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个论：景凯旋专栏谁能担当起道德复兴的责任

本文转自 知道分子之景凯旋专栏
　　河南一个农民因种的萝卜销路不好，决定将其免费送给市民，结果闻讯而来的市民成群结队，顺带将地里其他蔬菜也摘走了，致使该农民损失惨重。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人们不禁再一次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就代表了世风日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这是一种从众的集体心理。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与其单独时不同，容易丧失理性和道德感。道德感源于人的群体性的要求，而这种缺乏道德的行为，恰恰又是群体性所造成，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因此这种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发生，但却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做下此事的，想必都是些普通市民属于草根阶层。这更坚定了我的一个观念，即同情草根阶层的生活处境，但不完全认同其价值观。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平民草根的价值，并视之为最正确的价值标准，就会导致民粹主义。（转者评：符合人道之价值观怎么可能来自缺乏教育缺乏思想的底层草根？）

　　民粹而且主义，自然是指社会精英分子的观念。这种思潮源于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阶层，他们出于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对金钱物欲的憎恨，认为卑贱者最道德，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其道德就越高尚。这种认识与20世纪的社会变革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这种思潮悖于历史事实，却满足了一些知识精英的正义激情。民粹主义就是媚俗。民粹主义者大都不是底层的人也不想过底层的生活。结果他们追求的社会平等并没有实现，社会不仅更加不平等，底层但求生活私利，不求正义的价值观却被放大了。

　　人性本无所谓先天的性善性恶，先天的人性只是自利，或曰自我保存的欲望（转者评：景先生这种思维甚类于满清之下汉儒“明哲保身”的思想写照）。性善主要是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后天的教养。儒家讲求习礼义，讲求士志于道，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代董仲舒解释道“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可见在儒家看来，社会的道德中坚不在庶民而在知识精英。

　　应当说孔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承认庶人求利有着合理的成分所以《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即对庶人的道德不必求全责备。但同时儒家也认为利欲不可能成为道德的基础道德自有其源头。就此而言西方关于“经济人”导致伦理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按照儒家的观点如果说“利”是先天的人性而“义”则属于后天的习得。换言之道德与一个人的经济和教育有关所以儒家才将仁、义、礼、智、信规定为士人的基本道德修养。

　　儒家固然有德治的主张但这个主张其实是针对社会中坚古代中国事实上很少有对全社会的道德强求如果有往往也都是虚伪的政权斗争标签如晋朝司马氏的“以孝治天下”结果是上层腐败至极皇室兄弟相残。民间社会的道德约束实际上都是通过地方乡绅的威望和表率并通过这些士人的示范效应维持着一种自发的道德秩序。而随着士绅阶层的被诬名化和被消亡，民间社会也失去了一种维持道德的主要力量。

　　在从今天的现实看要想重建社会道德规范首先是要建立起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权利社会。对于一个普通人权利与责任是对应的。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感权利越少责任感便越小对此不能责备普通民众缺乏道德自律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未曾感觉过做人的尊严。因此保障公民权利扩，展公民社会，乃是今天重建道德的首要前提。

　　其次社会精英应当承担起复兴道德的责任而不能寄希望于底层。问题在于当今社会缺乏一个具有道德力量的精英阶层以其示范效应促成公民社会。当民众看到这些社会的中上阶层都是如此虚伪堕落。他们又怎会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如此看来要想复兴道德路漫漫其修远兮。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历史是精英的印记，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他们创造的。
但是，“精英”与“草根”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也不必然指待某群人，因为任何人都可能一时是精英，别时却是草根，决定因素在于其态度，智慧，及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