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7《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向季孙氏诋毁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季孙氏即使被公伯寮惑乱心志,我的能力还是能够在朝野内外发挥作用。”孔子说:“道义要是能够施行,那是天命所定的;道义要是将要衰败,那也是天命所定的。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公伯寮亦是孔子的弟子,向季孙氏诬告子路。据说跟“堕三都”有关。可能由于公伯寮诬告,有可能使得孔门和季氏之间达成一致的政治举措被破坏。鲁国大夫子服景伯于是来向孔子通报,说就算是季氏被公伯寮动摇了心志,他仍然有力量在朝野内外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所谓“肆诸市朝”也不见得就是要把公伯寮处以极刑,抑或是指季氏作乱的家臣。如果公伯寮之恶当处以极刑,不可能让他还在孔门七十二贤人中位居第二十四位,直到明嘉靖年间才被开除出孔庙。子服景伯可能是向孔子表示自己能够通过自己在朝野影响,助孔子一臂之力,还子路一个清白或使原来的计划得以继续。 也正是因为子服景伯的鼎力相助,使得孔子更加感到天命难违,显然他把子服景伯的支持视为天命使然,能够得到朝野的支持也是天命使然,所以一个小小的公伯寮无关于大局。如果此事真的与堕三都有关,成功与否实质上取决于鲁国国君势力、三桓势力、家臣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力量博弈和政治斗争的结果,以及朝野之间态度和立场问题。然而作为站在国君立场上的孔子与季氏之间相互的信任本来就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成也罢,败也罢,都不是由公伯寮这样一个小小人物所能左右的。 孔子的天命思想,往往并不是单纯强调上天的意志,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的观念在当时也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孔子的天命思想里天道和人道是没绝对区分的。否则他也不会说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之类的话来。孔子作为政治人物,往往能够洞察时局,把握其中的规律并有所预测。所以,孔子说的“命”往往有“必然的规律”的含义,其实有时也相当于老子说的“道”。而孔子说的“道”,则相于正义、道义。所以实际上孔子是说:“正义将得到实行,是道决定的,正义将被废止,也是道决定的,公伯寮拿道有什么办法呢?” 14.38《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说:“贤者开辟天下,次之开辟疆土,再次之开启先河,再次之开创学说。” 通常“辟”均解释为“避”,指无道则隐,不可则止之意。所以一般本章解释为“贤德的人遇到乱世会避开,那差一点的人遇到是非之地会避开,再差一点的人看到别人的脸色不好会避开,更差一点的人听到不好的言辞会避开。” 之所以通常这样理解主要是因为在《微子》一篇中,有如下一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里一章里提到“辟人之士”和“辟世之士”,一般均是理解为“避开”,认为“辟人之士”就是逃避君王的隐士,“辟世之士”就是逃避世间的隐士。问题是这里出现的两位隐士的名字很奇怪,一个叫长沮,一个叫桀溺。沮者,一般指低洼积水的地方,溺者指一般指浅水淹没的地方。长者,指一个人很高大,桀者,指一个人很魁梧。似乎有两个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在一块积水颇深、泥泞不堪的洼地从事农活。而且文中的对话特别令人费琢磨。这种隐晦古怪的文风在《论语》中是很少见的,倒是很接近庄子寓言怪诞的风格。然后孔子偏偏又是找这两个“水性”十足的人问渡口。然后人家似乎在回答,如果是鲁国孔丘还会不知道渡口在哪?继而人家话里有话的说:“浊浪滔滔,天下无处不是。你问渡口,又能渡到哪里去呢?谁又能改变它呢?”似乎是在说:“孔子离开鲁国,不过是逃避恶人罢了,但是天下到处都是这样,又能逃到哪里去呢?”然后又继续对子路说:“你与其跟着他,还不如跟着那彻底远离尘世的人。孔子听后则说:“鸟类和兽类都不可相互同群,我不是与人为伍,还是与谁。天下依然有人伦之道,我孔丘不能改变它。”通过这一章,我们可以知道隐士往往分为两类,一类是彻底的悲观厌世,看破红尘,不食人间烟火,也就是所谓的辟世之人,另一类就是无道则隐,洁身自爱,遁入山林,淡泊明志的忠正耿介之士,也就是所谓的辟人之士。孔子在最后认为这些“辟世之士”才是远离人类社会,缺少对人类一般情感的认同,实质上与鸟兽无异,才是真正的“辟人之士”。 但是这一个章节从两位异人的“名字”本身开始,就有点隐晦古怪、荒诞不经,所说的情节令人疑窦丛生,顿有附会杜撰之感。所谓辟世,辟人之说应该是孔子之后,儒道之争的产物。 其实“辟”本身就有开辟,开创,开启之意。所谓“辟世”者,指开创一个治世,如尧、舜、禹、商汤,用《论语》中有话说就是“有天下”。所谓“辟地”者,指开创一方乐土,如周朝的文王。所谓“辟色”,指润色、完善,使之完美,有开创风气之先河之意。如周公修礼、颁乐。所谓“辟言”当然就是述而不作,开创一门学说和思想,指世人指点一条明路。 14.39《子曰:“作者七人矣。”》孔子说:“曾经开创过事业的有七个人了。”但是这七人是指谁,不得而知。大概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其实《礼记•乐记》已经很明确指出“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孔子也先自称“信而如古,述而不作。”可见作者并非是指隐士。但是由于对上一章的解释一直立足于从“无道则隐”出发,往往认为“作者七人”是指当时已经比较著名的隐士逸民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也有从《论语》中找出七个人的人,如:“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这一说鲁国有名的隐士微生亩居然不算在内,也太勉强了。 其实早在宋朝张载在另一角度出发提出过不同的见解,根据宋人郑汝谐《论语意原》记载,其中提到: 或曰:“一时之言不可考其人也,横渠(张载)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14.40《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子路在鲁国外城石门过夜,看门的人说:“你从何而来?”子路说:“我从孔氏门下来。”看门的人说:“是那个知道不可能做到而又去做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