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論近藤元粹的中國詩學批評

論近藤元粹的中國詩學批評
王兵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新加坡 637616）
摘要：
日本漢學家近藤元粹對中國歷代詩學頗有研究，編輯評定了【螢雪軒叢書】以及部分名家詩集，總體詩學傾向是崇尚唐宋，貶斥明清。論詩主張以沖淡蘊藉為主，時出清警雄渾之語為妙，重視性情、韻味、才氣和學古。其評點形式多樣，個性鮮明，對當下的詩學研究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
近藤元粹 詩學批評螢雪軒叢書
近藤元粹，字純叔，別號螢雪軒主人。嘉永三年（1850）出生於日本伊豫（今愛媛縣），卒於大正十一年（1922），官至南州外史，是日本著名的儒學家、漢學家。他一生藏書甚豐，博覽超群，尤擅長中國文學、歷史、經學、書畫等，對中國歷代詩學更是用力頗深。不僅多方搜羅中國歷代詩話編輯成【螢雪軒叢書】，而且對其所好之作家的詩集詳加評定。通覽近藤元粹的評點，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中國歷代詩學的批評具有鮮明的針對性，那就是對其時日本詩學取向的一種極力反駁。日本明治年間，『吾邦詩學大行，而世多嗜好清詩，稱為新調以相夸。』[1]（序）其時眾人對清代詩歌的情有獨衷引起了近藤元粹的強烈不滿，憑着對中國歷代詩學成就的認知，他在對歷代詩話的評點中不時地會流露出對清詩陋習的批判，在對清人選本的評點中則多用清人與唐宋名家作比較，或用近乎義憤填膺的語言對清代詩歌弊端直接進行猛烈地抨擊，『其鄙意不喜者，且駁擊痛論，不遺餘力，意蓋在欲矯時弊也。』[1]（序）同時希望時人真正了解中國詩學的精華所在。
一、近藤元粹的總體詩學傾向
近藤元粹對清詩的批評有很多時候是摻雜在對其它朝代詩學的評點之中，因此只有大致了解近藤元粹的總體詩學傾向，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對清代詩學的批評，反之亦然。在近藤元粹評定的個人詩集中，魏晉六朝唯有【陶淵明集】一種；唐宋最多，主要涵蓋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韓愈、白居易、蘇東坡、歐陽修、陸游等詩集；金元時期僅有元好問【中州集】一種；明代也只有高啟和王陽明兩人詩集入選。而清代作家的個人詩集，近藤元粹沒有選擇任何一位詩人詩集評定，只是應友人之邀，選擇了【浙西六家詩鈔】和【清六家詩鈔】（又名【國朝六家詩鈔】）兩個選本加以評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近藤先生的總體詩學傾向是崇尚唐宋，但對其它朝代的名家名作也欣賞有加。依次解析如下：
首先，近藤元粹對魏晉六朝詩歌總體評價不高，認為『魏晉人之浮薄安知詩中之妙』[2](卷八P54)、『六朝人之文艱澀無味』。 [2](卷二P1)但是對陶淵明則評價甚高：『晉以下六朝人舍陶淵明更無一人。』[2](卷一P41)這主要源於近藤先生喜愛陶詩的風格。他認為『陶詩皆自真情來，不借修飾故能動人』 [2](卷八P16)、『沖淡雅正得柴桑真趣』 [3](卷七P7)，同時，陶詩不借修飾的淡雅詩風也成為近藤先生批評清詩的武器之一，『陶詩天然湧出，格韻渾成，以坡翁天才擬之，猶不能無逕庭。況清人雕琢之筆，安得比擬乎？』[3](卷八P23)
其次，近藤先生對唐宋詩的總體評價較高，欣賞的作家也非常之多。從唐代而言，他認為『古今詩人之盛，獨推李唐，』李唐三百年中，『其集大成者，獨推杜少陵。』[4](緒言)除卻杜甫的『集大成』之外，他對唐代其他作家的評價則略有側重。如青睞李白是因為其詩歌『妙於神行』，[2](卷八P78)鍾情白居易的詩歌是因為『唐詩之善感動人者白詩為最，雖李杜至是，或有遜色焉』， [2](卷九P101)欣賞韋應物、柳宗元是源於其詩歌『風格清腴』，[3](卷二P57)同時對王維、孟浩然、韓愈也都有稱賞之處；從宋代而言，近藤先生總體上同意宋詩不及唐詩，在論述原因時他贊同劉克莊的看法：『唐文人皆能詩……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辯博，要皆文之有韻者爾，非古人之詩也。』[2](卷一P58)這實際上和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對宋詩的總體評價大同小異。但與此同時，近藤先生對宋詩還是持基本肯定的態度的，他認為『唐人而不失唐詩聲調猶齊人而齊語，楚人而楚語，不足怪，故宋人自有宋詩聲調，不得以失唐調貶宋人也』，[2](卷六P77)對宋詩沒有盲目擬唐而自有特色是予以肯定的。如評價陸游時論道『原本老杜而有獨造境地，是亦放翁之所以為放翁也。其遜於杜，天下不獨放翁，不足為瑕疵』。[2](卷八P88)在宋代詩人中，近藤先生最喜蘇軾，視東坡為『天才』，『與太白仙才實為好敵手』 [2](卷二P106)、『胸中之書，隨手拈出，唐則有老杜，宋則有大蘇，俱為別才。』[2](卷三P34)而對其時負有盛名的江西詩派則痛加貶斥，認為他們的詩歌『艱澀不足觀』，並且把清人追奇求險的弊病歸結於江西詩派的影響：『近世詩風一變徒以險艱輕薄為得意，其源蓋似出於江西派流俗之弊，使人懊悵。』[2](卷六P12)
再次，近藤元粹對金元時期的詩作總體評價不高，對於明代詩歌更是貶斥多於褒揚。在金元時期，近藤先生僅拈出元好問詩集作評點，且稱讚其『金國之詩不得不推遺山第一』。[2](卷二P115)在明代也只拈出高啟和王陽明兩人詩集作評點。他稱『高青邱之詩，冠絕於近世，人皆喜誦讀焉』，[5](例言)稱王陽明『詩亦往往出新意奇語，而格調清淡閒肆可喜者，不為少矣』。[5](緒言)近藤先生更多地是對明代模擬之風的批評，認為『極力摹擬是明人陋習，其不及唐宋職此之由』 [2](卷六P62)、『宗唐棄宋，明人陋習』。[2](卷二P102)這種陋習尤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為甚，故近藤先生對其大加斥責，『明人之剽竊宜以於鱗為最魁』 [2](卷八P65)、『於鱗弇州為刻鶩之鼻祖。』[2](卷八P69)
從上述的梳理來看，近藤元粹對中國歷代詩歌總體的認識是『古人之詩，以唐為至，宋次之，元明規矩放失，至於清頹波無挽，是千古鐵案』。[2](卷六P92)可見，他認為中國詩歌的總體發展走勢是唐代達到頂峯，繼而愈演愈衰。近藤先生評點清代詩歌同樣以此論點為標準，雖然言辭激烈，但不失為一家之言。
二、近藤元粹的清詩批評
近藤元粹對清詩的批評一方面滲透在對宋元明清詩話的評點之中，一方面體現在對國朝六家和浙西六家詩歌的具體批評上。概括起來，近藤先生主要指出了清詩的三大陋習。
第一是過分求奇。近藤先生在評錢載詩【汪博士棣招游平山堂】時云：『但用怪癖險艱字為得意，是清人陋習。』[1](卷四P21)在評吳錫麒【題鄺湛若硯銘並洗硯池字拓本】詩時曰：『艱澀使後人不能解，是清人狡獪手段眩人耳目者，可謂陋習矣。』[1](卷六P16)由此可見，近藤先生非常不滿意清詩的過分求奇。事實上也是如此，翻檢清代詩作，像陶淵明、王維、韋應物等詩人的那種淡雅流麗的詩歌很難遇到，像李白、蘇軾、陸游等詩人的那種清峭超邁的詩作也不多見，更多地詩作是一味求得形式上的奇崛，而在意境上卻得不到完美統一。近藤先生將產生這一陋習的原因一部分是歸於自唐五代以來詩歌陋習的影響。【對長夜語】有云：『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制自此始散，僻字險韻以為寓，率意放詞以為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近藤評云：『今日清人之陋則原於五季之陋乎！』[2](卷一P59)但更為主要的原因是清人沒有處理好辭和意之間的關係。他說：『唐宋人之詩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故清峭則真清峭，駘宕則真駘宕，讀去無些痕跡。清人之詩先辭後意，故一讀似清峭駘宕而非真清峭駘宕，是於唐宋人外別開邪路也。』[1](卷六P20)
第二是失真性情。由於清人過分地講究詩歌形式上的新奇，所以最終導致詩人之真意、真情得不到很好地體現。近藤先生在【評定浙西六家詩鈔序】中借趙雲松之口指出：『「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撏摭奇字，詰曲其詞，務為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旨哉言也，近世清人之詩，往往有此弊。』[1](序)這裏趙氏提出的『精思』就是近藤先生所崇尚的真性情。他認為『真情之詩不論巧拙使人感動』，[3](卷四P33)詩歌『自真情吐露來，故讀去藹然有深味』。[3](卷七P23)而這種真情在清詩中則見之甚少，所以近藤先生感嘆道：『方今之詩大抵以無情之語欲動人之情之類也』 [2](卷十P67)、『清人之陋習而謂不失乎性情之正，則天地間無一失性情之正詩也。』[1](序批)
第三是創新不足。詩歌發展到明代，已經很難超越前賢，故而前後七子以復古自命，終而蹈入剽襲模擬之淵。清人雖有創新的意識，自覺反對明詩摹擬之風，但最終未能自立機杼，獨樹一幟。近藤先生認為有清一代的詩歌是眾聲譁然，卻終不成調，『唐人自有唐時之音節，宋人自有宋時之音節，是唐宋之所以為唐宋。明人一一模擬是所謂村女之顰，裏人掩戶拒之耳。清人則蛙鳴蟬噪，聽者不勝其喧聒也。』[2](卷十P73)宋人也趨漢唐之後，但是宋詩在繼承學習前人的基礎上卻能有所創新，自成風格。因此，近藤先生非常不滿明清人開口便罵宋人，究其原因，則是清人在對詩歌的創新上不如宋人。
在評點清詩的總體風貌時，近藤先生不僅僅只是一味地抨擊，對清詩中的佼佼者也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嚴羽在評論晚唐時說：『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近藤先生仿此類推清詩也說道：『盛唐人詩亦有似明清人詩者，明清人詩亦非無一二似盛唐人詩者。』[2](卷一P41)他欣賞的清詩主要是那些沒有清詩陋習的具有『氣骨崚增』風格的作品：『清人之什，氣骨崚增，激壯挺拔，亦非一二可觀者，博覽該通，取長舍短，是學者所當為焉。』[1](序)他這種實事求是的批評態度同樣體現在對【國朝六家詩鈔】和【浙西六家詩鈔】中主要作家作品的具體評點中。
總體而言，他認為『國朝六家』在水平上要大大高於『浙西六家』，且推尚王士禛和查初白。近藤先生在評定【王陽明詩集】時就對王士禛評價甚高：『近世王漁洋南霽雲祠行長篇，跌宕悲涼，冠於詞林』 [6](卷二P12)在【評定國朝六家詩鈔】中更將其尊為『清人中翹楚』，[3](卷三P1)這主要因為論者心儀王漁洋詩歌中的『閒淡有味』 [3](卷三P7)以及類似於陶淵明詩的『不借修飾而自覺情味發露』。[3](卷三P25)近藤先生視查初白同樣如此，認為『初白當時作家可與漁洋相頡頏』，[3](卷七P1)欣賞查詩的『平穩淡雅』 [3](卷七P1)以及詩句中含蘊的『慨然感愴之意』。 [3](卷七P23)對其餘四家，近藤先生則議論平平，間有褒貶，『其他則趙秋谷、宋荔裳次之，施愚山則技斯降矣。至如朱竹垞，以文為能事，詩則格意凡鄙。』[3](序)
在對『浙西六家』的評點中，近藤先生最欣賞袁枚，認為『論其才則他五家恐不及子才之敏捷』，[1](序批)『隨園蓋騷壇一俠客，輕薄而有才者，不得以文人學士視之。』[1](卷五P1)正是由於袁枚的才高氣盛，才能使其詩作少卻了許多清詩陋病，所以得到了近藤先生的好評。另外，他對吳錫麒的詩歌評價也較高，欣喜吳詩的『清幽超遠，風格自高』。[1](卷六P5)至於其他幾位，他認為詩才相當，水平一般，『坤一之才與松瞻相伯仲，比受銘則在昆位，比太鴻則在弟位，要之，不能伺唐宋堂室者。』[1](卷四P1)這些定位還是能基本反映浙西六家的實際情況的。
三、近藤元粹的論詩主張
在了解近藤元粹對中國歷代詩學的總體評價以後，我們基本可以知曉近藤先生的詩學喜好，據此也可以梳理出他論詩的基本主張，即詩歌要『以沖淡溫藉為主，時出清警雄渾之語為妙』。[1](卷四P21)這種詩學追求我們可以從近藤先生選擇評定的個人詩集中看出端倪，其中陶淵明、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人的詩風均是以沖淡為主，而不失蘊籍；另如李白、杜甫、歐陽修、蘇東坡、元好問、高啟、王陽明等人詩風則或有平淡雅致者，或有清幽超邁者，或有眾體兼備者，總之，這些詩家的詩風基本上均為近藤先生所肯定，同時也昭示出他自身的論詩傾向。另外，筆者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在【螢雪軒叢書】中，近藤先生論詩時提及『詩家三昧』就有近二十處之多，這些論詩心得均與他的這個詩學追求相關。
概括起來，近藤先生認為詩歌要達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需要具備以下要素：
其一是真情，這也是近藤先生批駁清詩險怪奇崛而無真意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認為，詩歌中如果有真情，外在的遣詞造句自然語從意出，不假雕琢而真情自現。而如果沒有真情，徒從形式上求新追奇，那只能是割裂言與意的聯繫，無從索解。近藤先生在評點清人詩風弊病時就非常同意【滹南詩話】裏的觀點：『文章以意為主，字語為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2](卷四P67)在評點【說詩晬語】時他同樣贊成沈德潛的觀點：『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採為花，全無生韻。』[2](卷十P83)另外，近藤先生還論到性情和學問之間的關係，這兩方面對於詩家來說均是必備的素質，但是其間關係也十分微妙：『讀書該博，學問純正，而其詩不能巧，無風韻流動之趣者，性情不足也；才讀數卷書，作詩卻有可觀，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然非已有性情而又能讀破萬卷者則終不能為大家矣。』[2](卷四P102)也就是說，僅有學問五真性情不成詩，學問不大但具真情也或能有佳什，若想成為大家，則二者必須皆備。
其二是韻味。詩歌具有真情固然重要，但是並不代表詩中只要輸入真情就自然成就好詩。近藤先生認為詩歌有時『意則同而詩則有高下』，[2](卷六P27)主要原因是詩人對情感抒發的掌控有高下之分。一種境界是『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2](卷九P51)言盡而意不盡，餘味深長。另一種更高境界是『情到極深，每說不出』，[2](卷八P70)情感蘊蓄於字裏行間，含而不露。這兩種境界就是詩歌創作中必備的韻味。近藤先生推崇的陶淵明等人詩作便是看似枯淡，實則蘊而不露，『所歸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2](卷七P3)盛唐詩人的詩歌則更是多有韻味，『唐人之詩自有神韻』，[2](卷二P19)晚唐時期，名篇佳調也是『情韻雙美』；[3](卷六P19)清代王士禛論詩倡『神韻』，近藤先生與之不謀而合，所以論其詩作為『溫雅有味』。[3](卷四P51)可見，詩有韻味是近藤先生理想詩歌的重要特徵之一。
其三是才氣。近藤先生所論之才氣涵括詩中流露之才氣和詩人身具之才氣兩種情形。詩中之才氣主要表現為名詩佳句從妙悟而得，自然而發，詩中神韻意境非搜腸刮肚、冥思苦想所能達到。【藝圃擷余】有云：『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近藤先生評曰：『得詩家三昧。』[2](卷八P61)在評點這類『得詩家三昧』的作品時，近藤先生愛用『天籟』、『超逸』等詞形容之，如『詩句以天籟為上，諸體皆然』，[2](卷十P84)『沖淡超逸，玉叔亦不負作家之名也。』[3](卷一P37)詩人之才氣則一方面來源於先天的氣質稟賦，即天才；一方面來源於後天形成的人品。在近藤先生評點的作家詩集中，有一部分作家的詩歌風格並不屬於他所認為的詩學正宗，諸如李白、杜甫、蘇東坡、袁枚等，但是近藤先生對其仍是崇尚之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論者認為他們是天才或曰『別才』，不能和普通文士相提並論。因此，這些天才詩人清警雄渾的詩風也為近藤元粹所肯定。另外，近藤先生還非常注重人品對詩歌風格的影響，認為『詩之辭氣由人品』。[2](卷八P57)譬如他對查初白詩歌的肯定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敬佩查氏的人品，『初白晚年得官不久，而決然掛冠，比之老衰而不知休者有高節，宜矣其詩之卓出於時流哉！』[2](卷八P41)
其四是學古。雖然近藤先生在批評明清詩歌時不遺餘力地痛斥其模擬弊習，但是他並不是認為詩歌不能學古，他主張學古而不泥古，要在學古基礎上有自家特色。所以近藤先生指出：『換骨奪胎是詩家三昧』，[2](卷七P32)服膺陸游在原本老杜的基礎上能獨造境地。在學古對象的選擇上，近藤先生同意袁枚的看法，『夫三百篇邈矣，漢魏六朝亦不易摹仿焉。袁子才嘗云：「古風須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晚宋元諸名家。」此語可以為初學指南車也，余因謂清人之論已如此。』[1](序)這種兼采唐宋之長的學古路徑是和他總體的詩學追求一脈相承的。另外，近藤先生還對學古的相關注意事項作了闡述。第一是不能學習古人弊處。他說：『後學宜學古人之美，不宜學古人之累。以古人之累為例以掩拙者，大謬。』[2](卷八P95)在評點厲鶚詩句『秋聲滿簾那可寬，明月出樹如相尋』時，近藤先生指出：『不論聲律，蓋亦放翁集中所謂吳體之類也，不足以為後學模範。』[2](卷一P31)第二是不能盲目模擬。近藤先生認為明代詩歌的最大弊病不在於是否應該學古，而是在於如何學古。他將明人的學古稱為『不文不詞，依樣畫葫蘆耳』，[2](卷六P67)可謂切中要害。
近藤元粹一生評定中國歷代詩集甚夥，並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評點風格。評點中言辭激烈，褒貶分明，而且嬉笑怒罵躍然紙上，隨意灑脫，不拘泥於程式。雖然其中有情感勃發而間失公允之處，但是總體看來他的評點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另外，他以一個國外漢學家的視野評點了中國歷代詩學的得與失，尤其是在其國人競相學習清詩的背景下，對中國歷代詩學進行了散金碎玉似的梳理，認真辨別良莠，總結詩學規律，引導着讀書人自覺汲取中國古典詩歌的精華。所有這些均給中國當下的詩學研究者們留下了許多啟示。例如，當下的清詩研究方興未艾，詩學研究者對於清詩成就的定位越來越高。事實上，我們只有把清詩放在中國歷代古典詩歌的大序列上進行審視，才有可能給予它相對準確的價值評判，而近藤先生對於清詩的批評無疑是值得我們參考和深思的。
參考文獻
[1]（清）吳應和選,（日本）近藤元粹評定.評定浙西六家詩抄:六卷[M].日本:嵩山堂,日本明治36年(1903).
[2]（日本）近藤元粹輯評.螢雪軒叢書:十冊[C].日本:青木嵩山堂,日本明治29年至大正4年(1896-1915).
[3]（清）劉執玉選,（日本）近藤元粹評.評註國朝六家詩鈔:八卷[M].日本:嵩山堂,日本明治40年(1907).
[4]（唐）杜甫撰, （日本）近藤元粹選評.精選杜工部詩集:六卷[M].日本:青木嵩山堂,日本大正2年[1913].
[5]（明）高啟撰, 金檀輯注,（日本）近藤元粹評訂.增輯補註高青邱全集:十八卷[M].日本:嵩山堂,日本明治30年[1897].
[6]（明）王守仁撰, （日本）近藤元粹選評.王陽明詩集:四卷[M].日本:嵩山堂,日本明治43年[1910].
On Kondo Jinteng Yuncui’s criticizes of Chinese poetics
Wang B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637616)
Abstract: Japanese sinologist, Kondo Yuancui, did very well in Chinese poetics of all dynasties, editing and assessing Yingxuexuan Series and parts of collection of poems with the inclination to advocate general poetics of the poetic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o denounce the poetics of Song Dynasty. He sponsors the natural sense and understatement with some tints of grandness and explicitness emphasizing sentiments，rhyme, talent and tradition. His comments are various in forms with outstanding traits, bringing the inspiration to the present poetic studies.
Key words: Kondo Yuancui Poetic Criticism Yingxuexuan Series
作者簡介：王兵，男，1979年1月生，文學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明清詩學。
通訊地址：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1 Nanyang Walk Singapore 637616
Tel: (65) 6790 3491
E-mail: bing.wang@nie.edu.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