，才有可能改變舊的黑暗的統治，給新興的勢力掃清道路，創造條件。這裡正體現了農民起義對歷史的推動作用。當然，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係、新的勢力，並不能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只能在戰爭中和戰爭後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為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儘管舊的封建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但繼之而起的還是封建王朝，這是農民的悲劇，也是歷史的必然。
第一個矛盾是農民同新王朝矛盾；第二個矛盾來自統治階級內部；第三個矛盾是新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矛盾。這三個矛盾如果新王朝處理得很好，局面就會改觀。
新王朝面臨三大矛盾
經過大戰亂以後建立的新王朝面對很多新問題，一般來說要面對三個矛盾。這三個矛盾如果新王朝處理得很好，局面就會改觀，出現興旺發達的盛世，如果不好好處理就會引起社會大動盪，引起王朝很快滅亡。
第一個矛盾是農民同新王朝，農民同地主間的矛盾。大戰亂以後建立的新王朝如果接受過去的教訓，採取一些緩和矛盾的政策，局面就會有些變化。
新王朝緩和矛盾的政策一般是輕徭賦、減刑罰，與民休息，老百姓可以稍微安定下來從事農業生產。唐朝時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就是減免賦稅、刑罰帶來的局面。
第二個矛盾來自統治階級內部。舊王朝滅亡，新王朝建立，但是新勢力尚未穩固，人心尚未完全認同，不斷有人造反，想當皇帝，反對新朝，所以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中央王朝建立，不但地方上很多勢力反抗，同時中央內部也有各種勢力對抗，所以內部鬥爭很複雜、很嚴重。
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是借“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的皇帝。按照習慣，宋太祖應該傳位給他兒子，可是他的弟弟趙匡義有野心，趁著宋太祖生病的機會逼迫趙匡胤，兩人吵起來。吵些什麼，外邊人不知道，只能躲在外邊遠遠地看，只看見蠟燭影子搖搖晃晃，有人影來回晃動，聽有斧頭把兒著地的聲音，這就是有名的 “燭影斧聲”。過了一小會兒，宋太宗宣佈宋太祖死了，臨終囑託由宋太宗繼位，“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破解，大概是趙匡義搞了一個陰謀，事先有所佈置。
歷史上宮廷政變，統治階層內部的鬥爭很富有戲劇性，玄武門之變、燭影斧聲、靖難之役都有很大戲劇性。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也可以是一個瓶頸，一個狹窄的通道，過得去就好，過不去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整個王朝也被顛覆。像西晉建立沒多久就出現“八王之亂”，打得天下大亂，最後出現農民起義，出現五胡十六國，西晉就滅亡了。
第三個矛盾是新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矛盾。當舊王朝強大的時候，對北方遊牧民族採取一種壓制手段，一旦舊王朝衰落滅亡，北方遊牧民族趁勢而起，開始南下侵犯新朝，新王朝往往是在建立之初，統治還不穩固，國力還不行，所以對付北方遊牧民族採取不同手段、不同策略。
所以每個新的朝代對付北方民族都有自己的措施和政策，措施和政策如果正確，國家就能維持，如果不正確就導致危險。
歷來王朝中期都有危機出現，都有針對危機的改革，這類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對而廢罷，原來的矛盾繼續激化。
王朝到了中期一定要革新
一個王朝到了中期，統治時間長了，開國時新鮮的勁頭失去了，惰性出現了，國家的治理漸漸弛緩了，各種矛盾開始孕育，土地兼併激烈起來，賦稅逐漸苛繁，貧富分化開始嚴重，吏治走向敗壞，腐敗滋生，統治者奢靡浪費開始成風，對外戰爭遷延不決，小股農民起義出現了，這時一些有見識的統治者開始指陳時弊、倡言改革。改革針對國計民生，重要的在經濟方面，希望能夠減輕農民的一些負擔，減輕一些經濟危機、財政危機。
西漢武帝時候，任用張湯、桑弘羊改革幣制，統一用五銖錢，另外還有一些辦法如均輸平准、專賣鹽鐵，簡單地說就是國家控制貿易、控制商業，也限制大商人的實力膨脹，改善一些財政經濟狀況，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亂”以後，財政非常亂，收入很少，就重用劉晏改鹽法，把鹽改為專賣，收鹽稅。鹽稅是一種間接稅，交稅以後，鹽價漲，消費者買的是高價鹽，實際上等於交了稅。楊炎行兩稅法，把稅制整頓清理集中，主要收土地稅和戶稅，收稅由收實物改為原則上收錢，這個辦法起過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進行稅制經濟方面的改革。明朝張居正把各種苛捐雜稅統一成“一條鞭法”，來減輕人民負擔。到清朝康熙時候，開始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時候實行“攤丁入畝”，丁稅取消改成田稅，與人口增加沒有關係，收稅標準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頭多少。
所以歷來王朝中期都有危機出現，都有針對危機的改革，這類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對而廢罷，或被別有用心的人標榜改革而走了樣，原來的矛盾繼續激化，再有反對改革的人力量很強，有些改革者甚至成為悲劇人物。
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就一直有人反對，王安石下臺以後，還有人反對，還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名義，搞鬼名堂。北宋的大奸臣蔡京標榜支援王安石變法，可是搞的是另外一套。唐朝中期劉晏、楊炎改革以後，唐順宗的時候有一次革新，所謂“二王八司馬”後來都挨整了，唐朝大詩人柳宗元、劉禹錫都挨整。唐文宗有過一次政變，也失敗了。
隨著一個王朝中期的危機，進行改革或者主張改革失敗，或者一段改革有了若干成果，但終於要失敗。所以王朝危機還是延續下去，矛盾還是尖銳化，等到矛盾尖銳起來以後，有些人大聲疾呼要求改革，改不了了，國家機器像一個重載的破車，順著坡下，一直往前開，重力加速度越來越大。最後只有一個辦法，掉到懸崖底下，翻車摔了，那時候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最後的出路，就是沒有活路的農民起來造反。
毛澤東所說的這條民主新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一直在探索，歷經曲折，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盼望實現的就是這個民主道路。我想這就是王朝興亡週期率給我們的最大昭示。
王朝興亡的三點啟示
從兩千年王朝興亡，可以認識到：
第一，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是基礎，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統治者如何對待農民，成為一個王朝成敗的關鍵。王朝之興，往往在比較正確地對待農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確地、錯誤地對待農民。
一個新王朝在農民大起義起來以後建立，往往很注意農民起義的教訓，舊王朝滅亡的教訓，痛定思痛。西漢初年一些人經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秦末的覆轍，唐太宗也是不斷以隋朝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訓。新王朝所以能夠取得成功跟新王朝統治者們怎麼看待歷史的經驗教訓，採取正確的措施有關係。
第二，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農業社會，也是一個階級社會。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也是剝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農民戰爭的教訓，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滅的教訓，但也可以不接受，一旦羽毛豐滿，勢力強大，就會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這裡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各級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統治者歷來很重視吏治問題，王朝興起後往往很注意整飭吏治，像西漢、唐朝包括明朝都是這樣。一個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是吏治的腐敗。
當時統治者對待農民，對待吏治，有一個基本思想——“民本”，“民為邦本”，國家基礎在於老百姓。“民為邦本”很重要，各級官吏不是人民的公僕，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對待人民要“牧民”，“牧民”這種態度在古代是一種進步的思想，但是近代看就不夠了。
中國歷史上一再講到“為民做主”，講到“親民”、“為民父母”、“愛民如子”、“民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總還有一定距離。
第三，歷代王朝興亡，乍看起來不免是周而復始的迴圈，但並非單純的回歸，不是像一個不倒翁一樣，一推一歪再一搖，又回到原來的位置，它應該是螺旋形的，在不斷地迴圈之中，不斷上升，不斷發展。這種上升發展到宋朝以後勢頭受到阻礙。而歐洲，從十字軍東征，11世紀以後，商品經濟和城市發展很快，資本主義因素出現。
60年以前在延安窯洞裡，黃炎培講到王朝興衰週期率的時候，不無憂慮。毛澤東很樂觀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黃炎培十分高興：“ 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把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澤東所說的這條民主新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一直在探索，從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制封建統治開始一直努力進行，歷經曲折，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盼望實現的就是這個民主道路。
我想這就是王朝興亡週期率給我們的最大昭示。 |
|
[複製鏈接]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