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钭东星
世人盛言：汉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是孔子思想学派，故孔学禁锢中国思想界二千余年之久。现代学者每虚夸孔子在君主专制史上的独霸地位，以利打倒孔子，虽事出有因，终究查无实据。《史记》与前后《汉书》都极推崇孔子，详载其思想在汉代的真实地位，两汉廿六主，并无一帝独行仁道专政，更无禁绝其它各家之事。不独汉代，数千年国史只出现过残暴的法家专政，从无仁学独裁之怪事。统治天下乃君权，非文庙中的神主（只成都有文翁所建礼殿，琢石为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天下尚无孔子庙像）。史书只有表扬汉武“表彰六经”一语，未言“独尊儒术”。而汉之“儒”并非孔学专名，往往是文化学术的通名，与唐宋以后儒释道三教争衡之“儒”含义不相同。文化人喜借片言只语大发弘论，不问史实，以至欺世惑众，甚不足取也。
（一）秦汉之“儒”是经学专业，不特指孔子之“道”。古代世界，没有独立完整的单一思想体系，孔子是中国第一位“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家。一生只言志道崇德，博学一贯，朝闻夕死，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师徒行仁义论德政只为明“天地之生人之贵”，非徒诵经文之信徒，其道深广，非乡里以六艺教民之“师儒”可拟，故夫子从不自居为“儒”。自夫子没，精义绝，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以传六艺为业，“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或为卿相师傅，友教士大夫，或隐居求志，渐成专学，号儒者。儒之宗旨，亦在战国诸子争鸣中逐渐明确：道家扬言“大道废，有仁义。”法术权势家攻“儒以文乱法”，称先王说《诗》《书》，工文（六经文句）学，行仁义。先秦之儒是孔门后学群体，虽分八派，于夫子之道各有取舍与乖离，然思想旗帜仍鲜明，大略以学六经之文，言道德仁义者。
周末秦汉的历史巨变，加剧儒者的分化与转型（主要为由孟子转而为荀子）。战国至秦天下尚诈力争战，儒术安身立命之典籍从此残缺，以礼乐行仁义的历史土壤更被君主专制铲除，孔子之道无由得行。儒者用世，大抵唯有说经文作学术顾问与帮忙新朝建立尊君卑臣之礼仪二术。秦汉之“儒”，由行一家之“道”转型为学五经之“文”，用经文以文饰君权。故儒道沦为治术曰“儒术”，离质而徒“博学夫六艺之文”成“文学”，去礼双向调节“和为贵”之义只剩“尊为贵”之仪，此一礼学盛于其余诸经之学。凡此鄙儒谀儒，皆背孔子所教也，而为秦汉最得势者。如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功德”。淳于越谓博士“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荀卿弟子丞相李斯罪其以“私学”造谤，“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者，蠲除之。”其实谀谏双方同学《诗》《书》百家语，“别黑白而定一尊”的依据不在所学，乃在君旨：谀则官学法教，谏即非法私学（《史记·李斯列传》）。这一“法教”标准为百代帝君所祖，明违孔子之道。又如汉代“儒宗”叔孙通，本秦时以文学待诏博士，陈胜揭竿起山东，二世诏博士诸儒生问策，博士诸生三十余人曰发兵击，二世怒。叔孙通前曰：此特鼠窃狗盗，不足忧。二世喜，赐帛拜为博士，而言当击之儒生下吏治罪。史之“儒生”“博士”“文学”“诸生”，显然不过熟习六经的知识分子之通称，非孔子思想学派之专名。
后叔孙通博士与儒生弟子百余人降汉，待高祖患群臣醉酒争功，妄呼击柱，设个上下规矩后，乃说上曰：“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愿为朝廷起尊卑之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行于朝，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再无敢喧哗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虽为天子，无礼仪不足显赫，高祖始知儒之大用，诸生同赞“叔孙生诚圣人也”，太史公夸曰：“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赞道家语意贯通）有两鲁诸生鄙斥叔孙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叔孙讥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史记·叔孙通列传》）汉家儒宗，正孔子所恶之佞者。皆学六艺之文，谀为贵、谏为鄙，势若水火。司马相如赋《大人》言“列仙之儒”不足为帝王羡，师古《注》曰：“凡有道术皆为儒。”司马谈谓道家因阴阳、采儒墨、撮名法之善，亦非《老》《庄》之学可尽。刘向论定诸子各家皆“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总叙》），故《说文》训“儒，柔也（谓以文化民，非以力服人），术士之称。”秦汉之“儒”非孔子一家之道，明矣。
（二）汉武王权文化的创举，端在博士独尊五经（非崇孔），限于官学（不禁天下百家），用人仍旧杂取各家唯我所使。前三史各立《儒林传》，其事则但叙博士经学承传（非孔孟原儒之思想踪迹），“儒林”取义为：“儒，谓博士为儒雅之林。”（《史记·儒林传》·《正义》引姚承云）《汉书·艺文志》：“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后汉书》：“但录其通经名家者，为《儒林传》。”汉武以后朝廷官学之所谓“儒”，乃以五经博士为核心的经文专家之通名，非孔子思想学派之专名，至为明显。两汉开始今古文的长期学术纷争，各以所学争立为博士官学之正宗地位，不复如先秦诸子之争天下大道之邪正是非也。
孔子时代未言六经，夫子博闻择善，温故知新，学无常师，偶称《诗》《书》亦以证明“吾道”而已，思想绝非“宗经”，故以“哲人”自居（见《临终歌》）。儒者稽考了二千多年，至今不知“六经”定名于战国何时何人，因先秦读经未尝尊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内容各异，功用不同，是保存古代政治文化的丰富宝库，却非单一思想体系的系列丛书，是明白无疑的。博士始于战国君主的学术顾问，大约皆学六经，魏、齐、秦都有，位等文史星历祝卜之类，同属掌宗庙礼仪的太常，虽属学术人士，地位不显，亦不及思想家有影响力。
秦自商鞅变法即“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始皇帝更大肆焚禁天下《诗》《书》百家语，固不禁周青臣之类博士以礼学谀主也（近代学者据此曰始皇未尝焚经书，不顾《史记》矣）。秦末大乱后重建的汉王朝，典籍散失，学者流亡，朝廷学术文化几成废墟。高祖喜溺儒冠，称：“迺公居马上得之（天下），安事《诗》《书》！”（《史记》卷97）公卿大夫皆介胄武夫，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惠帝时始除秦挟书之禁。文帝虽好刑名之言而知收书，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解经说经之书），犹广立学官，为置博士。”（刘歆《让移太常博士书》）汉承秦制，博士虽立不用，未有进者，朝廷对五经与百家无所尊卑，皆置博士专学而不令专家治国，学术与政治分离，犹齐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之文化政策，比灭文与崇文都英明。故文、景两朝文化虽不算繁荣，朝野思想文化却宽松自由，所谓古风犹存。
“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汉武）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赵歧《孟子题辞》）“《论》《孝》《孟子》《尔雅》之类皆传记博士也，罢于建元五年（孝武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之时。”（钱大昕《潜研堂答问》）汉武罢《论》《孟》之类所有传记诸子博士，只留五经为官学博士，五经独尊，一切思想学术都一齐沦为附庸，这才是汉武帝历史性的创举！班固论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赞曰）五经（《乐经》已亡，实五而已）独尊，意味着君主专制从暴秦灭文，汉初少文至武帝而王权文化大盛，“炳焉可与三代同风！”六种古政治文化的结集，被推崇至极：“六艺（与孔子所教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有别）者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说为后世百家之思想总源（见《汉书·艺文志》）。致治之“法”就是全部文化的终极之“道”，道与法不分，从此笼牢国学二千余年而不破，然与孔子之道有间矣。仅几十名博士由诸子百家转而专经，何以有一统天下后世正统学术之巨力？靠一套文化教育与官吏选拔的社会体制推行：“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建元五年），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西元1——5年）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汉武诏立五经博士五年后，诏问贤良文学以何术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于是董仲舒出而对以“天人三策”，建议兴学校举茂才，以孔子为标准传经：“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近代因辨义利而攻朱子者，每以董生为倡大一统之罪魁，不知一统之权在汉武也。五经各有其学，一经又传出种种家学，经学繁荣产生章句繁琐，破坏大体，尊之若神而衍生出种种“纬书”图谶，“纬”本为辅“经”而东汉终于代经，朴实的五经遂半神半妖也矣。尊经求致治，而终乱天下，此又汉武君臣不及料者也。
汉武尊经后，孔儒的地位所以优于诸子各家，原因只在汉儒最善于以孔子附经骥尾。“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扬雄《自叙》）“《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疏》语）《论语》价值在说经：“五经之錧鎋，六艺之襟喉也。”《孟子》之功在：“盖所以佐明六艺之文义，崇宣先圣之旨务。”（赵歧《孟子篇叙》）《论衡》《刘向传》《说文解字》《中论》至《诗正义》诸书引孔孟之言，例作“传曰”非经云。孔子之道分明只是解经之“传”，非汉武所尊之“经”，低经一等。故《汉书·艺文志》首列《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略”，而后以《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为导读与工具书作附庸，次序俨然。孔子于经，自言“述而不作”，博学精思，别有“吾道一以贯之”迥出经外，才是夫子之思想学说，而不在汉廷独尊之列。汉清宿儒强将夫子曲说为经师，又借孔自重其学。传孔子说经之学者为汉人所谓“儒家”，地位与诸子各家相等，故《汉·志》入道、法、名、墨之流十家的《诸子略》内。《史记》《汉书》《淮南子》《盐铁论》评论儒道诸子之长短利弊，于儒毫不姑息，《论衡》有《问孔》十七事及《儒增》《刺孟》《艺增》等篇，桓谭言：“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按：实其父司马谈）皆有是言。”（《汉书·扬雄传》）从人君到学术界，两汉实无罢百家独尊儒之事。刘向《七略》排定的国学（实官学）档次分三层：最尊为五经（“王教之典籍”）——次为解经之“传”记（《论》《孝》与三礼、三传之类）—－再次为儒家等诸子杂说。西汉前期，诸子以道家势最盛，汉武后则言儒家“于道最高”（《汉·志》）皆作诸子比较，未尝讳饰鄙儒辟儒谀儒之过。“儒家独尊”，又从何说起！
（三）汉武用“儒”，要在其“缘饰”法令、“润色”王业的“文”化技术，不在乎思想学说。汉武比秦皇高明，懂得统治空前庞大的帝国需要各式人材，非任何一学可成。汉儒多比孔孟精明，知道五经由人解说，唯主所好，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守道笃学之经生儒士，汉武多弃而不用。如申公是传《诗经》的大师，帝问治乱，老学者对以：“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合孔子之教，却触帝之忌，以疾免归。董仲舒更是两汉首屈一指的鸿儒，对策屡为上称善。然为人廉直，学者敬重却不得在朝，先后出相江都、膠西两暴主，实欲害之。潜心研究以阴阳求雨止涝之书被人奏天子，视为讥刺，下狱几死，终身不用。辕固本景帝时五经（《诗》）博士，因廉直，亦不用。
汉武当了半个多世纪帝王，一生前后变化大，史无前例之举多（临死前二年自评一生“所为狂悖”），收罗的杰出人材之众为史所少见。本以武功名世，而史家偏突出他崇学好文之功。他为何尊经好文？没有比戆直的汲黯说得更透的。“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欲效尧舜仁政之类）。黯对曰：‘陛下内多欲（心贪婪）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史记》卷120）内多欲者犹需对外宣传仁义以包装私欲。如司马相如遗书劝天子仿古巡狩封禅，宣扬功德，帝命诸儒议其礼仪，五十余人数年不能定，因于经无据。最后武帝亲“自制仪，采儒术以文（装饰）焉。”（《汉书》卷58）班固举汉武朝公卿名臣廿四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上）“其犹所亲幸者”有俳优畜之的东方朔、枚皋，滑稽不经，形同西洋之宫廷弄臣（朔能以谐为庄，非比常人，此不具论）。帝所亲幸而艳传至今者为“言语侍从之臣”司马相如，其赋颂规模空前，既能令圣上“娱耳目、乐心意”（《上林赋》语），又可“润色王业”“雍容揄扬著于后世。”谀主得官之文有发扬大汉国威的历史意义（班固《西都赋序》）。故歌功颂圣之赋历二千年而不息，今人谓“文学自觉之始”矣。然而儒为汉用的最重要榜样，还数公孙弘：“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按：以前封侯皆军功，无文臣者）。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汉初叔孙通制朝仪明天子之贵而成儒宗，“诸学者多言礼”；汉武自弘为学官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一个成功榜样左右文化的力量，远大于学说本义，学者多不思。公孙弘少时为薛狱吏，年四十后乃学《春秋》杂说，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本是杂学非醇儒。对策百余人，太常评弘第居下，而天子擢为第一。武帝先后逐杀六丞相，独弘保位全身，成功不在其儒学（其《春秋》学远不及董生），高明只在谀术。《诗》博士辕固是其同乡，诫弘曰：“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汲黯尤常面触弘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孔子恶夫佞者，人主喜闻谀言，道固不同也；内贪欲而外仁义，以五经文饰专政，则其文自可用也。帝察其“明习文法之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史记》卷112）《索隐》：“谓以儒术饰文法（法令条文），如衣服之有领缘（领口花边）以为饰也。”君权专制的大袍，用儒术针法绣上五经花边，不就像德政仁道行天下了吗？这是汉武君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觉悟，故从汉至清称颂不休，至今余风遗韵未息。弘奏事，有不可行亦不肯庭辩，唯开陈其端（摆出几种方案），使人主自择。上以为其行谨厚，忠诚可靠，故居多事之朝而能成不倒翁。汉武最宠信的法吏能臣为张汤，儿时父屈他偷肉吃，汤掘地薰鼠得余肉，赃犯俱获，依律严惩，磔于堂下，父视判辞如老狱吏，大惊。后以办案严酷，上以为能，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列九卿。“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犹上纲上线）者；所治即（迎合）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严办开释唯上意好恶，法律文书都可引经据典，这就是以儒术缘饰刑法，表明天子向儒术好文学！孔子曾将“齐之以礼”“齐之以刑”作为鲜明对立的两条治民路线，至汉武而成为内法外儒、互为表里，一统于王权。故汉人言百家皆“务为治”，百学尽王教之“支与流离”，牢不可破，现代不少学者竟叹此王权大一统观念为超越一切学派局限也矣。
秦汉之“儒”是个依皇权复杂变化的知识群体，非单一思想概念。学者当探索真实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而非不问真相一味作概念演绎，以至欺世惑众。
汉武独章五经的历史后果，功过参半。有三事可说：
从政治体制讲，秦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机器，在实际运作中又以被废除的三代政教典籍为法，形成人类君权历史上极专制又似最文明的独特统治模式，故能绵延数千年，屡打不破；
从学术趋向讲，以“利禄”尊经的士大夫文化，使中国官吏有世界一流的文化教养，也使二千年国学少见先秦诸子自辟蹊径的独立思想，汉唐至清的儒学大师由宗经演为敬字，则学术繁荣、思想枯萎；
从民性习俗观，数千年最少变化：改朝换代不改靠天食力，学术纷争从未波及底层；安土安命，人伦亲情，勤力持家，懒得思考。上畏乱，下求安，上下皆以混世为人生。
孔子时“中国”人口也就千来万（毛估估）吧，可读的简编有十几册？至清人逾数亿，书多万倍，文化何其发达也！而求其颠沛造次必于仁有几？孔孟式有德之言又有几句？文彬彬而质瘪瘪者，汉武确立天下万事莫非“宗经征圣”之思想一统，大有关系焉。
尊儒之世，孔子像可以祭拜，夫子之志不可继承；“子曰”可以当经念，夫子之道不可真行——否则会大逆“君臣父子之礼”！这是汉清旧儒的常识，今天的专家却多不知。学问由活人做出，读者必须知作者是怎么活如何想的。才能解读“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可为偏嗜概念演绎者戒。
浙江师大老朽 钭东星于2004．1．大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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