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研討會綜述

2009-10-27金瀅坤、周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借着北海道秋高氣爽、景色萬千的風光，第五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研討會，在日本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化講座佐藤錬太郎教授的主辦下，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化學講座三浦秀一教授、北海道中國哲學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台灣大學中文系鄭吉雄教授的協辦下，於2009年8月26-29日在北海道大學百年紀念館召開。會議由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長望月恆子教授、國際科舉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會長佐藤錬太郎教授、北京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張希清教授、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峯教授先後發表大會致詞。來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的三十位在科舉制與科舉學方面頗具盛名的學者出席此次盛會，並宣讀了論文，還有二三十位相關學科的日本學者和博士生列席了會議。值得慶賀的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執行主席張希清教授藉此盛會開幕之機，宣佈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成立。此次大會，主辦方組織的井然有序，與會代表都精心準備了論文，發表報告個個精彩，深深吸引了與會代表，是一次高規格、高水準的學術盛會。

『科舉學』作為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個嶄新而獨立的研究領域，在專家學者的不斷努力下，科舉研究日益興盛，科舉學研究也逐漸走向綜合化、國際化、理論化、多元化。此次盛會發表論文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與會代表人數雖少，卻都是這方面已經頗有聲名的學者和個別後進。會議提交的論文與以往會議顯著的區別，就是雖然正式提交論文只有31篇（包括3篇提要，王炳照先生提交論文，但未出席），但幾乎每篇論文都是與會代表精心之作，文章新意多、視角廣泛，是此次大會的一個亮點。會議的主題是『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包含了『科舉學與策學』、『科舉考試制度』、『科舉與教育』、『科舉與文學』、『科舉與陽明學』、『科舉與社會』、科舉制的歷史評價、外國科舉制度研究等方面。

一、科舉學與策學

這次大會的一個亮點，就是劉海峯先生在【『策學』與科舉學】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策學』的概念，並較為系統地闡述了『科舉學』與『策學』的關係。作者認為『策學』即是為備考科舉中的策問而出現的專門之學，在解釋『策學』之名的基礎上，追溯了『策學』的淵源，梳理了從唐代到清代的『策學』發展歷程。劉先生還探討了清代『策學』盛行的原因，具體整理分析了清代豐富的『策學』著作，論述了清代的『策學』理論，總結了『策學』研究成果日益豐碩。科舉學包含了廣闊的研究空間，『策學』的研究將促進科舉學走向繁榮，為科舉學的研究開闢了廣闊研究領域。

正如劉海峯先生所言，『策學』的研究價值已經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有廣闊的研究空間。此次研討會上，與『策學』研究緊密相關的策問文體演變、策問內容變化、策問評判等有關策問的研究成為會議的焦點。金瀅坤【試論唐代制舉試策文體的演變】一文對唐代試策文體進行了細緻研究，梳理了唐代試策的主要結構和要素，分析了唐代試策文體的時代區別和發展變化，認為唐代不同時期的試策文體是在不斷地演變，大致遵循了一定格式，但是相對比較寬泛，對文體格式的要求不是非常嚴格，舉人在同科同場對策中往往可以採取相對自由的文體格式，制舉考試更注重文采和論述內容。文章還對有學者主張唐代試策已經有『策文的結構體制』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這一觀點只不過是把唐代試策眾多案例中出現的諸多要素『集優』在一起，才出現了所謂的『試策的形式體制』，唐代制舉試策並不存在具體的標準規範。

將策問與經學結合起來研究，也是本次大會的另一個亮點。三浦秀一先生【明代科舉『性學策』史稿】一文，認為『性學策』為構成策題的類型之一，與心性學問相關。作者在闡述元末明初策題的連續性的基礎上，認為明代科舉的『性學策』有着規律性的變遷，經歷了尊重編纂本、尊重原作、尊重個人觀點三個階段性的發展，在介紹明代『性學策』個別事例的同時，分析了事例間的相互聯繫和影響，從策題內容和論題內容的變化，論及明代性學策的發展變化，以及明代思想史的發展演變。文章還認為明代科舉體制確實讓朱子學滲透進入知識人社會，將世人的視野擴展到科舉世界，指出『性學策』中的策問與程策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關係，『性學策』的發展與明代思想史密不可分，要想動態把握明代思想史的發展，探究策問與程策在思想史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該文視角新穎，對擴大科舉學研究視野在方法上、理論上頗具啟發作用。

在試策內容研究方面，吳國武先生在【『策問宜用經義』——科舉試策與北宋真、仁之際的經學新變】一文中通過對宋初以來試策逐漸從專時務轉向用經義的考察，分析了科舉試策與北宋真、仁之際經學新變之間的關係。文章認為：試策本以時務文對為主，但唐代試策已有用經義抑或專時務的問題，宋初以來特別是真宗朝，試策逐漸從專時務轉向用經義；自後，朝野士大夫在策問中提出經學新見成為當時的重要現象：在策題設問中質疑經傳註疏，引導舉子士人思考前代經學，反映了當時疑古惑今的學術傾向；在策題設問中鼓勵議論、創發新說，引導舉子士人以治道、義理為依歸，反映了當時通經致用、自經窮理的思想旨趣。作者指出科舉試試策確實是北宋儒學轉型的重要因素，成為真、仁之際經學新變的重要推動力，另外也是古文革新興盛的推動力。熊本崇先生的【宋紹興對策兩種】一文，對紹興二十一年（1151）周必大的省試對策與紹興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的殿試對策進行了比較，闡述了省試對策與殿試對策形式、內容上的差異。文章還探討了在試策考試中出現的宋金議和問題上，舉子在對策時有奉迎皇帝獻媚宰相意志的傾向，紹興十二年科、十五年科、十八年科、二十四年科均存在同樣的傾向，但是隨着政局的變化到了紹興二十七年科，代之以批判宰相秦檜的傾向。文章指出，與秦檜失勢死後王十朋的對策相比，周必大對策中明顯迎合宰相秦檜的主張，秦檜是否執政影響到科舉太學考試的對策內容，政治動向對舉子對策內容有明顯的影響。

水上雅晴先生的【清代科舉與策問——考官重視策問的實態以及漢學家官員的再生產】考察了乾嘉時期大量考據學者考中科舉這一現象的原因。作者從考官評卷情況變化入手，探討這一現象與考官重視策問以及漢學官員再生產之間的關係，認為從考官對策問的看法以及他們在評卷時如何對待策問、考官注重對策、看重第三場的策問、根據對策質量發掘人才等角度才能理解乾嘉時期漢學官員輩出的理由。作者認為考官重視對策有利於有淵博學識的考據學者考中科舉，並指出重視對策的閱卷考官由漢學家官僚繼續下去，漢學官僚被再生產。文章還認為取士標準發生變化與乾嘉時期的學風有關係，漢學家官員以『再生產』漢學家官員為目的，着眼於保護和擴大漢學陣營的成員，重視策文的評卷可以說是一個『運動』，支撐了考據學的發展。該篇文章視角新穎，揭示了科舉與考據學的深層關係，耐人尋味。

二、科舉考試制度

關於科舉考試程式、內容、標準等制度性的問題的研究，也是這次會議的一個重點。制度研究雖然是老問題，但此次與會代表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進展。科舉制度方面的論文主要集中在考試程式變化、判卷標準、科舉禮儀、科場法令及武舉科、進士與貢士考辨和官年等方面。

在科舉考試程式和選舉標準方面，張希清先生【『禁公薦』、『罷公卷』、『一切以程文為去留』】一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豐富的史料論證了唐五代至宋初的進士科考試標準的變革與發展，認為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四百多年間進士科取捨依據經歷了從『公薦』、『公卷』加『程文』到『禁公薦』、『罷公卷』、『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演變過程。到宋初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封彌』、『譽錄』為代表的完備的貢舉考試制度。作者認為正是這種進士科取捨依據的演變較好地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普世原則。該文上起唐下迄宋，體現了『通古今之變』的貫通性研究精神。鶴成久章先生的【明代會試判卷標準考】則針對明代會試判卷標準問題做了相關梳理考證。明代科舉考試雖然規定三場並重，考生必須在三場考試中都取得優秀成績，才能被錄取，然而許多明代文獻中記載第一場的『四書義』才是最為關鍵，其成績的好壞直接決定考生的最終名次。作者以此為切入點，通過對大量【會試錄】中收錄的【程文】作者名次及其後所附考官『批語』內容的分析，探討了諸如第二場以及第三場考試成績的好壞會對考生最終成績判定產生什麼影響，第一場考試成績究竟能在最終考試成績中佔多大比例的問題。作者在對文獻資料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明代考生人數多與判卷時間不成比例、主考官與同考試官不能相互協調、沒有明確的選錄原則等諸多評卷弊端的結論。程文採錄情況也隨時代變化而不斷變化，作者指出明代判卷重首場，明代會試重視初場的觀念始於明代中葉，並為清初科舉制所沿襲。

科舉發展到清代已經走過了一千年的漫漫長路，科舉制度之所以長期存在，是與歷代統治者維護科場穩定措施息息相關。李世愉先生的【『不准臨場條奏』——清代保持科場穩定的重要舉措】一文，利用大量的詳實資料論證了清代科舉考試中『不准臨場條奏』的正式規定的確立實在乾隆年間，它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各級官員不准於會試年條奏科場事務；二是鄉會試前一個月內，科道等官除迫不及待重大事件外，一般尋常事件一概不准條奏。文章還通過詳細例舉清代歷次對違例條奏者嚴厲處罰的事例，論證了清政府之所以如此嚴肅處理，無非是維護『不准臨場條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旨在維護科場的穩定，但也並不意味着清代科舉制度少有變化，只是在制度調整、變化中，求得穩定是清政府變更科場條規的基本原則。作者最後指出：『「不准臨場條奏」，作為清代科舉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它的制定與推行，體現了清政府追求科場穩定的一貫指導思想。它既是保持科場穩定的重要舉措，更是清政府籠絡士心的一種表達方式……它反映了科舉制度的更加成熟，以及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


在科場儀式方面，渡辺健哉先生的【元代禮儀小考——以〖永樂大典〗所引〖經世大典〗為線索】一文，在介紹【經世大典輯本】內容的基礎上，首先對其收錄的【進士唱名儀】記載的相關史料進行了探討，着重介紹了禮儀中的各項動作及列隊方式、唱名場所；其次利用【經世大典輯本】收錄的【進士後恩儀】相關記載，對元代科舉考試中的『山呼』和『舞蹈』兩種禮儀進行了考察。作者認為元代科舉禮儀與宋代存在不同之處，元代唱名儀並不是在大都宮城正殿舉行而是在崇天門前廣場舉行，謝恩儀一改傳統君臣之禮，引入舞蹈，皇帝也不在都城內，參加謝恩的進士也就無法向皇帝表達作為臣子的忠誠之心。也說明元代科舉禮儀並未完全模仿宋代，漢文化並未完全移植。作者指出【永樂大典】中【經世大典】的佚文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這些史料對科舉研究本身有益。該文對我們了解元代科舉禮儀具有重要價值。


關於北宋進士和貢士考辨的問題，此次大會龔延明先生的【北宋徽宗朝『貢士』與『進士』考辨——兼評<皇宋十朝綱要>編撰體例】一文提出了新的看法。龔先生通過對【皇宋十朝綱要】卷一五【徽宗朝】進士名目下貢士與進士的考辨，闡釋了徽宗朝貢士的特殊含義。文章的焦點是貢士與進士、進士試與貢士試的區別、貢士與進士的劃分界限，認為貢士特指徽宗朝實施的三舍升貢法錄取的各級學校考試中脫穎而出者，是徽宗朝貢士試取代進士試的產物；徽宗朝共舉行十二榜貢士試屬於中央太學和地方州縣學貢士試的範疇，經貢士試合格稱貢士及第，經殿試唱名正式釋褐，與進士試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與進士考試方式和應試人員的構成不同。文章還指出：在徽宗朝並未完全罷黜進士試，有五榜進士試和貢士試同時存在，進士與貢士同存；鑑於進士試入仕身份與貢士試入仕身份的的不同，作者認為【皇宋十朝綱要】將進士與貢士一併收入進士目下不妥，混淆了進士與貢士、進士試與貢士試的概念。文章考證嚴密，思路清晰，明確了北宋徽宗朝貢士與進士區別和相關問題。

武舉是科舉中的一個小科目，容易被學者忽視，何忠禮先生的【南宋武舉論略】一文則討論了在宋朝『重文抑武』國策下，武舉的發展脈絡和開科情況，豐富了學者對武舉的認識。作者指出宋朝的武舉發展隨着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曲折發展，着重闡述了南宋在內外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採取一系列措施重視武舉、加強武備，武舉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文章認為南宋武舉人的來源有三：一是自舉，二是官員薦舉，三是武學升貢。考試內容一是試義策，二是試武藝，並遵循『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的錄取原則。但是南宋武舉對武舉人的經義和策問考試過嚴，也影響到一部分有武藝之人的錄取。另外武進士沾上文氣後，往往也會產生歧視武人的思想，造成他們在軍隊中的不合群。再者武舉人地位低下，傑出之人因而不願應舉，即使踏上仕途也處處受到文臣壓製得不到發展機會。這些弊端使南宋武舉功用不彰，對國家和社會影響甚小。究其根源仍是宋一朝『重文抑武』的國策，在崇文抑武、以文馭武的方針指導下，整個時代的尚武精神大為淪落。近年來隨着科舉學研究的迅速發展，學界也逐漸重視科舉文物的研究。李占倫先生的【同治閩省汀州府、長汀縣歲、科考試文牘發微】一文，便充分利用長汀縣汀州鎮發現的同治年間六十八件閩省汀州府和長汀縣科舉考試的官書文件，探討清代科舉地方歲、科試的具體情況，明確了貢、監生應考鄉試的身份核驗程序及相關認證文書的具體樣式；並對文書中記錄的用爆竹、風箏等作弊手段進行了說明。文章還利用長汀縣試試題考辨了『招復』的多種含義，證實『招復』亦可專指縣試末場。作者還認為縣試試題出自本縣，但須申報學政審核備案。該文無疑利用第一手資料對清代歲、科試的考試內容、程式及一些社會現象進行了一次真實的還原。

三、科舉與教育

科舉製作為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一種官吏考選制度，在從隋朝至清朝的1300多年裏歷史中，一直是聯繫『學』與『仕』的聯繫紐帶，在甄別『學而優』者的過程中充當着重要角色。自隋朝以來科舉考試與學校教育的關係日漸密切，科舉考試直接影響、左右了國家和民間的教育。因此，關於科舉與教育關係的問題自然成為科舉學研究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王炳照先生在【科舉制與社會教化——以清代狀元為考察中心】中指出狀元策的書寫格式、行文避諱以及書寫字體的規定，處處彰顯了朝廷的教化意圖，顯示了皇帝的無上權威和社會等級規範。文章還認為館閣體規訓士人個性，體現了無處不在的教化價值；通過對清代狀元策文本的分析，作者認為這些規制和儀式背後所體現的統治者對士子進行教化目的和初衷，並進一步探討了清代統治者如何利用這些規定，將封建社會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輻射給士人，使其逐漸認同統治階級的價值取向和共同追求目標，彰顯了科舉的社會教化作用。毛佩琦發表的【明代的國子監祭酒】演講（僅提交摘要）從國子監祭酒一個神聖的職務、國子監祭酒的出身和選任、國子監祭酒的出路和結局、國子監祭酒與明代政局等角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明代書院被視為準備科舉的教學機關，也是學者研究的熱點。鄧洪波先生的【明代書院的科舉之會與科舉之學】一文，便通過對明代書院科舉之會的考察，認為明代已經將書院視為談經課士、準備科舉的教育機關，已是明代的一種普遍共識；當時講會盛行之世，書院除了『升堂會講』之外，根據分定課程進行『講解』、學習之外，還組織諸如會文、詩會、酒會、會課、理學會等各種會事。作者認為這些會事本質是檢驗書院諸生的學習成績好壞的，然而明代書院的科舉之會的第二層指向是研究會文之道、科舉之學，即書院教育的另外一種境界『舉業聖學合一』，科舉之會的重要內容聖學舉業合一、舉業心學不二、講學舉業不分道，以舉業為安生之『本等業次』。該文對書院科舉之會與科舉的關係的研究頗為深入，很有啟發。宋方青女士的【科舉革廢與清末法政教育】一文，則是通過對唐至清科舉考試具有法政考試性質的考察，理清了明法科考試從唐到清末考試內容及其變化，認為明法科考試和明代以後的鄉試和會試考試都涉及法律內容，科舉考試中的策問具有時政考試性質，儒家經典和詔、判等考試內容包含許多當時的政治和法律，都是傳統的政法考試。文章還論述了清末廢科前後，清政府為了消除科舉弊病，科舉改革之後，政治藝學策更加關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法律問題，也具有一定現代文官考試性質。作者認為科舉考試本身具有的法政考試性質，為科舉廢止後法政學堂的興辦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原有的科舉人才成為以法律為主科的法政學堂的重要生源，適應了社會發展需要，政法學堂蓬勃發展。並指出清末的法政教育是科舉教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演變和繼續，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思想的支配，也使科舉廢止後的法政學堂成為士人入仕的必然選擇。也可反觀科舉考試具有的法政考試和法政教育性質。

四、科舉與文學

科舉取士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以文取士』，因此，歷代科舉考試與文學關係密切，此次會議論文有關科舉與文學的高論也不少。加部勇一郎先生的【<鏡花緣>的『女試』】，作者從小說作品中選出跟科舉有關的內容，對小說情節中『女試』進行考察，討論『女試』的細節，進而理解小說作者對科舉的意識觀念；作者用調侃筆法表達了對科舉弊端的不滿，反映了當時社會中人們『既重文才，又要福命』的科舉觀。文章通過【鏡花緣】講述的才女故事，說明對於『女試』而言，其反映的是小說作者的科舉觀；認為【鏡花緣】雖然不是對科舉本身的否定，但對於應該被選拔的『真才子』的條件，作者迫切希望在制度上進行革新。宋以後士人階層中逐漸出現了以科舉為目的的文社、詩社等文學團體，極大地促進了科舉的發展。金原泰介先生的【明末文社之思想及其影響——以幾社之八股文為考察中心】一文，重點探討了幾社、復社在評選和出版八股文選本的過程中，無疑反映文社的思想，從而影響到了時代的思潮。

此外，科舉與文學關係密切，以漢字為主要載體的科舉考試，則深受漢字文化的影響。張亞群在【科舉考試與漢字文化——兼析進士科一支獨秀的原因】一文，闡述了科舉考試與漢字文化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指出科舉考試以漢字為主要載體，深受漢字文化影響；在科舉考試中無論從科目設置到考試內容與評分標準的選擇，乃至考試及文化的更迭均體現了漢字文化的特徵；同時科舉考試也影響到漢字文化，促進了漢字的規範化、普及化，推動了詩賦與音韻學的發展，促成了書畫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另外還從漢字文化的視角探析了進士科一枝獨秀與漢字文化間的密切聯繫。該篇論文提出科舉考試與漢字文化關係的問題是一個富於挑戰的選題，其尚可探討的問題還很豐富，希望其大作能開啟這方面更多的討論。

五、科舉與陽明學

此次研討會上科舉與陽明學的關係是一大討論熱點。張學智先生在【陽明學與明代中後期的制義】一文通過對明代的制義發展各階段特點的考察，分析了明代制義文風的變化與陽明學之間的關係。作者指出嘉靖時期的唐順之是明代中期最負盛名的制義家；他的思想受王龍溪的影響，為學以明天機為宗旨；他的文章取法於王鏊之法度謹嚴，又加入了得於王龍溪的明快自然；他的制義既保持了古文的精髓又融入了時文的要素。文章還認為隆、萬以後，王陽明開創的對理學既成規範的突破，對朱熹提倡的『涵養用敬、進學致知』的修養方法的反對，他所倡導的儒學平民化運動，以及『百姓日用即道』中體現的順適當下的思想，對全社會的思想解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還強調，當時儒釋道三教合一、理學之士與文士合流的社會思潮對制義影響很大，這也與陽明學有關，這些都通過李贄等人的文章對萬曆之後的制義風格造成很大影響。作者認為王陽明的思想對學界的浸染與影響間接影響到制義。錢明先生也從另一個角度談了陽明學與科舉的關係，其【明代科舉制與陽明學的興起】一文對王陽明及其家人對科舉的態度以及王陽明興修書院普及科舉教育的史料的考察，探討了王陽明與科舉的關係、科舉與陽明學之間的密切聯繫。作者認為王陽明對科舉制一直抱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儘管他本人是通過科舉登第步入士大夫行列、也曾經鼓勵和幫助自己的家人順利完成科舉考試，並且興修書院、普及落後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推動當地科舉事業，但這些都是他的權宜之舉。文章還指出：王陽明所倡導的其實是游離於正統與非正統、主流與非主流、體制與個體之間的自由主義思想，王陽明對科舉更多的是持批判校正的態度，他沒有選擇放棄科舉而是鼓勵、支持、爭取科第試圖讓自己及其追隨者能成為科舉的『局內人』進行體制內改良，完善和人化科舉制度，並且利用科舉這個平台宣傳自己主張，擴大陽明學的影響。

六、科舉與社會

科舉制度自創始以來，就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了現實，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極大變化，改變了社會結構和地區文化的格局。因此，科舉與社會的研究也歷來是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點，成果也頗為豐富，隨着近年來社會史研究視野更加微觀化、細化，在本屆研討會上有關家族與科舉、地方士人社會與地方科舉的研究也倍受關注。李弘祺先生的【中國科舉制度與家族結構的改變】一文，從考察唐宋家族結構的改變入手，認為中古時代依靠地望入仕的觀念到唐末五代宋初已經破滅，隨着宋代科舉入仕重要性的興起，這種情形逐漸被所謂的地方性大家族或宗族所取代，從而出現了科舉制度的發展促進了家族結構的改變；並指出科舉制度對宋代新的家族的發展有很大影響，這個影響是因為宋代科舉制度採用的地方解額的方法，使得中國家族結構不只要考慮血緣關係，也要考量地緣的因素，因此宋代家族組織帶有更加濃厚的地緣色彩。文章還認為這種觀念的改變衝擊了傳統的五世而終的士族觀念，重視地緣的新型態家族變成了中國後代家族組織的常態。該文彌補了過去學者研究家族、忽略地緣考量的缺陷，為科舉與家族關係問題研究注進了新的血液。

元代地緣因素仍然是影響科舉考試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次大會有兩篇文章對元代慶元地區的士人社會的應舉情況進行了深入探討。近藤一成先生的【明州?慶元府士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以豐氏為個案：從豐稷到豐坊】，利用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記載豐氏家族的史料，以豐氏家族為個案，利用大量家譜材料，貫通宋、元、明三代探討了寧波士人社會的形成與展開，考察明代屢出進士的豐氏家族，到嘉靖年間的豐坊才家道中落的過程，分析了豐坊超越常規的舉動以及偽造經書是其家道中落的起因，以及豐坊杜撰偽經以及後來清人對豐坊的評價。櫻井智美女士的【元代慶元的士人社會與科舉】一文，深入考察分析了元代慶元士人登第情況、慶元元初與宋代科舉記憶、慶元士人的科舉意識。文章認為元初三十年，宋代科舉的遺留在新政權中還發揮着重要作用，元代科舉考試中右旁中第的舉人色目人所佔比例較多，為其顯著特徵，這是由其重要的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決定的。文章認為元末江南社會動盪，士人可以通過遊學、推舉等各種途逕入仕，科舉入仕的地位下降，加之慶元地區靠近沿海，士人社會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做官至上的意識薄弱，致使慶元士人在元末科舉登第者比例降低。此外，飯山知保先生的【金代科舉制度變遷與地方士人】，則在收集相關碑刻、筆記、文集史料的基礎上，探討了金代初期到大定初年的金朝科舉、學校制度的特點，及北方士人對科舉制度的態度；同時對地方社會中各種教育機構也進行了考察。文章還對大定年間到泰和年間（1160-1208）的科舉、學校制度改革與地方士人的關係，尤其是州縣館學的普及與進士名額的增加對金代地方士人帶來的影響進行了考察；還探討了蒙古入侵後的金朝科舉制度與地方士人的動向。文章認為科舉對金朝統治下的社會統合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金朝統治下的華北士人對金朝的認同感，與此同時，女真人對科舉的依存提高，最終促使女真社會安定下來，並普及了與當地士人共識的基礎——儒家教養，從而促進了華北社會的民族和文化融合。

隨着科舉考試的發展，『官年』現象也逐漸增多，大野晃嗣先生的【從『明代進士登科錄』的編纂看『明清考試文化』中的『官年』現象】，便利用考生家狀，與【進士登科錄】、【同年齒錄】記載的年齡存在出入的這一情況，論證了明清社會中大範圍內存在的官年現象，對陳長文先生【明代科舉中的官年現象】的研究做了進一步補充，並對陳氏的某些觀點提出了異議。文章認為官年現象廣泛存在於科舉考試各階段的各種場合，不僅是會試、殿試，甚至地方試階段已經出現的情況；並指出這種官年現象與其說是為了消除特定官職年齡的限制，也許更有必要將其作為一種以考試文化為背景的習慣來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廣泛存在的官年現象也與明清時代上升的科舉考試制度密不可分，與其考試文化特點密切相聯。

七、科舉制的歷史評價

科舉制自隋朝創始之後，歷經一千三百多年，對中國古代的選官、政治、文化、教育、婚姻觀念、社會變遷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可以說科舉在此期間無處不在。在科舉制度廢止百年後的今天，無論從深刻認識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的功過，還是從為現實考試制度改革提供歷史借鑑方面來講，總結科舉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廢科舉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義。這次研討會上學者們多採擷當時清代士人的言論，試圖揭示當時人們對科舉的態度和評價。人們在評價科舉制度時，科舉制度的公平觀念歷來被研究者讚譽有加，這種公平觀念在不同歷史時期也有不同的文化內涵，也經歷了一個歷史演變過程。甘懷真先生在【從科舉制論中國文化中的公平觀念——以唐代科舉制為中心】一文中，以唐代科舉制為中心對照了唐宋兩種不同的公平原理：唐代科舉的『文章干謁』與宋代以後強調客觀標準的外部評鑑。分析了兩種不同的公平原理與社會結構的關係。唐代士人憑藉才華，在自己構建的士大夫社會的權力結構中獲得聲名，最終獲得科舉功名。作者指出唐代全國性士大夫社會和宋以後地域社會的不同導致了兩種不同的公平原理，因此新的科舉制度無法運用士大夫社會集體產物內部評鑑，而採用匿名、密封、糊名等外部評鑑和客觀標註。研究對科舉制度持批判和反思的文章也不少。鄭吉雄先生在【章學誠『官師合一』說對清代科舉的批判】一文中，通過對章學誠『官師合一』思想中對科舉隱性批評言論的考察，認為他對當世科舉制脫離現實、扼殺人才的不滿。文章還從章學誠策問的親身體驗，考察了章學誠在多篇論文中對八股時文評價，並進一步以【文史通義】內諸篇關於官師合一、治教不分、治學切於人倫日用等經世思想，與其關於八股時文的評價互相印證，證明章學誠的這一類言論實隱含對清代科舉的批判。文章還說明清代科舉制確實存在考試科目與考試範圍和出仕之後政府機關的時務訓練之間渺無關涉的弊端。類似之作，還有徐興慶先生【試論朱舜水對科舉制的評價】，作者採擷了有關朱舜水言論的十餘篇史料：【上山崎鎮巡揭】、【答安東守約書】、【答小宅生順書十九首】、【答小宅生順問十六條】、【答源國問十一條】、【答源光國問先世緣由履歷】、【答野節問三十一條】、【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答林春信問七條】、【答吉弘元常問】、及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等，探討了朱舜水對科舉制的評價。該文將焦點鎖定於朱舜水的科舉經驗，包含其參加科舉、拒絕應考乃至批評科舉的心路歷程，擷取朱舜水遺文中論及科舉的內容，了解朱舜水對科舉制的見解和由此衍生的影響。作者利用遺文，分析了科舉弊端與明朝政治頹敗、積弊難返之間的關係，揭示了明朝鄉試、會試、殿試的大略概況及科舉制存在的戕害人才的弊端。

八、外國科舉制度研究

科舉制度自隋代創立以後，不僅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整個東亞世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歷史上日本、朝鮮、越南都在歷史上實行過科舉制度，其中朝鮮是中國域外實行科舉制最長、也最為完備的國家。因此，韓國學者對朝鮮科舉制度研究的也很深入。在此次研討會上韓國學者裴淑姬女士的【宋代科舉對外國士人的錄取及其意義】一文，充分體現了科舉制和科舉學研究的國際性，是唯一一篇研究中國古代科舉與國外科舉聯繫的論文。作者通過對在北宋時高麗、新羅、朝鮮時期派赴中國參加科舉考試的朝鮮半島士人姓名、經歷、留學時間、所受職官、回國後職官的變遷情況，指出宋代政治的開放性，以及宋代科舉對韓國傳統社會的影響，並指出高麗在採用唐宋科舉模式的同時也依據了自己的國情而有所改革。

總之，本屆研討會論文集收錄三十一篇論文，都是富有創新性和啟發性的學術創作，論題新穎。既有縝密的考證，又有開闊的視野，可以說是微觀和宏觀研究有機結合。老專家名教授不減學術銳氣，中青年學者亦各有己見。此次會議的論文及發言反映了該領域的最新狀況與最新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通過熱烈的學術討論與交流，他們接觸到了一些新視角、新材料、新領域和新方法，這也是會議籌備者與參與者共同努力和良性互動的結果，對進一步提升區域學術層次大有裨益。每年一屆的科舉制與科舉學系列研討會在日本舉辦，進一步體現出科舉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通過國內外學者之間日益頻繁的交流與研討，科舉學必將成為21世紀一門碩果纍纍的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