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叔孙武叔诽谤仲尼。子贡说：“（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仲尼是毁谤不了的。别人的贤德好比丘陵，还可超越过去，仲尼的贤德好比太阳和月亮，是无法超越的。虽然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表明他不自量力而已。”
孔子算到了“三桓之子孙，微矣。”不出一代，也就应验了，但是叔孙武叔恐怕是对孔子身后之事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19.25《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陈子禽对子贡说：“你是谦恭了，仲尼怎么能比你更贤良呢？”子贡说：“君子的一句话就可以表现他的智识，一句话也可以表现他的不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夫子的高不可及，正像天是不能够顺着梯子爬上去一样。夫子如果得到封地或采邑，正如有一句话说的，‘创立它的基础，社稷就会兴立，治理它的政治，政事就能运作；安抚它的人心，百姓就会归顺；动员它的力量，百姓就会响应。’（夫子）活着是令人无限崇敬的，（夫子）死了是令人无比哀伤的。我怎么能赶得上他呢？”
子贡对于孔子的敬仰是十分由衷的。他相信如果孔子能得志的话，那么对于治理国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谓“立之，斯立”，是指立国之初，打下其基础而言。孔子如果得志，首先还是“必也正乎其名”，正所谓“民无信不立”，孔子必定“先之、劳之”。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则“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先难后获”，“先事后得”，能够做到这两点，正所谓“圣人恭已正南面而已”。
所谓“道之，斯行”，是指管理这个国家，就能使之正常的运作，并如期走上正轨。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又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应该说孔子对于如何管理一个邦国，是心中有数的。
所谓“绥之，斯来”就是说安抚人心，百姓就会主动归顺。：所谓“来之”，就“近者说，远者来。”孔子只要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因他知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又云：“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所以，他要使一个国家兴盛，甚至和管仲一样“霸诸侯”“而不以兵车”并不是难事。
所谓“动之，斯和”就是说如果什么重大的举措，举国内外都会主动响应。这是说要动员这个国家做点什么事情，是没有难处的。如果遇上类似“陈成子弑简公”这样的事情，他老人家没准来个“以有道杀无道”也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孔子得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是有可能的。
孔子总结过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并指出“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
但孔子一生不得志，恰恰是他不放弃自身的原则和追求。只是他稍作妥协，得到一块封地并非难事。但是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子贡眼里，他知道以孔子的才能，他能够得到什么，但是孔子为了“不害仁”，所以宁愿“杀身以成仁。”故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对于孔子这样的伟大人物，并不在于他曾经得到过什么，然后又做出什么业绩。而且在于以他的能力和才干，他应该能得到什么，但是他为了捍卫原则，他宁愿自己“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不惜自己被埋没。针对子贡所言，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到能出现象孔子这样的伟大人物，应该说是华夏文明积累的必然成果，是十分光彩的事情；但像孔子这样的人却不能见称于当世，终生不得其志，恰恰又正是这个具体时代的悲哀所在。但是作为孔子本人则是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这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相信他对于世人的不理解，同样也是“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作为一个通达世事的人物，他未必如同孔子一样执着和坚守，但是他深深明白孔子只所以最终只能“温椟而藏”，无非不过替天下苍生开出的“善贾”不可能被当时的任何统治者所接受罢了。所以，子贡说：“孔子生前令人无比的尊敬景仰，死后令人无比哀伤惋惜。”
大隐隐于世的孔子，生前也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其真实的思想甚至几千年后亦未必为人们所知晓。其去世以后，却名声大振。《吕氏春秋》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所以经历秦亡的历史教训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孔子的仁学思想，推行一定的王道之治。尽管后世所尊奉的孔子的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是正为孔子在民间一度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封建统治者才不得不在表面上尊奉他，给他圣人的封号，同时也不得不粉饰他，不得不歪曲他的学说和观点。
但是不管孔子在身后是如何被利用过，被粉饰过，如何被毁损过，如何被打倒过，一本《论语》放在那里，仍然能够让后人去还原他真实的思想和观点，也丝毫无损于孔子的伟大和光芒。诚如孔子所言，“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必有所试。”如果一个历史人物在二千多年之后，不管如何被涂污过，不管如何被虚无过，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中仍然能为世人所认可和接受，仍然能给今人以启迪和借鉴，恰恰正说明其思想至少有一些是不可磨灭，不可背弃，不可摒弃的。对于孔子，既然不能因为他是古人，就出于崇古人为地抬高他，也不能因为他是古人，就出于尚今人为地贬低他。穿越历史所笼罩在孔子身上的重重迷雾，拂去岁月所积累在孔子身上的厚厚尘埃，洗净后世所附会在孔子身上的层层迷彩，摒弃现在所围绕在孔子身边的种种浮躁，用孔子教给我们的质朴道理和冷静智慧，静下心来面对这位走下圣坛而又仍然屹立不倒的先贤智者，依然能够见证他伟大的思想，依然能够感受他博大的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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