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洛陽都城對東晉南朝建康都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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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漢魏洛陽故城是中國古代重要的都城遺址，該城經過多次的修築與增擴改建，其城市形制的多次變化對同時期周邊其他都城和後代都城影響很大。本文中所要涉及的問題，主要是西晉末年隨着都城與中原漢人的南遷，中原文化與各種制度也都為東晉南朝所承襲，而漢魏洛陽故城魏晉時期形成的都城形制――單一宮城位於都城北部中間，這種佈局也明顯影響到東晉南朝的建康都城，為以後大一統的隋唐盛世王朝都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　 洛陽　 建康　 都城形制
　
　　　 洛陽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都城之一。自有史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夏代以來 ，商、西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後晉，一直到宋、金，中國歷史上有十幾個朝代先後在這裏正式建都或作為陪都，其做為都城的歷史超過1000多年。因此在洛陽盆地的邙山之南、古洛河之陽，古代先人們為我們先後留下了5座重要的都城遺址，即夏代的都邑偃師二裏頭遺址、商代早期都城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故城遺址和隋唐東都洛陽城遺址。在如此範圍內集中了這麼密集的都城遺址，這在全國也是較為罕見的現象。
　　　 這些都城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漢魏洛陽故城位於5座都城遺址的中間，城址歷史悠久，經歷朝代眾多，使用時間最長，自西周一直到唐初，城市建築沿用歷史在1600年以上。這座城址經過多次的修築、廢毀與再改建，城市佈局形制變化極為頻繁複雜，是中國古代早、中期都城形製發展變化以及都城制度形成的重要源頭之一，其不同時期的城市形制和變化，直接影響着同時期周邊的其他都城和後代都城。尤其是近年來的考古勘查與研究結果顯示 ，魏晉時期的都城形制較漢代都城為之一變，由都城內多個宮城佈局變為單一宮城位居都城內北部中間，宮城前面出現了直通大城正門的南北軸線大街的格局。而以往主流學者的意見 ，則只是肯定北魏洛陽城是單一宮城形制，但對曹魏初期修建的洛陽宮是在漢北宮基礎上營建、而漢南宮可能業已廢棄，也有持謹慎傾向的態度。隨着新的考古資料逐漸豐富，這些學者的觀點趨向也更為明確 。據近來有學者研究，這種都城佈局的形成應該是在東漢中晚期洛陽城重修並重用北宮以後，已經出現了宮城北移的趨勢，至曹魏新修洛陽宮則奠定了宮城在都城之中居北居中的形制 。這種單一宮城位居都城內北部中間的形制佈局，影響極為深遠，後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幾個大的朝代都城也都是這種格局的延續。在本文中所要涉及的問題，則主要是西晉末年隨着都城與中原漢人的南遷，中原文化與各種制度也都為東晉南朝所承襲，魏晉洛陽城形成的都城制度對東晉南朝建康都城佈局形制的影響以及發展變化狀況。
　　　 關於東晉南朝的建康都城，雖然目前的考古材料還不是很多，但以往還是有很多學者做過許多細緻的研究，他們主要依據的是唐人許嵩追記的【建康實錄】 一書以及散見於零星典籍中的一些記載。較早的研究者是20世紀30年代的朱南壬，他根據實地考察撰寫了【金陵古蹟圖考】 ，在當時的學術界即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對以後建康都城位置與形制佈局的考察研究指出了一個大致的方向。1949年以後，蔣贊初 、劉敦楨 、羅宗真 、郭湖生 、馬伯倫 、李蔚然 、郭黎安 、盧海鳴 、賀雲翱 以及日本的中村圭爾 、中國台灣的劉淑芬 等學者也都進行了相關的考證研究，他們根據不同資料從不同角度發表了諸多研究六朝建康的論著或復原圖，極大地豐富了這方面的研究內容。近年來，隨着南京城市考古中一些新的發現 ，提供了更多的考古證據和線索，必將進一步促進六朝建康都城的考察和研究取得新的重要進展。
　　　 上述這些工作，顯然為東晉南朝建康都城與魏晉洛陽都城形制佈局的對比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在這些資料和研究成果基礎上針對兩個都城形制佈局的異同而展開的，冀望能夠拋磚引玉，將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狀況
　　　 魏晉南北朝時期，既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大動亂時期，又是促進中華各民族融合、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社會經濟繁榮進步的一個大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經過曹魏時期短暫的政局穩定，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復甦與發展。發達的生產技術與經濟貿易、繁榮的科技文化與文學藝術，都是這個時期的顯著特點。以至於到了西晉時期，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逐漸強大，統一了南方。但是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使晉王朝被迫南遷，中原的衣冠世族也大都背井離鄉逃到了南方。都城的南遷是一件大事，中原地區發達的經濟文化傳入一個新的地區後的影響力可想而知，這些狀況顯然也是促進中國的南方地區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動力之一，為以後大一統的隋唐盛世王朝的國力強盛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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