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金尼阁：从一幅肖像画说起

找资料的时候碰到这篇有趣的文章，原文为英文，姑且试译出来博君一哂，有错漏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来源：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题目：耶稣会士金尼阁：从一幅肖像画说起

作者：Anne-Marie Logan 及 Liam M. Brockey

译者语：凡[]内的条目均为译者加注



第一节 画上的标注

      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下称大都会）的绘画及印刷部觅得一幅鲁宾斯[1]精心绘制的大型肖像画，画上呈现一位身穿中国服饰的耶稣会士。该肖像主要用黑色粉彩绘制，脸部用红色，高光处用白色，及少量绿色。在画面的左上方鲁宾斯用褐色墨水约略地画了一张该牧师的侧面像。鲁宾斯也用褐色墨水在该画的右上角作了注释，描述了这种服饰并解释了这件衣服在用色上的几种重要取舍：“注意到中国的学者并不如耶稣会士那样偏好穿黑沉色调的服装，惟有蓝色的镶边是两者都共通的。另外，中国人的服装并非只有单一颜色，而是随心所好地配色，但黄色除外，因为那是皇帝的专用色。” [2]

      在左下角我们能看到另一段鲁宾斯的注脚，但直到1999年该画作拍卖时才完全破译出来：“金尼阁，耶稣会士，画于一月十七号”[3]鲁宾斯并没有写下他绘制这幅画的年份，但我们现在知道是1617年。直到最近画中这位神父的身份才最终确认为金尼阁，他是一位出身法国都艾[4]的耶稣会士。1987年时艺术史学家Hans Vlieghe首先将这幅画与收藏在都艾卡特尔教团博物馆[5]中的一幅据信为鲁宾斯的画坊所绘制的油画扯上联系。该油画中的人物为一名传教士，在油画左下方的一块牌匾清楚标明他就是金尼阁。而牌匾上更记录了他是一位“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于1616年回到法兰德[6]，画于1617年，1627年逝世。”早在1953年，一位法国的耶稣会士Henri Bernard 就试探性地将这幅都艾油画中的人物和另外三幅绘画中的人物都指认为金尼阁，这三张画中就包括了大都会收藏的这幅。的确鲁宾斯的绘画和都艾的油画有不少相同之处：两者都描绘了一瘦小的人物造型，三角脸，尖尖的山羊胡子；而画中人所穿的中国服饰也几乎完全相同。而鲁宾斯的画左下角那个褪色的“Tricau…”更加验证了这个观点。

      这张大都会所收藏的画所描绘的华丽丝绸衣饰让人想起了利玛窦[7]的影响力，他是一位派往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于1601年到达北京。他曾指出耶稣会士所穿着的保守服装并未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因而建议所有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都应该改穿中国学者所穿的衣饰，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提升，好让他们更方便接触中国社会中的高层人士。而鲁宾斯这张肖像很大程度上用画面重现了利玛窦在1595年一封信中对中国服装的文字描述：“…穿上了中国学者社交往来时穿戴的服装…乃以紫色丝绸制成，衣服的下摆，衣领和边缘处均镶以一条蓝色丝绸制成比手掌稍窄的带子；同样的装饰也缝在衣袖处，是开阔下垂的，风格和威尼斯的服装颇近。有一条紫蓝色丝绸做的腰带系在衣袍的外面，所以衣袍本身还是很舒服和宽松地自然下垂的。”



鲁宾斯，《耶稣会士金尼阁中国服饰像》, 作于1617年。黑色粉彩及脸部少量红色粉彩，衣袖及领用蓝绿色粉彩，高光处少量白色粉彩，44.8 x 24.8 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99年购得



      金尼阁于1610年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有十八个基督传教团在中国运作了。于是他在1614年回到欧洲为未来的中国传教任务筹款以及召募新的传教士。他的旅行经历十分详细地记录在他的信件中，故此我们知道1616年尾至1617年初这段时间他在南尼德兰[8]一带活动。鲁宾斯一定是在期间见到了金尼阁，然后画下了今天这幅大都会所收藏的画。他们会面的地点可能是金尼阁行经的安特卫普[9]或布鲁塞尔[10]。时间大概在1616年十一月至1617年二月间，抑或更详细地说，用画家所记录的：1617年一月十七号。

      金尼阁来到南尼德兰的时机对于鲁宾斯来说实在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们从一张1616年七月19号的收据得知鲁宾斯当时正受布鲁塞尔耶稣会学院所托，在筹划罗耀拉[11]和圣方济[12]的巨型画像（圣方济在1541年受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委派前往亚洲传教，但没有到过中国）。布鲁塞尔的委托应该是鲁宾斯想了解耶稣会士在东亚生活细节的其中一个原因。而金尼阁在穿梭欧洲各地期间所得享的盛名也必定令鲁宾斯更加想见到这位人物。从1616年尾到1617年初这段时间，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士开始和鲁宾斯讨论有关罗耀拉和圣方济这两位耶稣会创会教父的画像的细节，以及应如何安放在他们圣查理勃罗美奥教堂的圣坛上。两幅画像分别命名为“罗耀拉的奇迹”以及“圣方济的奇迹”打算轮流在教堂里展示，并且在罗耀拉和圣方济封圣之前的1622年就完成了，鲁宾斯显然从那些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士口中听说了金尼阁游历中国的事迹。

      目前我们知道有四张相类的画作出自鲁宾斯之手，其中三张（包括大都会这张藏品）的人物都是穿着中国服饰的，还有一张是韩国服装。在三张中国服饰之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一张现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尽管这张和大都会的版本大同小异，但是缺少鲁宾斯的注解以及在传教士衣服的下摆处有更正过的痕迹（而不是修订），显示很可能是大都会版本的复制品。第二张现藏在一个私人展馆（纽约的Pierpont Morgan 图书馆，之前为Ludwig Burchard所有），虽然一般认为画中人是金尼阁，但亦有学者Felice Stampfle指应为另一位传教士及科学家邓玉函(1576 - 1630)[13]。Stample认为鲁宾斯可能和邓玉函有联系，因两人都认识一位叫Johann Faber的医生，而该医生在1606年曾在罗马为鲁宾斯治病。



鲁宾斯画坊，《金尼阁》，大约作于1616年。油画，220 x 136厘米，法国都艾卡特尔教团博物馆藏



       对于鲁宾斯来说，画这些肖像画最主要是用以研习外国服饰。他的习惯是在观察中每当遇上他感兴趣的部分，便会直接在画作上以拉丁文注解，就如大都会的金尼阁像。鲁宾斯至少有一次在绘制其他作品的时候引用了韩国服饰这幅习作（现藏洛杉矶J. Paul Getty 博物馆）。“圣方济的奇迹”油画中，仰望圣方济的其中一人即是穿戴韩国服饰以及帽子。鲁宾斯所画的传教士人物中只有这位韩国传教士是亚洲人，他很可能是被耶稣会吸纳入教的朝鲜人，并陪伴金尼阁回到欧洲。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这幅现藏大都会的金尼阁像曾被认为是出自范戴克[14]之手而非鲁宾斯，因画的右下角有这样一条注脚：“一幅范戴克作品”，而话框上更注有“一名暹罗外交官，亚美尼亚人，由范戴克绘制”这样的标语用以辩解上述的注脚。关于这幅画的作者身份之争早在1814年就开始了，当时这幅画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Van Eyl Sluyter画廊。在当年作为鲁宾斯的原作以3佛洛林币[15]卖给Christiaan Josi，十年后一名叫Hudson的收藏家（不是Thomas Hudson[1701 - 1779]）从De Haas画廊以5佛洛林币购得，当时又被标签为范戴克的习作。然而画面右上的注解是出自鲁宾斯之手无疑，画于1617年一月十七号。如非作于金尼阁路过安特卫普之时；便是在鲁宾斯至布鲁塞尔旅游碰上金尼阁，因今日我们从金尼阁一封写于1617年一月二号的信知道他曾在此地停留。



第二节

金尼阁的逝世与“消失”

      金尼阁神父的遗体是在清晨被一位来唤他去做早弥撒的仆童最先发现的。根据他逝世后不久的一份记录看来，金尼阁在凌晨四时曾向一位他的上级忏悔，然后就回去自己的小室冥想，并说在去礼拜堂做弥撒之前都会一直跪在基督受难像的面前。到了早上，礼拜堂的人们等不到他出现时，那个负责布置圣坛的仆童便去找他，但是敲门也没人应，仆童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发现神父“在受难像前，脸部紧贴地面，一动不动地，毫无生命的迹象。”仆童连忙去通知别的神父，众人赶来，随后确认金尼阁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很快在杭州的基督教社区传开来，这个美丽的中国南方著名城市中很多市民纷纷到教团来吊唁。前来送殡的人连同耶稣会士一道痛惜金尼阁的消逝，并追思金尼阁生前的种种美德。但是，多亏他的上级和少数几个目击者千方百计的掩饰，这件发生在1628年十一月十四号的悲剧——金尼阁 的自杀，在沉默中被慢慢遗忘，在后世几乎已无人知晓其真相。

      沉默总是难以强行维持的，但这次参与掩饰的人却十分成功；仅仅有一份文献约略提及到金尼阁“可耻”的死亡。Andre Palmeiro，一位负责调查金尼阁死因的耶稣会士，在事发一年后写给他上级的一封信的末尾用暗语提到金尼阁的真正死因，该暗语被他的收信人破译出后意为：“金尼阁神父是上吊自杀的。”Palmeiro当时刚刚受命完成了中国之旅，在信中他向上级反映“已努力地深入调查这件不寻常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其他神父都不懂如何解释。”这位调查官最后只能用“这背后必定有邪魔在作祟”作结。然而另一位负责听取金尼阁告解的牧师，郭居静神父[16]却说可能“shang-di”[17]才是夺去他性命的真凶。这种说法就不免又带出在华耶稣会士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他们应否允许中国受洗的基督徒继续用他们古老语言中的“上帝”去指代基督教的神“God”？这样做于基督徒看来是否在鼓励异教信仰呢？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因为基督教的传教士始终坚信他们所传递的宗教信息是在任何文明中都是万能适用的。金尼阁也是这种说法的坚实信徒，所以他穷一生精力努力企图将基督教圣经中的内容和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记载联系起来，尝试将两者用同一种历史观去解释。最终这种寻找东西文明间隐秘联系的努力失败了，也使他彻底绝望。

     也因为金尼阁的绝望，才令众人觉得必须对他的死绝口不提。首先，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如自杀，会被视为最悖逆的罪行。人人都记得但丁提过的那句话：“自杀的人必将进入第七层地狱。”十六世纪晚期至十七世纪早期生活在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期间的人，无论男女，无论在告解还是布道时，都会被提醒“因绝望而自杀的人，是对信仰的最大反叛。”为了打消一些信徒自杀的念头，牧师和听取告解的神父经常都要提起上帝的审判：如质疑上帝的权威，必受《神曲》中描述的可怕惩罚——永远困在一株盘根错节的枯树上，在呼啸的风中为自己的命运恸哭。当时的人认为一般的平民自杀已经是可憎的事，如牧师自杀，更是可耻。

      必须掩饰这个真相的第二个原因是，金尼阁乃耶稣会的成员。1640年，耶稣会建立尚不足百年时，已经成为天主教势力中最重要的一支，也是近现代欧洲信仰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致力于教育，城市布道及乡间传教等方式，加快了当时社会风习的“重建”。他们的注意力不止于欧洲这片基督教的固有领土，更锐发至非洲，亚洲，美洲等“新发现的”地区传教。凭著这种精神，一些曾在中世纪十分成功的教团如方济会及道明会都被他们赶超。和这些老旧教团受各种教条，习俗和责任所规限不同，耶稣会的创会教父：罗耀拉和圣方济则是自由地制定新规章和行动方向。当然，伴随这种机遇而来的是危险。在强劲对手的地盘上活动——暗示著有意从宗教和影响力上取代对方——也就制造了一种气氛令每一个教团都极端重视自己的声誉。再者，罗马天主教的领导者在反宗教改革期间非常热衷于对他们的新教敌人口诛笔伐。对于生活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人来说，创新必然导致危险。踌躇滿志的耶稣会，吸引了富豪和权贵的注意，在荣誉和丑闻之间找到了平衡。为了维持和确保这种优势能够延续，耶稣会无时无刻不在维护他们的形象，以免他们的对手有机可乘。

       甚至还有第三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才能解释为什么要如此严防金尼阁自杀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基督徒在当时称为“上帝的羔羊”，而芸芸数千名不辞劳苦且满腔热诚的牧师离开欧洲，远赴当时已知世界最边远的角落传教，就是要增加这“羊群”的数量。金尼阁不单止是这众多传教士中的一员，他更代表了当时耶稣会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是他首先将中国带回了欧洲。

      1557年出生于都艾，一个当时属于西班牙尼德兰，位于今天法国北部的城市，金尼阁十八岁时加入了耶稣会。修读完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哲学，神学，宣誓成为牧师，又花了差不多十年在南部低地（今比利时）当一名人文学教师之后，他终于争取到成为一名前往“印度区”工作的传教士。而他受委任的是中国教区（1582年由一群意大利传教士[18]建立，当时被誉为耶稣会最大的成功），及日本教区（1549年由圣方济亲自建立）。虽然在当地工作的教友所记载的这些封闭国度使当时欧洲对东亚的印象笼罩着一片阴影，这些教团作为第一批学汉语，向内敛的中国精英传授先进学问的西方人，还是在明帝国想方设法取得了尊贵的地位。然而凭借学识和外交手段在日本传教则见效甚浅：数千名日本基督徒正为如何避免德川幕府的杀戮而一筹莫展，这些新冒起的军阀在1600年的战争中赢得了全国霸权，当时正为取得最终统治权不断剪灭潜在的敌对势力——包括任何耶稣会成员。得知日本的耶稣会已孤立无援，求救无门后，中国的耶稣会决定派出一名成员回到欧洲汇报在日受难基督徒的坚贞事迹。而这名成员，金尼阁，的真正任务是令欧洲明白单日本一国并不代表全亚洲，中国才是东方文明的真正心脏。[19]

      金尼阁看似最适合接受这件艰巨而敏感的任务。在中国教区的主管看来，金尼阁的年纪和教学经验让他有足够谨慎的判断力去完成目标。然而他回去罗马之前并未和日本方面的耶稣会沟通过，这次旅程相当于公然对耶稣会海外事务的越权干涉。但对于缺少人力物力的中国教区来说，这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事了。选金尼阁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身体尚算健康，对于十七世纪艰险的航海旅行来说是必须的。按照耶稣会内部的说法就是，来自北方健硕的荷兰人和德国人在远航期间更能经受各种折磨，远比他们的葡萄牙，西班牙或意大利教友为佳。还有一个选金尼阁的原因就是他通晓汉语。在为中国教区服务的众多双语传教士之中，金尼阁的语言天赋是特别突出的。他之后更写了一本专门教刚到达中国的菜鸟传教士汉文语法和词汇的书。虽然他在1613年起航回欧洲之前仅仅在中国工作了两年，但中国教区的主管已经坚信金尼阁能向欧洲作传教成果的最佳展示——并由此获得更多欧洲天主教的资助去扩充中国传教事业。

      负责策划这次行程的主管龙华民[20]告知金尼阁此去欧洲的目标群体并非其他教士或平民，而是重点向王公贵族赠送中国带回的礼物以争取支持，另外也带去一批蕴含古老智慧的典籍向天主教中有领导地位的学者（当中多数是耶稣会成员）介绍孔子思想。除了耶稣会士平时穿的一件纯黑色的袍衣之外，他也带回一件丝绸制的儒服，即利玛窦当初建议所有在华的耶稣会士都应该穿的款式，用以塑造高贵的身份地位，虽饱受争议，但毕竟 成功接近并融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金尼阁带上所有这些货物，外加远东的第一手新闻和对教区运作的评估，从葡萄牙的海外领土澳门[21]出发，航至印度的果阿，再往波斯湾的霍尔木玆。从那儿开始他上岸走陆路，花了四十天横跨新月沃土，从今天伊拉克的巴士拉直奔叙利亚的阿勒颇。长达一年的行程最后部分他又再次上船，从黎凡特[22]航向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一段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航程，来到意大利，他的目的地已在咫尺——永恒之城罗马。



《耶稣会士金尼阁中国服饰像》细部



       在罗马金尼阁立即成为了抢手的公众人物，因他带来的远方新奇事物正好符合这些文艺复兴晚期的罗马人对异域风物贪得无厌的胃口。要说欧洲人对于这位东去归来的传教士有多惊异，只要看看鲁宾斯为他画的金尼阁像就明白了：身穿中国风格的华丽服饰，奢侈得对于一名立志安于贫穷的宗教人士来说已接近羞耻。而他所带回来那些凝聚了千年东亚文明精华的物件和文献更让欧洲众多学者大开眼界：一个远居世界另一端的文明，从未接触或耳闻欧洲的文化，学说及宗教，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发展至如此成熟的境界？这些远方人种的学术传统从何而来？再者，如果他们真的如此伟大，为何从未尝试踏足西方的土地？以上所有问题的争论恐怕要不断困扰欧洲的文人学者，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西方的技术革命才把这个模糊而宏伟的中国印象打破。金尼阁受命将关于中国社会及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记录编印成书，也在1615年付诸实践：利玛窦用拉丁文写成的日记总编《利玛窦中国札记》顺利出版。

       该书风行一时，由金尼阁整理修订，主要是描述耶稣会士最初如何在中国展开传教工作，在他巡游欧洲各国的期间陆续付印。此行花了四年时间，他从罗马出发，先到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然后穿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南部（天主教势力）德国，再去荷兰，访问了那里的权贵及寻访中国传教团的新力军。在穿越已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时，金尼阁也成功从该国的王室争取到足以维持未来数十年中国教区运作的资金。在访问各地的耶稣会学院及修道院时更得到大量学生争相报名加入传教士行列。对于耶稣会及其支持者来说，足有整整一代人的印象中金尼阁就是中国教区的代表，他是传教团光荣的化身，把这些耶稣会在远方开疆拓土的先锋形象化成经年不衰的重要影响力。当然他还有更重要的目标，在欢呼声中游历西班牙及葡萄牙之后，他认识了更多关于欧洲的风物——这样他不止把中国带回欧洲，也能把欧洲更全面地介绍给中国。

       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向果阿启航，这次旅程对于他来说应该算大丰收了。现在他手下有了大量新加入的传教士随行前往中国教区帮忙；可观的资金用以扩充中国传教任务；从各地收集来的圣物用以增强中国受洗基督徒的信念；还有大量书籍，由教宗及各国王室捐赠，金尼阁希望借此来折服那些中国学者——他们一向确信只有中国的治学传统才是正宗。他也带了不少礼物准备送给同情耶稣会的官吏及明朝皇帝本人，希望籍此换取朝廷对耶稣会这群“泰西学士”采取更宽容的态度。这些西方文明的馈赠包括了天文望远镜，棱镜，时钟，以及一些专为博取权贵欢心而设计的新奇小玩意，这些 礼物将为他及他在中国教区的同事在工作上带来很多便利。1619年他到达澳门，极大鼓舞了中国教区的士气。很大程度上是金尼阁返欧之行的成功才保障了中国教区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顺利延续。须知当时在中日两国都曾出现要扑灭基督教的风潮，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都对他的努力心存感激。

      然而，有两个问题仍待解答。那些选择了金尼阁去欧洲筹措物资及宣传的耶稣会高层有设想过此人将会自杀吗？再者，像他这样一个在中国，印度及欧洲都如此出名的人物自杀了，怎么可能完全掩饰起来？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必须去翻查一批记录了早期牧师心理状态的文献。然而要解答第二个问题，就必须思考为何早期耶稣会对金尼阁的官方宣传文献中只有少得可怜的赞颂。

      要查探中国教区的高层是否事先知晓金尼阁不稳到危险程度的心理状态，就要从那些由耶稣会代代相传的个人纪录着手。罗耀拉在建立耶稣会之初为了保证未来每一代教士都正直能干而构思了一套复杂的内部人事管理系统，完善得足以让他成为“管理学圣人”。这种制度甚至连今天的工商管理人员都为之叹服：所有耶稣会的管理分部必须每三年一次 对每一名人员做操行评估，然后送往罗马的行政总部复核。审核官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基本资料（姓名，年龄，健康，学历，年资，职位）和更为主观的评价（智慧，判断力，谨慎度，经验，文学修养，性情，天赋）。有了这些资讯中央决策层就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应该派谁往哪里担任什么工作。

      第一批对于中国教区神父的评价甚至可能是金尼阁亲自带回罗马的。1612年龙华民写了一封密函给耶稣会的最高主管Claudio Aquaviva，上有“亲启”的字样，因为里面记录了龙华民辖下每一名中国教区牧师的强项与弱点。他对于金尼阁的评核是写在一份附录上的，显示出龙华民对于金尼阁性情的精辟洞见。虽然他赞成金尼阁是一位“谈判高手”，足以应付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草芥——尤其是法国，法兰德，德国那些对耶稣会慷慨解囊的权贵；同时也通晓汉语和欧洲各国语言，龙华民还是指出了金尼阁的缺陷：“总结来说，”他在致主管的信上写道，“他非常暴躁，性情刚烈且易怒。”除了性格不稳定之外，此人说话也“不懂圆滑”，经常多管闲事。龙华民亦肯定了金尼阁的的虔诚和自信有助他完成所托任务。权衡利弊，信中以建议性的口吻作结：“之后的事就交由时间去定夺吧。”

      对于金尼阁心智是否稳健的担忧也在及后的评估中提到。他回到中国安顿下来后很快重新投入日常工作中——传教，忏悔，教学，驱魔，与佛教和道教对抗——金尼阁的上级也如常慎密地观察他，就像他们观察其他传教士一样。一份写于1626年的报告——仅在金尼阁自杀的两年前，就指出金尼阁的“健康状况反复无常”，但当时还认为他尚算茁壮。他的智慧，判断力，教学效率，和基本经验几个部分都有“良好”至“理想”的评分，但审慎程度被打上“良好，然而有时不稳定”的标签。他的性情评价也不算最佳；虽然整体上都不错，但有时显得“优柔寡断”和“暴戾”。基于这些特征，金尼阁的上级阳玛诺[23]去信耶稣会高层指出此人还是比较适合执行一些基本的牧师职务，写写书，参与一些文职咨询工作，例如去解读一块1620年代在西安出土的记载了唐朝基督教历史的石碑[24]及为其宣传。阳玛诺并不赞同再委托金尼阁做一些繁重的职务，例如升任为某个教站的主管。根据金尼阁的情况，耶稣会的决策层可能命令他必须和其他牧师一起工作。的确这也成为他的主管为他做出的安排，自从1626年后，金尼阁就一直和三名牧师一起驻守在杭州，这三名牧师都是中国教区中经验最老到和熟练的，他们也受命要和其他牧师尽量多接触。

       尽管事先觉察到了他那些令人担忧的特征，最终他的同事还是没能阻止他自杀。然而，他们在金尼阁死后遏制其自杀丑闻流传开去的掩饰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否则金尼阁在欧洲为耶稣会赢得的声誉和利益就要付诸东流了。要掩饰他的自杀，没有比利用耶稣会管理层本身的影响力去吹捧他成为一个勇敢的传教英雄更有效的了。这首先是从仍留在杭州的那三位牧师开始的，尽管他们发过的誓言促使他们向上级报告真相，从阳玛诺上报到教团的检查官Andre Palmeiro，但仅此而已，三人并没有向耶稣会顾问团以外的任何人说起过这事，所以知道真相的不过顾问团的几人。而中国遥远的地理距离也避免了消息太快传回欧洲。更有甚者，这消息甚至连澳门那边都不能知道，因为那里有很多多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士兵及官员，他们或许会把这新闻漏给马尼拉或果阿的耶稣会劲敌，然后一直传回里斯本，马德里，巴黎和罗马。这代表阳玛诺和Palmeriro必须严令他们教团所有人对此事三缄其口，无论对外部的咨询者还是欧洲方面耶稣会的通信，都必须小心处理。从那时起启动的严格审查制度令送往澳门的年度报告[25]中丝毫不提这消息的真相，令丑闻的扩散得以堵截。最后送到葡萄牙的书面报告只是向欧洲的见习传教士宣传了一个了“官方”的故事：一位生前充满仁慈和爱心的耶稣会士，勤勉而谦逊地为所有基督徒奉献奉献，最后神秘地辛劳而死。

       虽然最终金尼阁死亡的消息还是辗转传到欧洲，并在十七世纪各部欧洲出版的编年史书中陆续有记载，所有细节却都被模糊了。与早期耶稣会文献中冗长地发表一些教士死亡的讣告不同，尼阁的死显得不受重视。比如说一位曾和金尼阁在杭州共事的神父谢务禄[26]，在他所著的《大中国志》中出人意表地把这段往事完全忽略。其他中国教区的牧师在各自的记载中都把金尼阁的死轻轻带过，可能因为所有关于这段往事的书面记录都被下令销毁。在金尼阁死后十五年负责修撰中国教区历史记录的Antonio de Gouvea指出，原始记录存档可能曾遭删剪。有关金尼阁的讣告显然比其他教士短得多，并仅仅提及了他的品德，学术贡献，欧洲之行，及“因意外”而死。“金尼阁的事迹本应大篇幅记载”Gouvea写道，“但我手头的资料几乎都不提他。”然而，有关这宗丑闻的传言似乎最终还是流出中国散播到欧洲。举例说，送往罗马的金尼阁死讯上附有一份声明，写于金尼阁后四十年，由一群根本和金尼阁素不相识的传教士所作。这些写手——包括Gouvea，可能仅仅在金尼阁访问葡萄牙易科达[27]的耶稣学院期间听取过他的演讲——在声明中却交口称赞金尼阁的德才兼备和拯救异教徒灵魂的不遗余力。这最后的歌颂，有效地压制了那些可能威胁到耶稣会声望的质疑。

       沉默，的确是对金尼阁自杀案的最有效埋葬。然而对于那些认识他本人——而不仅仅是通过官方宣传认知他伟大形象那些人来说，沉默是远未能满足的。他们想知道原因。不过答案却和大多数自杀案的原委令人费煞思量一样，并未在记录金尼阁生平的文献中见诸笔墨。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思考的话，人们倒会发现金尼阁饱受苦恼的精神状态极可能已令他患上躁抑症，这类病例的患者性情大起大落，很多时候会令他们误认为只有自杀才是唯一出路。Daniello Bartoli，一名十七世纪中后期的耶稣会历史学家，推测金尼阁“不屈不挠地过度思考”加上心力交瘁导致他的如此收场。在他长篇的中国教区史中，参考了很多最敏感的官方文件，Bartoli可能是当时最接近真相的人。用小心翼翼却带点推托责任的语气，他宣称“因不断为shang-di这个饱受争议的词汇辩护而绞尽脑汁，[金尼阁]最后神志失常而猝死。”可能这已经是最好的诠释了。的确，要从儒家经典中勉强找出“shang-di”和“God”之间的联系，试图说服受洗的中国人他们那古老的神衹“ shang-di”，意为“上天的主”，就是基督教的“God”，很可能令金尼阁最后不支发狂。在检查官Andre  Palmeiro写给耶稣会高层那封用暗语记录了金尼阁自杀真相的信件中，他评价到“恶魔”一定对金尼阁这类“研究”重重有赏，然而信就此打住，并没有进一步引用“上帝的审判”，至少他可以放心地说以后也不再会有这类丑闻出现了。



《耶稣会士金尼阁中国服饰像》，彩色校正版本



Liam M. Brockey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助教



[1]：鲁宾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一位德国出身的比利时画家

[2]：注释原文：nota quod color pullus non est / peculiaris Sinensium litteratis sed / Patribus S Iesù exceptis tamen fascijs / ceruleis quae [括号中的字被删除] ceteris [que] communes sunt / Sinenses porro vestis colore non uno / sed quovis promiscue utantur. / Si unum reserves flavum scilicet / qui proprius est Regis

[3]：原文：Tricau… Soc. Jesu / delineatum / die 17 Januaris （Tricau…可能是Tricaucio，金尼阁的拉丁文名）

[4]：都艾(Douai)是法国北部一个城市，历史上曾被西班牙占领

[5]：都艾卡特尔教团博物馆（Musée de la Chartreuse de Douai）前身为卡特尔教团的一个修道院，法国大革命时被辟为军用设施，二战期间因空袭受损，1951年被市政府买下改建成博物馆

[6]：法兰德(Flanders)为都艾所在的地区，介于今日法国与比利时之间

[7]：Matteo Ricci (1552 - 1610)

[8]：南尼德兰(Southern Netherlands)，一个历史地区，大致位于今天的比利时一带。

[9]：安特卫普(Antwerp)，一个比利时商业城市

[10]：布鲁塞尔(Brussells)，比利时首都

[11]：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 - 1556)，宗教改革人物，与圣方济同为耶稣会创办人。针对当时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改革派摒弃教宗的权威，罗耀拉主张维持教宗的权威，然后从内部变革，从而成为天主教圣人

[12]：圣方济(St. Francis Xavier , 1506 - 1552)，到过印度，日本等地，并决心访问中国。但因明朝中期的严厉管制不获入境许可，他千方百计去到广东近海的上川岛，又买通了一些中国商人准备偷渡入境，但商人背信，之后圣方济患上疟疾，死于岛上，未能达成访问中国大陆的心愿

[13]：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 - 1630)，为德国传教士，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好友，1618年随金尼阁远赴中国传教，并传入天文望远镜

[14]：安东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 1599 - 1641)，是一位比利时画家，服务于英国王室，为查理一世及其家人绘制了很多宫廷画

[15]：一佛洛林币(Florin)约等于7克黄金

[16]：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 1560 - 1640)，意大利传教士，曾与利玛窦一同于北京传教

[17]：“shang –di”原文如此，即汉字“上帝”。英文中上帝为“God”，但此处用汉字拼音，因明朝时及之前的中国“上帝”意指儒教及道教中提及的最高神“昊天上帝”，用中文的“上帝”去指代基督教的God实为利玛窦首创，他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传教成功，就必须和当时主掌朝政大权的儒教融合，所以有意将儒教的“上帝”和基督教的“God”神格一体化，以减少传教时若用基督的神去取代中国人的神所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矛盾。历史证明利玛窦起码在“融合”这一点上十分成功，今天在中文的语境中提起“上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基督教的神“God”而不是儒道的“昊天上帝”了

[18]：建立中国教区的意大利传教士即利玛窦等人，金尼阁曾亲自为其整理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他在中国活动的细节以及明末中国社会的风俗

[19]：由于日本教区早于中国教区成立，故当时中国教区实际上为伴随甚至是从属于日本教区来为耶稣会所管理的，金尼阁的目的是说服欧洲让中国教区独立出来

[20]：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o, 1559 - 1654)意大利西西里岛出身的传教士，1597年来华传教，活至满清年间才病逝

[21]：原文如此，但实际上明朝时澳门受明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共同管辖，在澳门的中国人事务要送交邻近的香山县令审理，而葡萄牙人事务则由当地的葡萄牙总督过问

[22]：黎凡特(Levant)：泛指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至埃及之间的一片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等

[23]：阳玛诺(Manuel Dias, 1574 - 1659)，葡萄牙耶稣会士，1610年到达中国传教

[24]：这里说的石碑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25]：因澳门教区是中国所有天主教区中最早建立的，故之后建立的其他教区都要以澳门为中心定时报告近况

[26]：谢务禄(Alvaro Semedo, 1585 - 1658)，又名曾德昭，葡萄牙传教士，1613年到达南京传教

[27]：易科达(Évora)，葡萄牙中南部城市



同场加映：文章中提到的其他物件



金尼阁带回欧洲的利玛窦儒服，现藏于意大利马切拉塔艺术学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acerata)



鲁宾斯《韩国人》(Korean Man)，粉彩，画中人应为伴随金尼阁回到欧洲的朝鲜天主教徒



鲁宾斯《圣方济的奇迹》，油画，画中正在布道的黑衣人为圣方济，中间仰望的黄衣者应为参考上图《韩国人》而作



《圣方济的奇迹中》参考了《韩国人》的黄衣者细部

从西方的角度了解过去的华夏具有客观的一面，也极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