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俊】吉川論友情詩始於曹魏

吉川幸次郎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大家，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方面提出了許多的新的見解。建安文學不是他一生用力最多的部分，但他也寫了不少論著。主要論著有【三國志實錄曹氏父子傳】、【三國志實錄曹植兄弟】、【三國志實錄跋】、【伊藤正文〖曹植〗跋】等。前兩部論著採用了非常有趣的寫法，將【三國志】的內容與【三國演義】、曹氏父子的詩歌結合，既像評傳，又與評傳不同。
三曹中最有文學成就的是曹植。曹植的詩歌也具有着情感強烈深沉的特色。不過吉川特別關注的是曹植的友情詩。
他（曹植）的詩讚美了深厚的友情，劃出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時代。在他之前的時代，即【詩經】與漢代，相傳如此熱烈的友情詩歌有漢代蘇武與李陵的贈答，但他們的作品只被看成是不確定的資料。友情是他以後中國詩的最重要主題，友情佔有的地位與男女愛情在西洋詩中的地位幾乎相同。友情詩的最初燃火者是曹植。換言之，友情、人生價值的發現者是曹植。
曹植詩歌的一個特徵是『把激烈的情感奉獻給友情，並使之燃燒』，【野田黃雀行】是以象徵手法謳歌了友情，【送應氏二首·其二】則具體地表現了友情：『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併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吉川指出了曹植此詩最重要的價值，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也是不可低估的。吉川稱曹植是最初以詩歌讚美友情的詩人，稱他是人生友情價值的發現者，這不免帶有誇張的意味。【詩經】中沒有以友情為主題的詩歌，但確有一些詩歌從正面或反面寫到友情和友情的價值。【鹿鳴】：『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熹釋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又【南有嘉魚】：『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朱熹釋曰：『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詩歌本身和朱熹的解釋，都積極地認識和肯定了友情的價值。【詩經】對友情的肯定有一定限制，友情不可深於兄弟之情。如果友情深於兄弟之情，那將有悖於人倫，【常棣】：『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朱熹釋曰：『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朱熹的解釋不是宋人勉強附加給【詩經】的，【詩經】表現了友情的價值和價值定位。【禮記】等儒家經典文獻也有不少關於友情的論述，甚至規定了與朋友相處的詳細規則，要求將友情置於人際關係中的適當位置。如果認為曹植是人生友情價值的發現者，顯然有些不適合。【詩經】有關友情的作品，還不能稱之為友情詩。因為【詩經】的作品不是像曹植的【送應氏二首】那樣以友情為主題。
曹植的【送應氏二首】之前有無友情主題的詩歌呢？【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載：『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詩初載【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仲敬所引。此詩還載於【古詩紀前集】卷九。此詩所講的是先秦的友情之道，『齊侯欲使敬仲為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尚在。故管仲前來請齊侯救邢，亦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存者。』這裏所說的友情與曹植詩中的友情價值有所不同，另外不知陳仲敬引的是否為此詩的全文。如果只是一首詩的部分，那就難以判斷此詩是否為友情主題。進入漢代之後，【後漢書·梁鴻傳】記載了一首梁鴻的【思友詩】（【思高恢】）：『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梁鴻是後漢人，【梁鴻傳】載：『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梁鴻的此詩無疑是以友情為主題的，從詩題與內容來看，此詩當是梁鴻與高恢分手之後思念的詩，在這個意義上這首詩可以稱得上是友情詩，但不是送別詩。
古代的友情詩往往又是送別詩，這可以說是古代友情詩的又一特徵。當然友情詩不等於送別詩，送別詩也不一定就是友情詩，兩者還是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曹植的【送應氏二首】具備了送別詩的基本因素和特徵，餞別的場面，友人將行的山川與路途，難以再聚的感傷，生命短暫的哀嘆，都是送別詩最基本的因素。詩題【送應氏二首】的『送』字既表示送別應氏，也是送詩給應氏。詩中的應氏即是竹林七賢之一的應瑒和兄弟應璩。明·張溥云：『劉良云：送璩、瑒兄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兵荒馬亂，洛陽被焚，曹植感傷與應氏兄弟一別，難於再次相會。這是最為典型的送別詩和友情詩。曹植的時代還有其他的送別詩，這些送別詩主要是由建安七子創作的。王粲【贈蔡子篤詩】寫的也是送別詩，蔡子篤名睦，王粲與蔡睦一同避難荊州，蔡睦歸還時，王粲作詩送別。阮瑀【雜詩二首·其二】：『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此詩不是送別詩，但也有着送別詩的意味。詩人想到復又離別，淚下沾衣，也是與離別相聯繫的友情詩。
吉川認為曹植的【送應氏二首】開創了友情詩的先河，這一說法正確與否不論，至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友情題材、友情主題的詩歌是何時開始的？順着吉川的問題，還可以繼續提出問題。如果說友情詩或送別詩較為普遍地出現是在曹植的時代，使友情詩或送別詩突現到文學史的表層上，那麼為什麼偏偏是這個時代？簡而言之：第一，三國時期戰亂的社會，造成了親人友朋的離別，使這一類題材的詩歌凸顯出來。第二，文類的轉換也是這一類詩歌題材形成的主要原因。秦漢之際和前後漢的交替時期，佔據文壇主流的是賦，而不是詩歌。三國時期恰恰是文人大量創作詩歌的時期，戰亂的時代與文人創作的重疊，把友情詩或送別詩推上了文學史。第三，在曹魏集團中出現友情詩或送別詩的題材，與曹操廣羅天下人才相關。曹操具有強烈的人才意識，竭力招集賢才，以為這是成就霸業的必備條件。在這種意識的積極推動下，友情也提升到了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的主導意識，因此他們寫了大量的友情詩。曹植除了【送應氏二首】之外，還有【離友詩·其一】：『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媵余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這也是離別詩，離別詩與送別詩都是寫友情，只是創作的角度不同。此詩是夏侯威送曹植遠行，而不是曹植送友人離開。嵇康作有【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寫的也是離別，表現了友人之間相互提攜，以求大業。英雄豪氣與友人的相聚情感，在曹操的倡導下形成，這就為友情詩或送別詩提供了情感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