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及以下文字

　　第十一講

　　漢代文字舉例及魏晉以來文字

　　　

　　11、1 漢代文字

　　　

　　漢初在文字上，是個空白時期，既沒有西周以來豪華莊重的銅器，也沒有秦代頌功的巨石豐

　　碑，一些星星點點的殘跡，在文字上也沒有大的價值。然而在這茫茫黑暗中，卻又出現了幾顆明

　　珠，照徹了秦漢之際的文字變化脈胳，這明珠就是1972年山東臨沂縣銀雀山漢墓出土的近五千枚

　　竹簡，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不僅出土了六百多枚竹簡，而且出土保存了相當好的帛

　　書。這批漢初文物不僅使我們看到了《孫臏兵法》之類失落已久的古書，更重要的是使我們看清

　　楚了從秦篆到漢隸演變的軌跡。

　　　

　　上述文物是從漢文帝、武帝時代的墓中出土的，但所出的竹書和帛書的年代可能更早。五十

　　二病方、孫臏兵法、老子甲本，文字直接承自睡虎地秦簡，是篆意濃厚的古隸。經法和老子乙本

　　字形已失去篆形，只存篆意，屬於西漢初期的隸書。由此可見，漢初是秦隸漢隸交替時期。秦

　　隸、漢隸都用直筆，區別在於秦隸保存更多皂脫胎於秦篆結體的胎記，漢隸已較徹底的用筆畫改

　　造了秦篆字形，只略存篆意而已。

　　　

　　西漢初期對北方的匈奴採取守勢，到了武帝時，西漢國劫強大，在北方轉而採攻勢。漢軍不

　　斷出擊，在河西走廊一帶修邊塞、置亭隧，在西域置屯田，終漢之世幾乎沒有斷過。這些木簡就

　　是這些屯戍的將士遺留下來的文書簿籍。本世紀以來，它們先後從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等地

　　出土。目前編印成書主要的有羅振玉、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張鳳的《漢晉西陲木簡匯

　　編》。1930年在內蒙古額濟那河附近發現的漢中科院考古所編的《居延漢簡甲編》和考古所與甘

　　肅博物館合編的《武威漢簡》。把兩漢以至魏晉出土的木簡文字編成字典的有《西域出土漢晉真

　　跡字鑒》。

　　　

　　近四十年來，漢墓屢見簡牘古籍或遣冊（隨葬器物清單）。其中較有影響的有959年甘肅武威

　　縣磨嘴子漢墓出土的《儀禮》、《王杖十簡》等古籍，著錄於《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

　　年）；1972年武威磨嘴子漢墓又出土漢代醫藥書，已整理成《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

　　1975年）。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

　　子》、《管子》、《晏子》等一批古籍，統稱為銀雀山漢簡，著錄於《銀雀山漢墓竹簡》（共三

　　輯）（文物出版社，1985年）。1973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

　　義》、《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鳳二年五月起居記》等遺書和史料（參見《文物》

　　1981年第8期）。1973年和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大批遣冊竹簡，稱為鳳凰山漢簡》（見

　　《文物》1974年第7期、《考古》1974年第1期和1975年第1期）。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

　　《蒼頡篇》、《詩經》、《周易》、《相狗經》、《日書》等，稱為阜陽漢簡（參見《文物》

　　1978年第8期，《蒼頡篇》見《文物》1983年第1期，《詩經》見《文物》1984年第8期）。1979年

　　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墓出土《孫子兵法》和軍旅文書（參見《文物1981年第2期）。1983年湖北

　　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漢律》、《脈書》、《算術書》、《日書》《曆譜》及遣冊等（參見《文

　　物》1985年第1期）。以上簡牘，馬王堆、銀雀山、鳳凰山、阜陽等地出土者是較早期西漢簡，屬

　　於古隸書文字；定縣、大通縣出土者是晚期西漢簡，武威出土的是早期東漢簡，都屬於成熟的隸

　　書；居延漢簡的時代跨度較大，早的在西漢武帝時代，晚的已屬東漢。在居延漢簡和武威漢簡

　　中，還出現了許多草書，屬於章草字體。漢代的帛書最重要的是1973

　　年長沙馬堆漢墓出土的帛書

　　《老子》、《戰國策》、《春秋事語》、《周易》、《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等古籍抄本

　　或佚書，是西漢初期的古隸書文字。以上帛書著錄於《馬王堆漢墓帛書》（共三冊，文物出版

　　社）。

　　　

　　除了簡帛之外，，漢代文字的資料尚有碑刻。西漢的碑刻幾乎都是用篆書來書寫的，至宣帝

　　時的《魯孝王刻石》（又名《五鳳刻石》）雖已屬隸書，但仍未脫篆意。東漢早期的碑刻，還有

　　一些是用篆書刻寫的，如《袁安碑》（永元四年，西元92年）、《李昭碑》（元初五年，118年）

　　、《嵩山少室石闕銘》（延光二年，123年）等，但多數已採用隸書。東漢中期順帝以後的碑刻，

　　隸書漸臻精美成熟，成為後世隸書的楷模。其中較著名的如《石門頌》（建和二年，148年）、

　　《乙瑛碑》（永興元年，153年）、《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156年）、《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165年）、《史晨前後碑》（建寧二年，169年）、《曹全碑》（中平二年，185年）

　　、《張遷碑》（中平三年，186年）等，在書法方面最受稱道。

　　　

　　魯孝王刻石是西漢晚期的莊重文字，從文字結構和運筆上看，他們橫平豎直，反映了用直線

　　改造篆書已到完成的階段，不僅己基本上已失去了篆字字體，連篆字的筆意也所餘無幾了。這是

　　標準的古漢隸。

　　　

　　東漢是刻石立碑成風的時代。這個時期雖然也有金文、磚瓦文、璽文傳世，但最具有代表性

　　的文字是碑刻文字，傳世的東漢碑版近二百種，代表隸書成熟的刻石有張遷碑、禮器碑、史晨

　　碑、熹平石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經，因為它是作為標準文字刻的，可以說東漢

　　的標準字體。這種結構完整、布局穩重勻稱，筆畫橫平豎直、蚕頭燕尾、左右對稱、如「八」之

　　分的漢隸也叫「八分」、「分書」。和西漢中晚期的簡書對照，可以發現如敦煌、居延漢簡中屬

　　於漢武帝晚期到漢宣帝時代的文字中，所謂的「分書」早已被採用。可見「八分」在民間書法中

　　醞釀成熟，只不過到東漢時期才被承認代表性的書體而已。可見一種字體總是先醞釀於民間，後

　　規範於廟堂。

　　　

　　八分書是美化了的隸書，是成熟階段的隸書。因為八分字和隸書是同一字體的兩個不同發展

　　階段，為了區別，文字學上把脫胎於篆書隸書階段的稱為「古隸」，把標誌它的成熟的八分字稱

　　作「今隸」。由篆變隸的字體交替是從秦、從戰國開始的，整個漢代所完成的是秦代所沒有完成

　　的使命，就文字學上來說，秦、漢屬於同一文字階段。

　　　

　　由隸書的醞釀到隸書的完成前後經歷了將近五百年，而從殷周的篆書脫胎的秦小篆，它的從

　　醞釀到成熟的過程大體上也是經歷了五百年左右。由此可見，一種字體被另一種字體取代是一個

　　相當漫長的過程，其中經歷了孕育、脫胎、磨煉、提高，最後被社會公認，為政府承認諸階段，

　　是相當不易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誕生新字體。

　　　

　　從篆書到隸書，這是字體的一大飛躍，是時代的飛躍，這一飛躍表現在字的組織上，也表現

　　在組字的基本材料的變化上。篆書時期是用線條組字的，隸書時期改由筆畫組字朋。這種改變從

　　根本上變化了中國文字的面貌，漢字史上最劇烈的變化，可以說是一場字體革命，文字學上稱為

　　「隸變」。（和這一變化相比，從隸書到楷書的轉變，只能說是字體的改進而已。關於隸變的詳

　　細情形，上講已說明，不贅。）

　　　

　　漢代雖然沒有廢除篆書，但篆書因為無法和應用簡便的隸書競爭，已自動退出應用的舞臺，

　　躲到了裝飾用的角落去了。漢代人是把篆書當圖案文字來使用的，這就像戰國時的鳥蟲書、就像

　　現代的寫字一樣的。

　　　

　　11、2

　　魏晉以來的文字

　　　

　　歷史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在八分漢隸被書寫家加工、提煉，使之典雅化、藝術化、標準

　　化，轉化為社會通行的規範體，廣泛地用於碑刻、章奏的同時，在追求簡易、追求迅速的民間書

　　寫中，又醞釀著字體上的新突破。另一循環又開始了。

　　　

　　因為從古到今隸的那個循環的參照，由今隸到楷書的這一字體變化過程這很好理解了。

　　　

　　從東漢後期把今隸當成社會標準文字之後，整個社會的鄭重文字幾乎都是用八分寫的。延至

　　魏晉，從遺留下來的碑刻看，那是今隸的一統天下。可是，南北朝時期，在北魏的張猛龍碑（公

　　元522年）、東魏的司馬升墓誌銘（公元534?50年）、北齊的李青言碑（公元555年）上，楷書已

　　經以相當成熟的面目出現了。從刻上出現的這種跳躍，只有觀察這三百多年間的手跡才能說明。

　　　

　　這個時期的手跡，不僅從遺留的器物和簡牘上可以看到，而且有寫在紙上的墨跡保存下來。

　　　

　　紙在西漢已經存在，但仍沒有代替簡牘，成為社會上通用的書寫材料。其後經過漢和帝時的

　　蔡倫改良，才出現輕便堅韌、價廉物美、使用便利的紙來。到了漢末才進入紙和簡牘並用的時

　　期。

　　最早的紙上文字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偶然發現了一個間壁滿藏圖書的洞

　　窟，裡面都是唐代和唐以前的佛經、書籍的手寫本，都是稀世珍寶。可惜後來這批珍貴文物的精

　　華都落入外國人的手裡。

　　　

　　除了紙外，有些木簡也屬於晉代的，如古樓蘭出土的木簡。

　　　

　　觀察這個時期的寫本和器物、簡牘上的遺墨就可以看出風行當時的民間書體，也可以看出草

　　率的今隸和萌芽的楷書之間的消長關係。

　　　

　　字體的變化常常處於一治一亂之間。小篆的產生，在春秋小亂、戰國大亂之後，隸書的風行

　　在秦漢之際的大亂之後，楷書的產生在漢末和南北朝大亂之後，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在一個王

　　朝統治穩定的時代，為了使書面交際不發生誤解，總是用行政的手段推行一種標準文字，所以治

　　世的文字常常是相對穩定的。大亂之後，王綱失禁，文字也就放任起來，各有風土，唯便是從。

　　方便出新體，所以新書體多出在大亂之際。新王朝的新秩序穩定之後，只能承認既成的改變，在

　　新的基礎上重新統一，這樣一來民間體就重新被規範為新的標準體。這是字體發展中的正反合運

　　動。

　　　

　　楷書這種新書體也是在這種字體變化法則中發展確立的。它醞釀於東漢分書極盛之際，成熟

　　於南北朝大亂之際，到隋唐重新安定之後，它就成為規範文字被書法家所加工、美化，從而定於

　　一尊了。如果從東漢末年算起，到唐貞觀年間，這前後大體上也是四、五百年。

　　　

　　在書法史上有兩個最負盛名的書法家，這就是魏晉時期的鍾繇和王羲之。傳世的鍾繇的代表

　　作有《宣示表》、《力命表》、《戎路表》、《墓田丙舍帖》等；王羲之的代表作有《蘭亭序》

　　、《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根據傳世的法帖，鍾繇被譽為楷書之祖，是書

　　法史上承前啟後、開一千多年來的書風之始的人物，因此在書法史上具有無上的崇高地位。王羲

　　之的書法，經唐初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和士大夫的同聲讚美，成為「翰墨風流冠古今」的書聖。他

　　們在書法史上的地位，猶如散文發展中的司馬遷、班固，詩歌發展中的李白、杜甫，雙星並列，

　　高據書壇。

　　　

　　唐代是楷書成熟的時代，楷書名家比比皆是，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

　　李邕......，著名書家如繁星在天，如百花齊放，盛極一時。

　　　

　　中國文字字體到了唐代也發展到了極致，從唐到現代已經有一千三、四百年的歷史沒有再產

　　生新的字體。現在所謂的歐體、顏體、柳體、趙體......，雖然稱體，其實只有運筆的筆勢筆意

　　上的不同和結體布白上的不同，並沒有有字體上的不同。運筆的不同，結體的不同，是個人書寫

　　風格的問題，與文字的時代風格無涉。研究這些人的書寫特徵及發展繼承關係是書法家和書法史

　　的任務，不是文字學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