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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法家 ;作者 翟玉忠
爲何清末大學者辜鴻銘能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臘文、馬來文等九種語言?
爲何胡適先生在十一歲時就能讀【資治通鑑】、【綱鑑易知錄】、【御批通鑑輯覽】這樣艱深的古籍?
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他們都曾受過中國傳統蒙學教育;高度推崇『中國私塾教授法』的辜鴻銘曾經這樣說:『學英文最好像英國人教孩子一樣的學,他們從小都學會背誦兒歌,稍大一點就教背詩背聖經,像中國人教孩子背四書五經一樣。』
相對於今天普遍施行的西式小學教授,中國傳統蒙學教育在很多方面顯示出先進性,尤其是在人文教育方面。其先進性主要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採用知識集約化的蒙學教材,二是根據一個人十五內部以前『多記性,少悟性』的思維特點,採用機械化記憶方法。
先說知識集約化的蒙學教材。
我國傳統蒙學教材素有『三、百、千』之稱,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他們被遍布全國的私塾用作基本的兒童啟蒙讀物,使中國偉大的人文精神薪火相傳,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於私塾被併入小學或主動關門,絕跡爲止。
這裡,我們以【千字文】爲例,考察一下蒙學教材的知識集約化特點。
【千字文】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蒙學教材,爲南北朝時梁周興嗣編纂。據唐人李綽【尚憶故實】所述,梁武帝命令殷鐵石在王羲之的書法中拓出一千個不重複的字,以供諸王臨摹。當把一千個字拓出以後,梁武帝又覺得『每字片紙,雜亂無序』,遂命令散騎侍郎周興嗣,將這一千個字編綴成合轍押韻並有意義的文句,周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足見寫作程度之難。
兒童學完一篇【千字文】不僅掌握了重要的一千個單字,還學習了豐富的天文、地理、歷史、倫理等知識,甚至中國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哲學方法也蘊蓄其中。【千字文】開篇即言: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雲騰致雨,露結爲霜。金生麗水,玉出崑岡。』
你看,就這麼幾行字,從宏觀的宇宙、日月星辰,到一年四季的轉換,再到金玉的重要產地,全包括在內。不僅包含著豐富的知識,還有優美的古文韻律,讀來朗朗上口,將知識性與藝術性近乎完善地統一了起來。
相對於今天的西式小學課本,【千字文】這樣的傳統蒙學讀物有如集成電路,把一個電路中所需的電晶體、二極體、電阻、電容、電感等元件壓縮爲爲一個有機的整體,而現代西式小學課本則還是電晶體、二極體、電阻、電容等獨立存在,二者簡直是兩個年代的產物。如果將【千字文】拆成現代西式小學課本,至少包括【語文】、【科學】、【品德】、【歷史】幾冊。
每當筆者看到小學生背著足以壓彎脊梁的書包,就想到【千字文】。難道我們學習了西方的教育,就要將自己好的東西也一併拋棄嗎?
傳統的不一定落後,現代的也不一定先進,將現代與進步聯繫在一起不僅是錯誤的,有時也是災難性的。
傳統蒙學教育第二個先進性體現爲它採用機械化記憶方法,強調讀熟背誦。
近代以來,這種教學方法被人爲地貶低了,特別是魯訊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被編入中學課本後,它甚至成爲所謂『封建教育』的壞典型。其中兩件事令人難以忘懷:一是魯迅問『怪哉』一蟲的事,老師竟然不作答;二是課堂上大家只是囫圇吞棗地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上九潛龍勿用』之類。
事實上,魯迅12歲至17歲都在故鄉的私塾三味書屋求學,正是這種符合兒童心理特點的教學方法培育了魯迅,使之成爲一代文豪,怎麼能說這種教育方法不好呢?幾年前,筆者曾訪問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有幸駐足三味書屋,深深感到魯迅的文學屬於紹興,屬於三味書屋。魯迅之所以成爲魯迅,不僅是因爲他曾留學日本,更重要的是深他受自己祖國和故鄉文化的薰陶——很難想像,沒有三味書屋,會有魯迅!
明末理學家陸世儀(1611~1672年)在【論小學】中談到十五歲以前兒童的心理特點時說,十五歲以前『多記性,少悟性』,故一個人一生所當讀的書最好在十五歲前熟讀,他說:『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歲以前,物慾未染,知識未開,多記性,少悟性。十五歲後,知識既開,物慾既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凡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歲前,使之熟讀。』
這是符合現代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的。根據神經外科專家的研究,兒童在九至十二歲之間,是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這一時期,如果學習一種語言,他們只運用大腦的左半球;如果同時學習幾種語言,他們就會利用大腦的右半球。顯然易見,這一年齡段讓兒童對熟記與當時口語相脫離的古代書面語言,是極有利的——或許他們還不能完全理解所背誦內容的真義,但這些內容已經爛熟於胸,十五歲以後悟性大發,正好成爲前進的資糧。古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朱熹【訓學齋規】也曾說:『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
我們可以將十五歲以前兒童的大腦比作電腦內存,這時想多裝些東西,內存可以不斷升級擴大。而十五歲以後,內存很難升級,再裝新東西,電腦運行起來就變得很吃力了。
『填鴨式教學』、『注入式教學』……,今天的全面接受西方教育的專家可以有一百個理由反對中國傳統蒙學教學方法,但中國人文素質的全面下降,似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筆者研究中國古典學術,深深懂得其中的冷暖。胡適先生在十一歲時能夠讀【資治通鑑】,今天的大學教授有多少人能輕鬆地閱讀【史記】、【漢書】這些文化元典呢?
筆者不反對在教育上學習西方,西方文明好的東西我們可以拿來,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以犧牲我們好的或更好的東西爲代價。如果學習西方的前提條件是中國文化的自我否定,那種學習西方的方式最終不過是買櫝還珠式的愚蠢行爲。
今天,痛定思痛,我們亟需復興傳統蒙學教育——不是因爲它傳統,而是因爲它先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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