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鈞】赫德的三個研究者

赫德（Robert Hart）是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從1863年11月開始擔任總稅務司，直到1911年9月去世，他一直是中國海關的掌門人。不僅如此，他對於晚清的外交事務也常常能夠說得上話。當初決定建立總稅務司時，無論是各國公使還是商人們，都希望把這一機構建立在商業中心的上海，但後來還是建在了北京，並隸屬於總理衙門，所以每當晚清京官對於外交事務不知如何應對時，他們就會就近向赫德請教。在1869年中英新條約、1885年巴黎草約、1887年裡斯本草約談判過程中，赫德都曾發揮過作用。由於工作努力，爲人謹慎，赫德很受清廷的賞識，多次受到嘉獎，如1869年賞加布政使銜，1885年賞戴花翎，1901年更榮獲太子少保的頭銜——這是即使中國官員也很難得到的。作爲晚清政府一個職能部門的領導，赫德在很多人眼裡也幾乎等於一個中國官員了。
對於研究晚清的海關史、外交史來說，赫德的意義是毋庸多言的。首先發心要進行這一研究的是美國人馬士（Hosea B. Morse）。馬士187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同年與三位同學一起考入中國海關，在上海學習漢語三年後，於1877年出任天津海關幫辦，翌年調入北京總稅務司任職，1887年任上海副稅務司，嗣後又在北海、淡水、龍州、漢口、廣州等多處海關任職，1903至1907年任總稅務司的統計秘書。1909年退休後擇居倫敦郊區的坎伯萊（Camberley）,開始著手研究中國海關史。
馬士在中國海關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經當過赫德的助手，對赫德爲核心的海關史進行研究可謂近水樓台，最合適不過了。但赫德的家人卻不予以配合，不願意將赫德的日記（74本）和一些重要的書信提供給馬士作爲研究之用。無奈之下，馬士只好重新設計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對象擴大爲自1834至1911年的中國外交史，其最終成果就是三卷本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這部巨著自1910至1918年陸續出版，很快成爲國際漢學界標準的中國近代史參考書，儘管如此，馬士還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初衷，在爲二、三卷所寫的前言中，他這樣表達自己的遺憾：『在我著手寫這部書的時候，我的最初的念頭就是想使赫德爵士和他所組織的那個偉大的中國海關成爲全書的核心，並且就拿他們作爲線索來編寫中國的對外關係的歷史。……我終於不曾獲得赫德的日記，並且有幾大扎重要的書信也沒有歸我利用；因爲得不到這項遺漏的資料，所以要寫那本曾經由我計劃好了的歷史性的傳記，自然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我就只好極其遺憾地，不得不用一部歷史來代替一本傳記。』
當然遺憾也並不是完全無可彌補，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馬士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對晚清的海關以及赫德本人還是做出了不少的論述，如第二卷第一章（上海稅務司）、第二章（總稅務司）、第七章（海關權力的確定）。在第三卷第十四章（協定中的海關）中他對赫德做了這樣的評價：『赫德爵士是另一種類型的人。自從早期耶穌會教士起，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像他那樣了解中國人的性格；他洞悉中國人的心理狀態，並且因深通中國語文，所以能把事情敷陳作那樣一種形式，致使西方讀者看來似乎瑕疵百出，幼稚可笑，卻能夠投合精細有餘而胸襟開闊不足的那些中國知識分子之所好；雖然在財政經濟方面能力不強，可是在組織和指導別人的工作上，他是一個奇才；而他的最優異的品質則是他的謹慎。』可見，赫德在晚清錯綜複雜的各種權力關係中能夠長期控制海關並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是自有他的一套官場經驗的。
馬士在坎伯萊小鎮過著深居簡出、專心著述的生活。1929年深秋一個年輕學生的來訪打破了他晚年生活的沉寂，並開始了一段忘年交，直到1934年馬士去世。此人就是日後西方漢學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當時費正清剛從哈佛本科畢業來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費正清和馬士不僅有校友之誼，也有共同的研究興趣，他已決定把近代英國對華政策和英中關係作爲自己的研究課題，並打算從海關這一重要的機構切入。初次見面，興奮不已的馬士就滔滔不絕地向費正清講了一大通有關海關和晚清政府的情況，並承諾以後會給費正清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馬士沒有子女，他顯然已經把費正清當作了自己的某種繼承人，而費正清也在馬士身上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親。對於馬士的大名，費正清早在哈佛時就已經聽說，在橫渡大西洋前往英國的輪船上，他仔細閱讀了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特別是其中關於鴉片戰爭的章節。馬士的著作體大思精，考證翔實，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沒有使用一條中文材料，完全依靠外文資料。馬士並非不懂中文，他這樣做固然有學術上的偏見——認爲中文材料不甚可靠，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爲中文材料的不易獲得。這一狀況在1920年代開始轉變，特別是隨著【籌辦夷務始末】等檔案的影印出版，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研究近代中外交往中中方的態度不僅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經是可能的了。
費正清知道自己要想超越馬士，就必須在中文方面下功夫。1932年初，他再次漂洋過海，來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國近代最早建立海關的地方，時間是1854年，費正清希望從這個起點開始，一步步地進入赫德的世界。但一個意外人物的出現把費正清擋在了這個世界的門口。這個早已埋伏在半路上的『程咬金』就是魏爾特（Stanley F. Wright）。魏爾特出生於英國，1903年來華進入海關工作，歷任幫辦、副稅務司、稅務司等職務，並長期擔任總稅務司機要秘書。對於這樣一個重要人物，費正清一到上海就拿著馬士的介紹信前往拜訪。總稅務司是辛亥革命予以保留的晚清機構之一，1929年後從北京移至上海。費正清在魏爾特那裡沒有得到馬士那樣的歡迎，他的到來一下子讓主人大爲警惕。原來魏爾特正在計劃寫一部海關史，或者說是一部赫德的傳記，因爲在他看來，中國海關在赫德工作的那段時間，基本上就是赫德的傳記。
這樣的傳記由魏爾特來寫自然頗爲合適。魏爾特長期供職海關，熟悉業務，接觸過海關有史以來的大量材料，而且作爲機要秘書還能夠看到一般海關人員無緣一見的機密文件。面對這樣一個優勢明顯的對手，費正清立刻決定把自己研究課題的下限劃定在1858年——赫德是1859年才入海關的，這樣絕對不會和魏爾特衝突；並且他明確地告訴魏爾特，他將把以後四年的留學時間主要用來學習中文和閱讀中文材料，並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魏爾特長達900多頁的【赫德與中國海關】（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一書於1950年問世，三年後，費正清的博士論文【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也出版了，這篇論文是在他1935年提交給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和擴寫而成的，那篇論文討論了1850至1858年中國海關的起源問題，而1953年的論著則不僅把論題擴大了，而且時間也調整爲1842至1854年，離赫德掌管海關的時間更遠了。
馬士當年因爲沒有看到赫德的日記而放棄了自己的研究計劃，而魏爾特在這一方面也並沒有走得更遠，估計他也同樣遭到了赫德家屬的拒絕。赫德的日記直到1971年由其長孫捐獻給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女皇大學才大白於天下，這已是魏爾特去世20年以後的事情了。爲了讓更多的人能夠利用這一珍貴的史料，費正清和他的同事很快投入了整理工作，在1991年他去世前，赫德的早期日記分兩大冊（1854-1863，1863-1866）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對於一輩子樂於爲他人做嫁衣的費正清來說，這一工作或許比寫一本赫德的傳記更有價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遺憾，馬士和魏爾特在世時沒能看到赫德的日記，而費正清則是在身前沒能完成【馬士傳】的寫作。馬士在中國海關三十多年的工作業績雖然難以和赫德相比，但他的一生無疑也見證了晚清歷史的波瀾曲折。學術研究大約永遠都是一個將留下種種遺憾的事業。
【讀書】2010年9期，69-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