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东北纪行

2011东北纪行
赵刚
东北与我

当我坐下来开始动笔写下我上个月中旬的东北纪行时，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翩飞到我的母亲、我的父祖辈。当初，我的外祖父杜连友就是从河北沧州五官屯‘跑关东’到哈尔滨创业去的。前几天，听我八十六岁的老母亲说，当初还没有火车，姥爷是靠一双腿走过去的。后来，姥爷创业有成，在哈尔滨延爽街开了瓜果鲜货铺子与糖果加工厂‘裕盛福’。母亲说她小时，就常看到仓库里堆著从台湾运来的一篓篓的生绿生绿的香蕉。小时候，我们小孩子馋水果吃，特别是那种艳红艳红的美国五爪苹果。母亲既怜悯我们，但又耐不住炫耀：‘我小时候，那各种各样的南北水果可是吃得压歪了嘴，光是苹果就有国光的、红玉的…..’。姥爷直到创业成功之时，也就是1920年代末，这才把家人从河北接过去。母亲是三岁到的哈尔滨，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是在那个她至今仍然难以忘怀的‘国际性大都市’度过的。对她，哈尔滨是一幅永远挂在那儿的一道风景、一个座标，更是一种标准。母亲用哈尔滨的日子衡量她婚后随着我父亲一家老小‘逃难’到台湾的种种郁闷艰辛，特别是来自她婆婆，也就是我奶奶，的女人对女人的欺负。我奶奶是旗人，河北沧县城里有名的‘花园子刘家’的。我奶奶和我爷爷，也随着我父亲在1949年来到了台湾。祖母老是想方设法贬低（用家乡土话是‘糟尽’）我母亲，于是连带地贬低她的家族，以及她的家族的哈尔滨背景。她老是对幼童的我说：‘你母亲家是乡下人，是穷出去的’。但我那时哪知道祖母的先祖恰恰是来自她自己口中的那个‘穷出去’的目的地。对这些不避讳当着我母亲面寒惨她的话，母亲则是对我间接地提出她的反击，说沧县是个土旮旯，最高的建筑不过是洋人开的一间二层楼的医院。母亲常常骄傲地和我说，民国五十七年（1968年），她任教的小学内湖国小才装上第一台电话，同事们新奇得很，群观之，议论之。母亲说：‘那时候，我心底儿话了，小时候哈尔滨咱柜上就有’。

和那时的本省同学，甚或都是外省的眷村同学比较起来，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一道比较特别的风景。我常懵懂地处在祖母和母亲两个女人的战争中，处在旗人和汉人之间的微妙文化紧张中，一边是华北旗人老太太的‘老例儿’，另一边是哈尔滨汉人资本家女儿的‘现代化’。幼年的我其实是对这两边都有些同情的。对河北、东北与蒙古，说不上向往，但总依稀觉得我除了台湾，除了我的小学，还有两、三片陌生的天地和我遥遥相关。我还没说，我祖父是蒙旗，游手好闲了一辈子，压力再大，总能自得其乐，我童年的很多快乐是从他那儿来的，好比钓鱼、做风筝、养狗。当然，还有些耍处是他在台湾所无法传递的，好比斗蛐蛐、撒老鹰……。我爷爷是拳术好手，少林、形意、八卦、刀螂都会。小时候没跟他学个一招半式，反而眷村的一帮浑小子屁巅屁巅地跟着师父长师父短的，是我最遗憾的。要不然这会儿也不会让此行的领队靳大成先生太极独步，在大伙儿舟车困乏之际，仍能引吭高歌，气冲牛斗，千杯，近醉。

我幼时的这些过往，以后得空再说。借上面这段‘楔子’，我想要说的是：尽管我觉得东北（乃至于蒙古）和我遥遥相关──我的母亲曾在那片土地上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好日子，我祖母的满人老家就在那里──但长久以来，在两岸对立与隔绝下，我对那一块儿地面其实也就只有一抹地图的印象，而且还是中华民国版的东北九省地图。欸，也许多一些吧，好比，我背过，教科书上的‘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又好比，我记得，7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长白山上》里的皮毡帽装束以及它的主题曲……等等。因此，这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所筹办的‘东北学术考察’之旅对我的最大意义，其实就是让我对‘东北’有了一种实感，尽管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陪同父母亲去了哈尔滨几天。去年底，靳大成先生邀我参加时，我本来是不敢答应的，怕冷，哪有在这个最寒冷的冬天还奔赴那个最寒冷的地方的道理呢！但现在我反而认为，东北，尤其是我们这回去的北大荒，如果不是冬天去，是否会少了一点意思呢？那有点儿像是在旱季时节参访亚玛逊雨林一样的少了点意思。大成兄在接近雪乡之时，时而担忧时而兴奋，他那深怕雪不够大雪不够深的心情，现在想来，还真是可爱，有点像是一个顽童向一伙半信半疑的小子们秀他的秘密基地的那种怕砸锅的心情，那里头有一种‘求好’，他希望此行对所有人都能产生最强烈最鲜活的身体感受。为了让我这个南方来的产生强烈感受，大成还要求我在茫茫无极的兴凯湖上和他暂且脱掉羽绒服，‘体验体验’。翌日，在双峰林场的那个小馒头山的那段午后行走，虽然没有‘搜集’到任何‘田野资料’，但那个脚踏进深深的白白的雪里的身体感觉，却必是未来无论怎么也都磨灭不掉的。透过这个经验，我可以联系上无数的杨子荣、无数的座山雕，还有我母亲童年的眼睛与皮肤，还有‘老山林内打猎忙’（《长白山上》歌词）的我的满族人先祖的生活。若我想要认识他们、理会他们，那我能隔着一方水土、一层温度感，与一种皮肤感吗？因此，2011年的2月15日，虽然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从牡丹江到雪乡，再从雪乡回到海林的路程往返上，但却是值得的。我相信，知识思想不单是透过狭义的学习得来的，而更是透过感受得来的，而感受又经常需要一阵发酵和酝酿的过程。这次东北行应是一小包酵母──我这样期许著。

我讶异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我的身世其实是和遥远的东北有着及膝的纠葛，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但这个纠葛却直到这次旅行才带着声响气味与疲惫踏入我的意识之中。

朝鲜族印象

这次东北参访，接触的比较多的是中国朝鲜族民众与官员。他们都热情，都能唱，都能喝──这方面很像台湾的原住民朋友。但是，不像台湾原住民，我难以说他们的生命底色是明亮欢乐的，有一种热带的直接明了。朝鲜族朋友的歌声好像总是要把很深底的某种情感给抖露起来给昂扬起来，但随即又陡然沉落在一种低回的奈何的谷底。此行，我们这一团之中的卞英花就是一位著名的朝鲜族歌唱艺术家，她的歌声多次感动了所有有幸亲聆的主或客。歌为心声，中国朝鲜族虽然在国籍上，甚或政治认同上是中国人，但毕竟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民族关系与权力关系极为复杂的区域的历史所加诸于他们心灵上的特殊痕迹。涵盖了日、韩、俄与东北的辽阔东北亚，在这三、四百年来，就有满清、日本与俄罗斯，这些权力板块在这块地面上的崛起、伸展与挤压，还不提在更长期的历史中不断有其他强势民族例如汉族与蒙古的起落进出。朝鲜人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挤兑与压迫不断的环境下的屈服与斗争的历史。这次和朝鲜族朋友相处，听他们的情绪、想他们的歌声，让我反求到，我对于近年来韩国人的那种极力要把自己民族的气球吹大，好比孔子是韩国人、端午节是他们的节日，豆腐是他们的发明……，的那种不悦感，其实是因缺乏理解而来的小器。他们那样说那样感觉是有原因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但不可以不理解。而且理解的方式是应该把他们的心情放在一个和我们纠葛万端断骨连筋的东北亚历史地理中。那样的话，我们也许会有另一种不同的心情听他们的那些‘大话’。或许，我们自己的‘大话’也不少哩！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中国朝鲜族的未来情况是让人担心的。我们第一天去密山，当地的朝鲜族农民菁英在报导着他们绿色水稻种植合作社的傲人绩效时，也没有掩盖一个事实：年轻人外流严重，特别是到韩国打工的最多，因此村子里留下来干活的率多是中老年人。这在其他朝鲜族村子里也得到了印证，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有时竟会让人有一种‘老人村’的感觉。2月16-17日的江西村之行，就特别让我如此感觉。17日那天早上，我们参访了一个老人聚会所，并在那儿用的早餐，那里的五谷米蒸的饭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五谷米饭。聚会所的老人在大炕上分男女两边坐着，大多穿着传统的朝鲜民族服装，少数没这样穿的，也都穿得很正式很体面。屋里头有各种标语或记事牌，都是朝鲜文字，我只认得‘2011年2月’的‘年’与‘月’这两个汉字。外头白雪皑皑，老人们在蒸汽薰腾且相当整洁的屋子里大声笑闹争执。他们也玩象棋，棋子大得像个柿饼，而且规则不同，炮可以空跳，卒子不过河也可以横走，马腿绊著照跳……。他们似乎要求更多的自由，而且全神贯注。他们下得凶猛快速，以棋击盘，大声喊叫，先声夺人──不知者还以为他们有争执呢！有这个聚会所，朝鲜族的老人应是很快乐。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朝鲜族有这个文化传统呢，还是说，这是因应村子里年轻人都离开了而建立的一种互助方式呢？

印象中，老人里头，女性总是笑逐颜开地，她们的表情不是堆出来的，而是涌出来的。有那么多的善意、温暖与平和，但同时却又好像是不自觉地或秘密地在愉快地承担这个世界的一切压力，在帮助他人时完成了自我。那里头有一种一切做来皆不费劲，就算费劲也不夸示的平民的、母亲的伟大。相对于老太太这一块儿，老先生那一块儿就有些青苍、拘谨、严肃、压抑。是不是人老了，各民族都是这样？还是说，这是少数民族的共同状态：成年后的男性总是抑郁的，而女性虽然承担了日常生活但总是欢快的。我想起我的朋友郑鸿生所记录的他闽南人家族的历史，指出他父辈的台湾男性总是抑郁、软弱、不大气（他用的词是‘大范’），而女性则常是平和而坚强。如果台湾福佬男性的这种人格状态可以用日本殖民与国府统治来解释的话，那么朝鲜族男性和女性的这么强烈的对比是否有类似的历史轨迹呢？

在那天老人聚会所的早餐中，我被随行的地方官员介绍为‘台湾来的’的时候，竟然在女性这一边响起了一片掌声。我不好意思报以微笑时，看到了从她们那里漾出了一波波的善意的、应许的笑。这让我受宠若惊，因为她们只对我施以如此的厚爱。后来，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也注意到这一景象，并说这些老人沧桑历尽炎凉见惯，连当地的官员都可以视若常人而稍无溜须之态，但对我如此热烈，可谓出之真情。但我实在不知为何，是因为‘台湾’激起了他们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吗？但为何老先生们又看不出类似的反应呢？本团有一位朋友打趣说，这是因为我长得讨喜之类的，才会让她们这么高兴地欢迎你──‘没看到欢迎你的都是女性吗？’。对这个说法，我在心情上是愿意接受的，但理智上觉得并非如此。

仓重拓先生是我们一行人之中唯一的一位日本人，他很随和，酒量也佳。我观察到，有些朝鲜族朋友在一开始时对他是有些许冷淡，虽然还谈不上敌意，但也许毕竟仓重拓是个小伙子，而且又是客，除了少数一二特殊状态下，只要过了一会儿的喝酒交往，一般而言对他也是包容友善的，甚至，酒过三巡之后，朝鲜族朋友还会和他用简单的日语交流，而这个交流常常激起了一些奇异的兴奋。这在台湾的老一辈本省人里也是常见的，虽然比较而言，台湾人对日本人少了一层敌意的复杂。看来，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前殖民地里的民众感情的诸多复杂层面中，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坑坑洼洼。

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最惊异的一个发现是，不止一个朝鲜族的官员表示过，根据他们的家谱，他们二、三十代前是从山东移民到朝鲜的，然后前几代又从朝鲜移民到东北。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史实当作其实是很晚近才形成的民族国家历史观的软化剂的话，那么从一个区域史的眼睛放松地看，那么即便有人说孔老夫子是朝鲜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大大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企图还原本来高度复杂但后来被简单化的区域历史的矫枉必须过正就行了。我们的很多的定见，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个体制及其意识型态所加诸给我们的，一旦回到历史，很难是那么清楚的；朝鲜族没法一刀切，就像汉族也无法一刀切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的大格局退潮后，这些朝鲜族中国人，将有可能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另一受害者。因为本来不成问题的‘认同’，却隐隐地、慢慢地成为他们的最幽暗但也最具‘存在感’的问题：‘我是谁？’。这么多的朝鲜族年轻人往韩国跑，难道只是经济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族干部要把子女送到韩国念大学，难道是因为韩国的大学办得好？我感受到朝鲜族的‘认同’，似乎还有一个南北朝鲜的维度。我就听到一个官员酒后说，如果政府要派他到朝鲜去搜集情报，他不干──这太强人所难了，但是要派去韩国干同样的事，他愿意。我必须坦白我对这样的心情感到震撼。一个老官员，会当着大家无顾忌地畅言‘人情是当今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在中国，你若是没有朋友，你还能做什么事？’。但在提到他与朝鲜的关系时，眉宇之间却有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借用陈映真的一篇小说〈累累〉的文字）。对他而言，世上有一些东西，毕竟还是不能当作‘生产力’的。我本来对他是很有意见的，但看到他在一切嬉笑怒骂装疯卖傻之外，竟然还为自己捍卫著那么一方小小暗室──那或许就是一个人的‘根本’吧，也不由得有些歉然有些难过。嘲笑显然比理解容易得多。

这个认同关系，肯定又因中国现在富起来了而更复杂。一个朝鲜族的朋友就说，以前去韩国这个也贵，那个也贵，什么都不敢买，现在，咱去那儿，爱买什么买什么。物质条件的改变，的确是冲撞著这个区域民众的主体状态。台湾人现在到大陆，好像是这位朝鲜族朋友去韩国的经验的倒反，以前是‘爱买什么买什么’，现在则是‘这个也贵，那个也贵’。如果中国大陆继续向前发展，而牡丹江区域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年轻人的工作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多，那是否会减少年轻人的跨国外流，进而选择在邻近大都市发展？从这次旅行所拜访的一位年轻朝鲜族企业家所经营的公司来看，中国政府方面的确是有扶植少数民族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但效果有多大，或这个公司的代表性如何，就不知道了。这个公司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外，另一个重要利基是它能利用它的民族与地缘关系，成为韩国与中国企业与市场的一个接榫。但我也注意到了，这个公司最大的事业其实还是房地产，而且是结合了台商在最精华的江沿儿地带盖豪华住宅楼。因此，该公司的政府所支持的高科技产业，到底是企业转型的真正方向，还是企业的一种正当性策略，在短暂的行程里，的确难以得知。大陆的城乡二元制度，其实也在支持这样的一种房地产炒作。当地的一个官员说，很多买楼的是富起来的乡民，他们透过购买城市高价住宅以取得城市户口，而这正是大陆很多城市不动产开发的重要动力所在。

这位年轻的朝鲜族企业家值得稍加记录，或许可以作为中国新兴的布尔乔亚阶级的一页速写。作为晚宴的主人，他因事迟到，到的时候，连声道歉，态度非常谦恭端敬。稍事喘息，他就为大家说了他家族从朝鲜移民到东北的历史。当他讲到他已逝的母亲对他的期望与要求，以及他母亲为了儿子所做的牺牲时，的确是相当感人的。他母亲应该是一个很坚毅的女性，在她临终前，儿子问他韩国老家的地址，老人家竟然拒绝相告，说，当初老家的阔兄弟们不把咱们这一支当骨肉，任我们背井离乡而去，现在你一事无成回去找他们和他们攀亲戚，岂不自取其辱。不要想老家了，儿子，你得靠自己站起来！……。这一段故事，企业家讲起来很是真诚，感动四座。企业家还赠送给我们他所创作的一本关于金日成在东北的小说。他母亲当年是跟过金日成搞过革命的，但他在席间所讲的母亲故事却和这个小说的革命内容无关，多是环绕在创业发家上头。企业家一讲完故事，好像是做完了一种仪式，就入俗地开始劝大家喝酒了，敬酒、罚酒、热笑、冷脸，非要人就范于他的酒权之下，一时之间换了个人，从一个温暖的、虔敬的、忆母的孝子，变成了一个冷热无常、骄气逼人的霸子。大陆的官，在宾客前其实是不霸的，他们有一种官场的礼仪与套话的约制，但这位企业家却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制约──尤其是在座没有一个是奈何了他的官。我因为拒绝干杯，他就马上垮下了脸，严若冰霜。而这时，我旁边的一个政府官员，竟然紧张地和我频频示意，手肘推我，耳朵咬我，几乎是请求我看在他的面子上，小声地说‘您就把这杯喝了吧！’。于是我喝了，企业家当场和风丽日颜色初赍──‘这就对啦！’。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个家族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撑起了这样的一种领导者的人格状态？这个企业家为何连当地的官员都如此让惧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商关系使得这个官阶并不低的地方官员，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如此体认到对方的权威？我想这或许和房地产业的政经架构有关。但这只是我的猜想，算不得数。真正要对这个地方政治生态的课题有知识兴趣，或对大陆的新兴布尔乔亚阶级的人格与精神状态有知识好奇，必须要‘下马观花’。

满族村印象

我平日其实是很喜欢吃韩国菜的，但朝鲜族的菜吃久了，说实在我的肠胃也够呛的了。这是我的娇气，需要自我批评。这里的菜其实和我在别的地方（包括韩国）所吃的韩菜已经不太一样了，毕竟已经结合了一方水土，有些粗粝、有些偏咸，肉又特别多，而且其中常会有狗肉。我家养了两只狗，我不能吃狗肉，回去无法向它二位交代，这让我吃的更是有些不安。或许部分是由于‘吃’的原因，当我们到了满族村，我竟然有了一种回乡的感觉，这不单是因为满族人不吃狗肉，更是因为我们所叨扰的当地满族居停主人为我们端上的碟碟盘盘，竟有很多道是小时候我奶奶常做的，好比红烧肉豆腐泡、黄瓜炒蛋、肉冻子、粉条猪肉炖大白菜，还有我多少年没见过的新红柿洒白糖……，而他们自己酿的白酒，味道就和金门陈年高粱酒一般地悦我口。

宁安的满族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人多，各种年龄层，老、中、青、幼都有，青年人是稍稍少些，但小孩儿特别多，健康、快乐、皮实，男孩儿女孩儿，脸上都冻得两团红。这个感觉是有前提的，前此，在朝鲜族的村社中，触目所见几乎都是中老年人。难道，满族村的人口外流比较不严重？还是说，那天是祭祀的节日又是元宵，人都出现了？的确，后来到了下午，我们也看到了人们踩着结冻的牡丹江，在北大荒较早出现的落日余晖中，三五成群地在萧索的江面上步行回到对岸村子。

我们赶上了满族萨满祭典。我们这一行人被邀请上了炕的一边，而他们自己人上炕的另一边。程玉梅告诉我，这是对我们的礼遇，把我们当长辈，因为我们的炕是朝南的，面阳。祭祀就在两张炕的中间过道上进行，祭礼还没开始，门口就已经挤满了观看的人群。我不知道这个祭祀活动是从何年开始的，但显然祭祀的礼仪还是有些夹生，整体氛围少了些参与者内在心情的某种真实感，从而也少了感染力。但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在口中念念有词、摇著臀铃，迈著固定步伐绕圈儿时，倒是颇入神的。这种萨满的祭祀，其实台湾也有些类似的（台湾的民俗宗教是否是萨满的一支，需要考证）展现，但台湾的神秘成分要高很多，好比那在天人之际的乩童，就一定会在某一时刻忘情起乩，疯魔一阵。但这儿没有。这是否是社会主义传统所致，我不知道。因为空间逼仄，祭祀者伸展不开，旁观者也感受到一种动弹不得的压力，给人一种祠堂的礼法拘束，而没有巫祝的欢乐舒展。满族的文化本来是否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文化，我诚然不知，但比起我所知道的台湾原住民祭典的欢快舒展，这个文化活动的不能与民同乐，可能是它结构上最大的缺憾，势将影响它的延续发展。最后，杀猪献祀的‘活动高潮’，更是让人坐立不安。对面的炕上，一个八九岁的小姐姐，就像慈母一样搂着她四五岁的弟弟，并摀着他的眼。我们几个‘参访者’其实一般来说并不算矫情，但也都背向了那个哀哀无告声嘶力竭的猪。我们这一行人里研究佛教的蒙古族凯朝，此刻端坐在另一角落为那只猪持咒。不久前，那条白色的猪刚被缚着手脚抬进来的时候，它长长的白色睫毛下的恐惧的、无助的、低垂的黑蓝色眼神，正好横在我眼前。

但尽管如此，我却也迷上了那个祭祀者以满语哼吟的调子，重复而单调，但竟出奇的有一种似曾相识感与安慰感。在外头，我和贺照田开玩笑说，咱满人现在成了你们汉人文化观光的对象啦。贺照田说，你这回又认同满族了，我待会儿要告诉凯朝。

东北、台湾与东亚历史

这回认识凯朝也是一个机缘。台湾早期族群分类很简单，不是本省人就是外省人，加上我父系祖先入关得早，早就汉化了，所以我向来只有一种‘外省人’的身份（主观或客观的）──虽然我‘知道’我的祖父是蒙古人、祖母是旗人。凯朝兄第一次见到我，听到我和他这样的一种‘攀关系’说法时，就干脆把我其他的‘认同’横刀一切，说：‘你祖父是蒙古人，那你父亲是你祖父的儿子，那就是蒙古人，如果他是蒙古人，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就是蒙古人。’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也没法表示反对，没有一种由衷的高兴，但也没有一种真正的不舒服。我真正的反应是一种贪心──我何不能又是蒙古族，又是满族，又是汉族呢？

贴靠上这一个混杂的认同，并不是想要沾上什么后殖民杂交混血之类的政治正确，而是隐约地想要透过这样一种情感的多维关连，找到一种认识与思考东北亚的心情动力。如果说，日本人或韩国人重新认识东亚、东北亚，是有他们自己的情感与问题轴心，那么中国人，要认识东北亚，也必须要找到自我的情感与问题的支点，并以他者为参照为对话。不论这个‘自我’是多么的柔软易捏，但总是要有一个‘自我’。有一个‘自我’的视角，才能和‘他者’的视角产生一种互动与互学的关系，那么关于这个区域的思想与学术才能有真实的成长。以辽、金、元、渤海国、朝鲜、新罗、宁古塔、辽东、东三省、东九省、俄罗斯、日本、满州国、‘林海雪原’……，这些对我来说很多都还是少有内容填充的地理或历史名词，其实一定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丛结的各个节点。我们也许得透过对这些史与地的内在关系的重新感受与掌握，才能为这个靳大成所谓的‘东域学’注入学术与思想的生机。但岂止是上述范畴而已，‘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语）。同行的波兰学者杨爽就指出了沙俄时期在东北的东清铁路建设，其实就有大量的波兰工程师参与其间，而光是哈尔滨，在1907年就曾有总数高达7000的波兰侨民……。我相信，这个‘东域学’应该有潜力平衡目前关于东亚区域的知识偏重于海洋的那一面，而比较忽略欧亚大陆这一面的倾斜。对我而言，如果知识上要前进东北，并非是要做东北的区域研究，而是要将东北作为海洋东北亚与内陆北亚/中亚进行知识连接的一个场域与一个契机。这对于我们重新图绘‘在亚洲的中国’应是重要的。就此而言，研究作为东北亚的一个轴心的中国东北，其知识胃纳应该可以也应该延展到蒙古、新疆，乃至西藏，这整个周边。这是我极为粗浅的一种感觉。我阅读很少，但印象上，陈寅恪与当代的张承志与汪晖，似乎都曾沿着类似的线索思考过。

东北亚和东南亚也不能就说是‘两个’区域。也是在此行中，我才突然浮起了关于陈映真先生小说创作的一些新的理解线索。他似乎早就感受到这两块地面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一种深刻内在关连。在他所有的小说里，只有两篇小说在它们的叙述结构上具体地环绕在中国大陆的空间地理之上，分别是〈归乡〉（1999）与〈忠孝公园〉（2001）。特别是〈忠孝公园〉这一中篇，透过一个来自东北的外省老人和一个本省老人在南台湾的某一个小镇中的邂逅，分别回述了两段表面疏远但内在相关的现代史。东北老人的履历是伪满官员、日本鹰犬、国民党‘先遣’、为中共戴罪立功、逃亡来台进入保密局，在2000年大选变天后，因幻灭悔罪惧怕而自杀，而台湾老人则是一个被日本当局征到南洋当军伕的普通佃农，由于想要得到来自日本政府对他们‘天皇赤子’的战争赔偿，而被党外政客所动员，而被出卖。小说里，他们没有主观交集的邂逅则是借由一个媒介：日本话。很清楚地，陈映真透过这篇创作，把台湾置放于从东北亚到东南亚这一整个区域历史的辐辏，让台湾人在区域的大历史中认清自己的认同困局的历史线索。

最后，似乎可以稍微谈一谈这次雪乡行与台湾的关系。行前，我读了指定读物《林海雪原》。这本小说，以及根据它改编的电影，以及以英雄杨子荣为主角，描述他如何智擒惯匪‘座山雕’的改良京剧《智取威虎山》，更是几乎所有我同辈的大陆朋友都近于熟烂的故事。相对于土匪‘座山雕’的猥琐阴险，英雄杨子荣的高大光亮，曾是亿万民众的景仰对象。但我要到这次旅行之前，才知道有这一串形象与故事。我上网查了查，才知道这个故事之后还被改编成电视剧。

我问过好几个和我年龄相近的台湾朋友，结果是没人知道《林海雪原》，遑论杨某、座某。我所在的大学图书馆也没这本书，托朋友从南港中研院图书馆帮我借出来，看上去也是长年投闲置散才有的气色，书底的注记卡上我是头一笔。小说是相当好看，至少直到智取威虎山为止，之后就稍微有点《三国》到了姜维的感觉──无浪可惊无花可赏，虽则两段历史一长一消。也是同行的朋友忘了是谁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杨子荣在智擒座山雕之后不久就牺牲了，但小说竟然终始秘不发丧。

2月16日早上，我们一行人到了海林市的杨子荣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无论是空间格局、陈列方式与资料内容都相当齐整，值得看，特别是它能让我们穿透小说，领受到一个真实的底层人物在他英雄光环之后的身家悲凉历史荒诞。导览者是一个年轻的美丽的女孩儿，很专业也很敬业，她一定也做了很多功课，才能回答我们团里这些知识分子五花八门的问题。仓重拓努力地用他其实已经很好的普通话问了一个问题，但导览女孩儿恰巧没能听懂。那个问题是什么，我也忘了，但我记得她那礼貌地、带着少女的困惑，环顾大家寻求翻译协助的眼神，是迷人的。我觉得大陆很多的状态在默默地改变，其中当然包括人的状态。这回坐火车出游，我就觉得秩序很好，而且是一种‘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好，大家有一种相互的尊重，但又没有资本主义‘先进’空间中的那种空间私有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强制性肢体距离感。我还记得头一天我们坐进硬卧，一个上铺的女郎‘硬是’好像该当应份地坐在‘我们的’下铺，吃起肯德基，但大家也都不以为怪，也都能包容这样的一个破坏物权观念的侵入者。在一个有中国味儿的‘人情的’空间中，我们此行的第一个学术讨论恰恰就是从‘人情’这个问题展开，从它，看历史、社会、政治与学问。

对《林海雪原》，我在路上和朋友们分享了两个阅读感觉。第一、读了这本小说，比较能知道为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在之后的‘三大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我不曾在任何历史文献、文学创作或是亲身听闻之中，感受过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有过类似于《林海雪原》中的那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那整个动能是爆发的、姿势是起跳的、眼神是决然的，生命是为他人的。在中国近代史中，特别是从五四以来，人们为了找寻国家民族的生存方向，为了理想而献身的那个时代，或许才有资格叫做‘大江大海’。不是吗？但是，我也随即想到，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髓如何能够维系的困局──马上的英姿是美的，但下了马还老是撑著这种英姿，不也太怪异、太折腾了？但我们真的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与高蹈的理想主义之间择一吗？今天，以‘革命样版’来俏皮‘林海雪原’或‘杨子荣’是容易的，但思想的艰钜责任不正是要求我们重新思索，在‘历史终结’的年代中，如何从过往的理想主义轨迹中汲取教训、寻得力量吗？我们不该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同时委地而叹：没有别的路。

旅行往往是充满惊讶的，回顾起来常常更是。2月16日上午我们参观了‘杨子荣纪念馆’之后，下一个参观对象则是附近的‘报恩寺’，一个庞大簇新、霞光万道的寺庙建筑群，2003年左右才落成开光的。贺照田说，东北这一块儿其实比较是没有佛教传统的，但突然之间却盖上了这么巍峨的大庙，让人惊讶、感慨。同行的大陆朋友多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好奇与感慨。我大概能理解他们的感慨。这一路不论是火车上还是公路上，其实我们看过好几个新新的大庙矗立路旁。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学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造成了这个奇观？宗教的兴起和指导意识型态的衰疲之间必然有密切的关系。我说那个早上的旅程‘充满惊讶’，其实指的还不是‘报恩寺’本身，而是那种把‘杨子荣纪念馆’和‘报恩寺’一前一后摆在一起的高度寓言式的‘安排’。

其二，‘林海雪原’是一部环绕着‘土改’这个核心事件的国共斗争史。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以国家力量为后盾，实施土改，压抑了地主利益，得罪了地主阶级，而这也是之后台独力量在海外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不论其形式是压抑或是爆发，‘土改’一定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林海雪原》的故事背景就是共军的一个小队深入深山老林歼灭国民党所支持的地方反动武力，而这个反动武力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阻碍共产党的农民革命进程，而其核心任务就是破坏土改。因为是服务于这个历史，小说的写作是建立在真假善恶美丑的鲜明对立上。但如果我们拉长历史视野，那么也不得不把‘座山雕’（或‘崔旅长’），看做是这两三百年来，中国人面临近世危机，对传统地主与仕绅阶级在适应现代过程中的位置的不同看法之间的斗争的一个小波纹。如果这么看，那这篇小说的不得不可惜之处，恰恰在于它无法把‘座山雕’这个小人物后头的历史来龙去脉给勾勒出来，而只能让它以‘匪’的简单形象出现，被擒，被糟蹋。

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国民党的政治语言中，一直管对岸的政权为‘匪’或‘共匪’。我们这一代虽然不一定这么想，但也听惯了，以致于在读《林海雪原》时，听到青年英雄少剑波要出师‘剿匪’时，脑袋还不由得不‘发轴’一下，因为，在国民党正统的叙事里，少剑波、杨子荣正是‘匪’，正是被‘兵’（即‘中央军’）所剿的对象。谁是兵？谁是匪？的确是一个不像乍看之下那么清楚的问题。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给李自成翻案，说他不是‘流寇’不是‘匪’，而明朝的官兵才是形兵实匪，所以他说李自成的军队是‘剿兵安民’。在台湾，大家听到李自成，无意识地都会把他和张献忠等而观之，视为‘流寇’，但在大陆的历史教育中肯定不是如此。那么，如何理解这个历史编纂的分歧呢？如果只是简单地擎起相对主义大旗，以为‘胜王败寇’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其实是怀疑的。就如同我刚才所指出的，在二战结束后，共产党在全中国范围中的确体现了一种能带领向上的力量，一种能够鼓舞人们（包括大多数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政治正当性，而国民党政权则是在快速耗损它靠领导抗战所积蓄的正当性。这里有一种正当性的较劲，而国民党显然是居于劣势。同行的黄纪苏在车上就提供了一两个掌故，他说他曾看过一个真实文献，是抗战中日本军方发下来作为甄别‘共匪’的参考资料，说如果俘虏里头有那些比较没尊卑与阶级意识（好比给他烟他就大咧咧伸手的），或是长的样子有些正气坦然的，就可能是共军份子。黄纪苏又说，根据熊向辉的回忆录，胡宗南的部下向胡告密说熊可能是共党潜伏份子，理由是这个人‘不赌、不嫖、不贪，有志气，一定是共产党’。这些听来让人哭笑不得的‘史料’的确有趣，也应该是反映某种真实的。但我要说的是：即便如此，共产党并不曾垄断所有的正当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似乎不应该把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某种世界观或方向，当作完全的对反、完全的黑、完全的丑。我想起陈映真在他的小说〈归乡〉里，就有些让人意外地交代了辽沈战役里的一个场景──国军六十二军的塔山之役。一个幸存的外省老兵老朱如此回忆：

‘来台湾以后，老听人私底下说，国军和匪军对仗，士气崩溃，兵败如山倒，只有投降的份…..我听了，也懒得争辩。国民党都把整个大陆丢了，还有什么话说？’
‘但是，六十二军打塔山就不能把国军说得那么峱种。[……]以整营、整团的兵力，硬是由连、营、团长带头，冒着共军密集猛烈的炮火，向前冲锋。[……]就打塔山这一仗，说国军怯战，摧枯拉朽，不公平。’

还需要说，‘匪’或是‘帮’，是没法这样子作战的吗？陈映真虽然在思想上与感情上认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并无爱于那关了他七年的国民党，但我认为陈映真在上世纪末，如非更早，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培养了一种新的看待国共内战的历史态度，为国共各自对抗分立的意识型态史观找出一条超越的路径；而首先必须要超越一种简单的兵匪二分。我认为陈映真看到了一种在历史中论断善恶美丑必须要有分寸感的伦理学意义。一个负责的历史叙事不应把国共内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视作‘匪’，就像国民党也不应把那时的共党视为‘匪’是一样的。回到杨子荣纪念馆，在我对那个馆以及导览小姐的赞美之外，我的建议是：不妨为现在只是一个负面符号的‘座山雕’，回复一点点人性与历史性。

在此行头一天往牡丹江的硬卧上，大成告诉大家他最近读了李敖批评龙应台《大江大海》的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大成的语气难掩兴奋，似乎是李敖好好地给他出了一口气。我在离台赴京前，在大直美丽华的诚品也翻过李敖的这本新书。我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必要的，且唯有李敖能写。我刻意让自己没读过几乎是人手一本的《大江大海》，因我猜想（或许有误），《大江大海》大概就是延续她一贯的姿态：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因接近西方而是文明，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历史的孽种，一条哪里都到不了的历史曲折，最后还是得回到‘文明’的从头。但龙女士的史观是个省事的史观，因为它从来不需面对一个问题：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而回避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民党来台之后一贯的姿态──高或是低。在这篇纪行文字的开始，我曾提到过1970年代初风靡台湾的党营中国电视公司的电视连续剧《长白山上》。它的主题曲更是风行一时，照抄如下：

长白山上的好儿郎，
吃苦耐劳不怕冰霜，
伐木采参垦大荒，呀嘛
老山林内打猎忙，呀嘛哼嗨呦，哼嗨呦。

长白山的东邻藏猛虎，
长白山的北边儿有恶狼，
风吹草低驰战马，
万众一齐枪上膛，
扫除妖孽重建家邦，
扫除妖孽重建家邦。

这部电视剧的情节其实就是国民党版的民国近代史缩影。本来安和乐利的‘长白山上’，虽然面对东边的日本与北方的俄国的侵略，但最终还是能精诚团结打败日寇，想说终于可以从此过上好日子了，但奈何祸起萧墙，自家出现了‘妖孽’……。这部冷战时期的国民党通俗连续剧的糟粕历史想像，其实还可能仍是龙女士至今宝玉怀之的历史想像。对龙女士的原地踏步，和李敖一样，我也想要批评，但东北行无意间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让我得以也能这样看：龙应台的史观其实也未尝不是对岸史观的反动呢！《大江大海》与《林海雪原》必须要合而观之。到目前为止，两岸似乎还结构性地缺少一种超越党派视角看待共同历史的一种素养与襟怀。

《林海雪原》毕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小说，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尽了一个时代的角色，不需苛评。但时至今日，我们是否该有另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如若不然，我们将永远在‘林海雪原’与‘大江大海’的意识型态与简单美学中摆荡。‘林海雪原’面对的是政治，‘大江大海’面对的是市场，在政治与市场之间，我们要为历史找到呼吸的空气。如果是这样，那么，超越《大江大海》与超越《林海雪原》恐怕是同一回事吧！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