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近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

2011年10月13日至17日，由濟南大學文學院、山東省近代文學學會聯合舉辦的『2011年中國近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小說分會年會』在濟南大學隆重召開，來自美國、中國台灣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河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60餘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圍繞『中西與雅俗：各種力量作用下的近代小說』、『辛亥前後的文人與小說』、『近代小說理論和小說美學』等議題展開了熱烈、深入的討論。
本次會議共收到論文46篇，內容涉及中國近代小說研究的多個領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小說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蓬勃的生命力。綜合會議論文和分組討論情況，本次會議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特色：
一、新文獻資料的披露、關注與研究空間的拓展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文獻資料、史實描述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基礎，本次會議在新文獻資料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了令人可喜的成果。
1895年6月，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萬國公報】上發布【求着時新小說啟】，出資懸賞徵集時新小說以革除鴉片、時文和纏足等『中華積弊』。次年3月，傅蘭雅在【萬國公報】上刊出【時新小說出案】，說明徵文活動共徵得小說162部，但是此後這些小說一直未見行世。2011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原藏柏克萊大學圖書館的【清末時新小說集】，在近代小說界引起不小的轟動。劉德隆（上海楊浦教師進修學院）【傅蘭雅『時新小說』徵文獲獎作品序文鈔】對這次徵文獲獎作品的『序文』進行了整理，為學界提供了重要的學術信息。劉琦（吉林工程技術師範學院）【中國近代『新小說』的先驅——〖清末時新小說〗簡介】對徵文獲獎小說擇要作了介紹，認為這些作品可謂中國近代新小說的先驅，它們的問世為近代小說研究以及如何認識梁啓超所倡導的新小說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
郭長海（長春師範學院）【民國第一小說，民國第一劇本〖血淚黃花〗】對近代小說家陸士諤創作的小說【血淚黃花】以及據此改編的劇本【鄂州血】進行了細緻分析，認為這兩部作品寫出了武昌起義的整個歷史風貌，為中國近代政治史和中國近代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嶄新的樣本，而且在中國近代小說史和戲劇史上都應當有重要的地位。胡全章（河南大學）在【清末民初白話報刊小說大家徐劍膽考論】的基礎上，繼續挖掘徐劍膽的小說創作資料，論文【徐劍膽考論續篇】指出：民初北京白話報人和白話報小說主筆在【白話捷報】、【愛國白話報】、【北京白話報】、【小公報】、【北京白話報】、【實報】、【實事白話報】等報刊發表了大量的小說，徐劍膽依託京津白話報刊，發表了400種以上的小說，其創作總量當以千萬言計，是近現代北方通俗小說作家群中的傑出代表。在學界普遍認為近代報刊和小說活動中心均在上海的語境下，對於清末民初京津白話報刊小說家徐劍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長期以來頗為冷落的近代北方都市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此外，胡志德（美國加州大學）【美國對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概況】為我們了解美國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狀況提供了寶貴的信息。趙曉林（濟南日報社）【素隱書屋本〖巴黎茶花女遺事〗】也涉及比較重要的文獻問題，並對有關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考。而近代小說界如何在已有文獻史實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發掘和有效運用小說及其他相關文獻的問題，也得到了與會學者的普遍關注。
二、研究角度的豐富以及相關問題研究的推進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海峽兩岸隆重紀念辛亥革命的歷史背景下，『辛亥前後的文人與小說』、『辛亥革命與近代小說』成為本次會議的討論熱點，表現出近代小說研究有意識地與重大政治、學術文化事件相關聯、相呼應的特徵，也帶有回顧和反思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意味。袁進（復旦大學）在【略談辛亥革命對中國小說的推動】中指出：辛亥革命帶來的推翻帝制和政治法制改革，曾經對民初言情小說的突破，起過重要的推動作用；民初以『和尚戀愛』、『寡婦戀愛』的小說為言情小說的發端，就是在辛亥革命促動下形成的。長期以來，受五四新文學家的影響，一般讀者對近代小說的關注，大多停留在晚清小說，對民初小說往往不夠重視。其實，辛亥革命曾經推動了近代小說的發展，使民初小說呈現出與晚清小說不同的形態。晚清的『言情小說』缺乏表現『人』的意識，民初的『言情小說』與五四新文學相比，儘管也缺乏『人』的意識，但它們似乎更注重揭示愛情悲劇的內在性，在作品展示的客觀形象上，具有比晚清『言情小說』更為豐厚的內涵。這一變化，應當歸功於辛亥革命帶來的時代變化。這篇文章提出了近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理解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文學的深層次關係、如何評價與辛亥革命相關的文學史現象。因為受到簡單的『歷史決定論』的影響，近代文學研究界曾對辛亥革命以後的文學思潮、文學創作（包括一般所謂『鴛鴦蝴蝶派』）給予『低潮』、『退步』甚至否定性評價。因此，這篇文章對於我們準確認識中國近代文學尤其是近代小說的演變過程有着重要的啟示意義。
左鵬軍（華南師範大學）【從小說到戲曲：〖紅樓真夢〗的文體轉換與文化內涵】指出：生活於晚清民國之際的郭則沄以學者身份從事小說戲曲創作，先做【紅樓真夢】小說，繼撰【紅樓真夢傳奇】，這一再度創作行為和文體轉變反映了作者對解讀紅樓故事的執著與自信；從人生態度和所處時代來看，郭則沄創作【紅樓真夢】小說和戲曲的主要用意並不在於這兩種文學樣式本身，而含有深遠的文化內涵；從晚清以來的文化發展與世道變遷來看，這種道德憂患和文化憂慮並非多餘，更不宜以落後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價值和認識價值。段懷清（復旦大學）【主筆——小說家與晚清小說中的『啟蒙主義』】探討『主筆—小說家』這種身份對晚清小說創作產生的重要影響，認為由於『主筆—小說家』的複合身份使得小說具有多重特性，其中在受眾興趣娛樂及教育啟蒙方面的考量兼顧，突顯了小說在市場商業化、社會大眾化及審美啟蒙性諸方面的時代總體關注與具體實踐形態。這種小說在社會啟蒙方面的認同承擔及諸多努力，一方面創造性地轉換了傳統知識分子在化民群治方面的道德責任；另一方面也將中國傳統小說從一個封閉的作者核心系統中解脫出來，開創了一個更為開放與自由的小說敘事時代。
季桂起（德州學院）【論清末民初短篇小說的體式變革】認為，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說是古代小說向現代小說的過渡形態，但在敘事結構、方法、體制以及視角等體式上已經體現出現代小說的特點。它在體式變革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抒情小說的出現。抒情小說改變了傳統小說的敘事構造和藝術功能。蘇建新（福建工程學院）【林紓與辛亥革命】認為，辛亥革命前林紓對現實極度失望，革命爆發後，他由擔憂發展到認同、歌頌，辛亥前後的林紓是進步的先知先覺者中的一員。郭浩帆（濟南大學）【〖金瓶梅〗續書〖金屋夢〗若干問題摭議】指出，1914年發表在上海【鶯花雜誌】上的【金瓶梅】續書【金屋夢】為孫靜庵所編，孫靜庵改編【金屋夢】的方式與辛亥革命後政治及社會思潮變遷影響小說風氣發生轉移有着密切的關係。馬衛中、伏濤（蘇州大學）【文人『筆孽』與名妓悲哀——以曾樸的〖孽海花〗與樊增祥的〖後彩雲曲〗為中心】探討了真實的傅彩雲與作為小說、詩歌表現對象的傅彩雲的聯繫與區別，特別是文學作品對這一原形人物的改造。劉東方、劉偉（聊城大學）【近代小說中的古今穿越——以〖新西遊記〗為例】從敘事模式、敘事結構等、藝術風格、藝術手法和詞彙語言等方面，分析了它與當下穿越小說的相似之處和淵源關係。劉相雨（曲阜師範大學）【論〖水滸新傳〗的改編策略】從主題、形象塑造等方面，對張恨水創作的【水滸傳】續書【水滸新傳】進行評析，指出【水滸新傳】系接續金聖歎七十回本【水滸傳】而來，在繼承【水滸傳】某些創作傳統的同時進行了改編，它的經驗和教訓在名著續書中帶有普遍意義。侯運華（河南大學）【論民初小說的現代特質——以『哀情小說』、『倡門小說』為主】從小說家的主體意識、文本內含、敘事模式等角度，探討民初小說的現代特質。李宗剛（山東師範大學）【〖玉梨魂〗：愛情悲劇和人生哲理的詩化表現】指出，【玉梨魂】不僅通過愛情悲劇形象地展現了禮教吃人的罪惡，也彰顯了人生存在的深刻哲理，並且通過填補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鴻溝，使之獲得了植根於個體情愛而又超然於個體情愛之上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姜維楓（山東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孫了紅偵探小說面面觀——兼與程小青小說比較】從敘事、人物塑造、語言風格等方面討論了孫了紅偵探小說的藝術特徵。龍瑩瑩【論〖花月痕〗中人物形象的互補性】探討了近代狹邪小說代表作【花月痕】中人物形象的互補性，湯克勤【論晚清小說中留學生形象的書寫】對晚清小說中的留學生形象群體做了具體分析。這些論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推進了相關問題的研究。
三、女性文學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女性文學是近年來近代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本次會議共收到有關近代女性文學研究的論文8篇，它們從多方面探討了近代女性文學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指出近代女性文學為『五四』女性作家的成長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
郭延禮（山東大學）是較早關注近代女性文學研究並取得突出成就的學者，其【20世紀初女性小說家群體論】指出：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1900-1919），中國文學史上首次出現了一個女性小說家群，這個群體大約有60餘人。她們的創作既有長篇小說，也有中篇和短篇小說。女性小說是順應中國女權運動而誕生的，呼喚女權，倡導男女平等，爭取婦女解放，主張婚姻自由，提倡女學，成為女性小說最鮮明的主題。從總體上說，女性小說家雖然未達到同期男性小說家的思想水平和認識高度，但她們在創作中所傳達的女性意識，女性特有的思維特徵、情感方式和性別視角，以及在藝術上若干新的嘗試，卻是值得女性文學研究者珍視的。
黃錦珠（台灣中正大學）【女性主體的掩映：〖眉語〗女作家小說的情愛書寫】指出：創刊於民國三年（1914）的【眉語】是清末民初罕見的容納大量女作家作品的雜誌。其以『及時行樂』、『消閒』、『遊戲』、『花前月下之良伴』為宗旨，男女相戀、談愛說情的故事是該雜誌刊載的大宗，情愛書寫遂成為這份刊物俯拾即得的內容。【眉語】女作家小說的情愛書寫中，女性主體時而掩蔽，時而浮露，而這種掩映閃爍的影姿，既展呈清末以至民初女權思潮的效應，也映現父權網羅的深重及其緩步的鬆動，對於現今理解婦女的歷史命運與身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劉堃（南開大學）【論秋瑾形象的歷史形成及其性別問題】在夏曉虹【秋瑾之死】等的相關研究基礎上繼續探討，指出清末民初的『女權』論述建立了『女權革命』與『民權革命』之間的特殊關係，秋瑾不滿於『女權革命』的不徹底而積極投身『民權革命』，成為近代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而犧牲的女性，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女性形象之一。劉青青（濟南大學）【近代中國女性譯者及其文學翻譯活動概述】將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出現的女性譯者分為西方來華女傳教士譯者、本土非宗教人士女譯者、【女鐸】報女譯者三個群體，並對她們的譯作情況及相關史實做了初步梳理。此外，朱秀梅（河南大學）【『我』的出走與回歸——晚清新小說女性形象分析】，楊萍、潘超（長春師範學院）【〖歌場冶史〗中楊柳青形象的時代性】，黃湘金（西南大學）【道德與情愛——論清末民初小說中女學生的『自由結婚』】，劉鐵群（廣西師範大學）【鴛鴦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觀念】等論文，都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近代追求個性獨立與自尊的女性，其自我意識的覺醒和自我精神的救贖。
四、研究領域的延伸與學術視野的開拓
假如以一般所說的『近代』（1840-1919）為中心，本次會議表現出比較明顯的有意識地向前後兩個維度延伸的趨勢。
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向『近代』之前追溯。范麗敏（濟南大學）【論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的三種文化精神】指出：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典型地體現了中國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現為三個層次：一是處於最下層的市民大眾的文化精神，正面的為講究誠信、公正、睿智和義氣，負面的為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市儈主義；二是處於中間位置的為社會上大多數人所遵從的正統文化精神，正面的為忠孝節義，負面的為愚忠、愚孝、愚節、愚義；三是處於最上層的、為少數精英文人所具有的哲學文化精神，表現為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對人的價值、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的思考和探索，帶有人文主義萌芽之色彩。樂雲（廣東工業大學）【沉醉與微醒——19世紀初期歷史小說的雙重文化心理】認為，從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來看，19世紀初期的歷史小說展現出中國近代思想走向的兩種不同維度：一方面，既沉醉於天朝大國的輝煌記憶中不能自拔，復古主義與保守主義思潮盛行；另一方面，隨着內憂外患的逐步深入，對時局敏銳而焦慮的小說家的憂世心態也充分呈現出來。左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蜃樓志〗：一部中國商人的『神話』】指出：以粵商為主角的小說【蜃樓志】，寄託着作者為時代和社會提供的一種拯救性力量，為中國古典小說帶來了嶄新的藝術視域。楊思穎（長春師範學院）【論〖林蘭香〗中的夢意象】探討明末清初世情小說【林蘭香】夢意象的運用及其作用，指出小說將夢意象融入到人物塑造和情節演變之中，通過各種夢意象的描寫，表現了作者對世事的洞達和人生的感悟。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向『近代』之後延伸。耿傳明（南開大學）【狂人形象的文化源流與五四新

文學的文化氣質】指出：五四新文學是以魯迅【狂人日記】這樣的非常態人物和非常態敘事為開端的，這種現代『狂人』的出現成為新文學標示其自身文學文化特性的突出標誌；【狂人日記】的重要性在於，它於文化鼎革之際通過傳統自然人性論與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結緣重新激活了瘋癲與文明這一古老命題，五四『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立足於自然人性論的道德浪漫主義態度的復興。清末民初文學異於五四新文學的一個深層差異是由淑世型到勘世型的文化氣質的轉變，前者出於一種人類追求協同性的願望，後者出於一種人類追求客觀性的願望。五四新文學以唯我論和唯理論的文學形態出現，將為協同性文化所壓抑的人的主觀性和客觀性追求解放出來，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別開生面的價值和意義。李生濱（寧夏大學）【魯迅文學以小說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概論】指出：在清代樸學精神和新文藝啟蒙思想影響下，魯迅在中國小說研究方面取得的開拓性成就，體現了其疏離經學、沉潛雜學的文化立場和學術思想，也是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和文化轉型中文化價值轉型的必然結果，而且對魯迅現代小說創作和五四新文化建設的意義影響極其深遠。在強調魯迅現代小說創作傑出才能的同時，不可忽略其既有學術傳承、又立足現代批評立場的中國古代小說和古代文學研究。劉殿祥（山西大同大學）【『別求新聲於異邦』：魯迅的翻譯文學——從近代到現代】認為，魯迅的文學翻譯經過了從近代到現代的漫長曆程，體現了中國翻譯文學從近代到現代的發展特徵，同時也標識出中國文學經由近代文學走向現代化的特性。付建舟（浙江師範大學）【〖域外小說集〗的超前性與翻譯研究中的失語症】指出，【域外小說集】在啟蒙思想、直譯風格、詩學觀念等方面體現出鮮明的超前性，這種超前性使有的研究者產生了嚴重的失語症，即喪失自己關於文學翻譯研究的話語權，無視前賢時彥論斷的片面性，無視域外翻譯理論的局限性，使【域外小說集】不能得到正確的評價。劉麗霞（濟南大學）【近代來華聖母聖心會士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將近代天主教來華傳教修會為整體考察對象，深入探討了近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聯。

此外，趙利民、陳子萌（天津師範大學）【論梁啓超的科學主義思想及其影響下的文學觀】、趙連昌（山東財經大學）【梁啓超晚年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貢獻與價值】等論文繼續關注近代人文精神和學術思想，並對近代小說理論和小說美學進行了探討；蘇建新【走向世界/文化的2010年林紓研究】、謝超凡（華中科技大學）【俞樾通俗小說研究的學術史意義】、李希望(天津師範大學)【當前近代文學研究中的『早秋精神』】等論文，則表現了近代文學研究中學術史意識的自覺和加強。

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出現並逐漸加強的這種追溯式、延伸式研究，拓展了近代文學的學術空間，壯大了研究隊伍。這種情況通常會帶來新角度、新問題，甚至有可能帶來新的學術習慣和範式。無論從近代文學研究角度還是整部中國文學史角度來看，都是可喜並值得期待的現象。

濟南大學召開的『2011年中國近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是國內近代文學研究者的一次聚會，也為國內外同行接觸、溝通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作為連接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橋梁，近代文學具有特殊的學科地位，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本次會議取得的很多成果，提出的很多問題，將會引起學界的關注和反思，從而對中國近代小說乃至於近代文學研究事業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