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個論：景凱旋專欄誰能擔當起道德復興的責任

本文转自 知道分子之景凱旋專欄
　　河南一個農民因種的蘿蔔銷路不好，決定將其免費送給市民，結果聞訊而來的市民成群結隊，順帶將地裡其他蔬菜也摘走了，致使該農民損失慘重。此事被媒體披露後，人們不禁再一次感歎世風日下道德淪喪。

　　我並不認為這件事就代表了世風日下。正如有論者所指出，這是一種從眾的集體心理。處在群體中的個體，往往與其單獨時不同，容易喪失理性和道德感。道德感源於人的群體性的要求，而這種缺乏道德的行為，恰恰又是群體性所造成，這是一個有趣的悖論。因此這種現象在任何時代都有可能發生，但卻不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

　　做下此事的，想必都是些普通市民屬於草根階層。這更堅定了我的一個觀念，即同情草根階層的生活處境，但不完全認同其價值觀。如果我們過於強調平民草根的價值，並視之為最正確的價值標準，就會導致民粹主義。（轉者評：符合人道之價值觀怎么可能來自缺乏教育缺乏思想的底層草根？）

　　民粹而且主義，自然是指社會精英分子的觀念。這種思潮源於19世紀的俄羅斯知識階層，他們出於對社會正義的訴求，對金錢物欲的憎恨，認為卑賤者最道德，越是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其道德就越高尚。這種認識與20世紀的社會變革有著思想上的淵源關係。這種思潮悖於歷史事實，卻滿足了一些知識精英的正義激情。民粹主義就是媚俗。民粹主義者大都不是底層的人也不想過底層的生活。結果他們追求的社會平等並沒有實現，社會不僅更加不平等，底層但求生活私利，不求正義的價值觀卻被放大了。

　　人性本無所謂先天的性善性惡，先天的人性只是自利，或曰自我保存的欲望（轉者評：景先生這種思维甚類於滿清之下漢儒“明哲保身”的思想寫照）。性善主要是在物質生活基本滿足的前提下後天的教養。儒家講求習禮義，講求士志於道，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漢代董仲舒解釋道“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可見在儒家看來，社會的道德中堅不在庶民而在知識精英。

　　應當說孔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承認庶人求利有著合理的成分所以《禮記》說“禮不下庶人”即對庶人的道德不必求全責備。但同時儒家也認為利欲不可能成為道德的基礎道德自有其源頭。就此而言西方關於“經濟人”導致倫理的觀念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對中國來說是如此。按照儒家的觀點如果說“利”是先天的人性而“義”則屬於後天的習得。換言之道德與一個人的經濟和教育有關所以儒家才將仁、義、禮、智、信規定為士人的基本道德修養。

　　儒家固然有德治的主張但這個主張其實是針對社會中堅古代中國事實上很少有對全社會的道德強求如果有往往也都是虛偽的政權鬥爭標籤如晉朝司馬氏的“以孝治天下”結果是上層腐敗至極皇室兄弟相殘。民間社會的道德約束實際上都是通過地方鄉紳的威望和表率並通過這些士人的示範效應維持著一種自發的道德秩序。而隨著士紳階層的被誣名化和被消亡，民間社會也失去了一種維持道德的主要力量。

　　在從今天的現實看要想重建社會道德規範首先是要建立起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就是權利社會。對於一個普通人權利與責任是對應的。沒有權利就沒有責任感權利越少責任感便越小對此不能責備普通民眾缺乏道德自律因為他們在生活中就未曾感覺過做人的尊嚴。因此保障公民權利擴，展公民社會，乃是今天重建道德的首要前提。

　　其次社會精英應當承擔起復興道德的責任而不能寄希望於底層。問題在於當今社會缺乏一個具有道德力量的精英階層以其示範效應促成公民社會。當民眾看到這些社會的中上階層都是如此虛偽墮落。他們又怎會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說教，如此看來要想復興道德路漫漫其修遠兮。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　　本版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歴史是精英的印记，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他们创造的。
但是，“精英”与“草根”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也不必然指待某群人，因为任何人都可能一时是精英，别时却是草根，决定因素在于其态度，智慧，及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