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司馬遷悲【瓠子】而作【河渠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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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裡有一篇【河渠書】，是專門談水利的。司馬遷曾作過很多調查研究，考察了全國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和渠道，認爲水利與國計民生關係重大。他還親身參加過抗洪搶險。如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巡遊路過瓠子宣房這個地方，下決心堵塞瓠子河堤決口，動用了幾萬民工。漢武帝『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K決河』，派人到處收集柴草、竹子，加以泥石堵決，並即興創作了【瓠子歌】給大家傳唱，場面很動人。司馬遷也在場，並和大家一起扛著柴草和竹子，參加堵口，『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這篇【河渠書】的寫作動機也就產生在抗災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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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澇乾旱，是困擾國民的兩大禍害。太史公時代，從上到下，深爲此犯難，『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瓠子詩】)。那個時候，除了燒香進貢，祈求上天，別無他法，這給了巫師們大把賺錢的機會。西門豹治鄴，破除『河伯娶婦』的鬼話，將裝神弄鬼的巫婆扔進江河，讓他們自己去見『河伯』。然後發動幾千老百姓，開挖十二條渠道，把黃河水引來灌溉農田。當時工程浩大，勞動強度大，有些老百姓不能理解，加上勞累，難免有怨言。西門豹認爲：『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後來這個水利工程確實給老百姓帶來豐收，辛苦沒有白費。多少年過去了，人們的確不曾忘記西門豹。戰國時期，四川都江堰鬧水患，也有沉女以祭的惡俗，自李冰父子治理水患之後，就不再有拿人去祭江神的把戲了。當地百姓爲李冰建廟立碑，以紀念他的功績。至於他仗劍燒符，刺死江神，化爲白牛，水害爲之消失，則是神話附會，不足爲信。

  t6 G' G' a/ B    禹抑洪水，西門豹引水溉鄴，張湯作J斜道，武帝親自指揮瓠子堵決……還有蘇東坡築防洪長堤，擋住了洪水，救了徐州城，人謂之『蘇堤』。十三年後，他又在杭州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構築一條長堤，也被百姓稱爲『蘇堤』。這都是古代重視水利建設的實例，『爲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體現政績的主要標誌。誠如太史公言：『用事者爭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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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y  J& F* `& n7 s    讀【河渠書】，有幾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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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w& p& ]: Z9 f7 _" b    一是正確的政績意識。『爭言水利』，治理河道，是吃苦的事情，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有什麼『提成』。組織幾千人上工地，要花精力、花時間、花經費，目的只有一個：爲百姓造福。儘管有些人不能理解，抱怨太苦太累，但以後看到水患制伏了，大家就會理解。心底無私，盡心竭力爲人民辦事，老百姓自然會有口碑。懶人、弄虛作假者、投機鑽營者、指望高額回扣或高官厚祿者，都不是此道中人。

( f( Y5 W6 T4 {# w3 h    二是正確的風險意識。風險未必由崗位決定，卻常與實幹相關。一個幹事的村長，比一個不幹事的鄉長所擔的風險大得多。這風險包括成敗的風險、個人安危的風險、世俗阻力的風險，而不是現在所說的抵制貪腐的風險。在『畏天命，畏聖人之言』的時代，敢於破除惡俗，帶領百姓在艱苦的環境下堵決、開渠、引水……使『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真不是件簡單的事情，要擔很多風險。貪生怕死、怕丟烏紗、蠅營狗苟者，亦非此道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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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憂患意識。【瓠子詩】寫得好：『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沒有憂患意識，就不會犯愁，也不會悲憤，從而不會產生動力。兵來將擋，水來土屯，權宜苟安，百姓即使住進『山莊』『樓閣』『別墅』，也不會有安全感。虛假的繁榮，就像餐館裡吃飯時的音樂，只能給人一種華而不實、曲浮於意的感覺。一心想明月清風，碧波蕩漾，蓮荷盈盈，舞榭歌台，高樓林立，通衢大道，高枕無憂的人，總會設法繞開此道。

% h* _( P* D2 Z7 A3 g" v    四是自然科學意識。不懂得自然科學知識，胡亂開發、『治理』，只能畫虎不成反類犬。被視爲世界水利文化先驅的都江堰，其無壩引水工程，是一個科學、完整、極富發展潛力的龐大水利系統，歷經兩千多年不衰，其中奧妙，至今還有待研究。沒有豐富的水利文化知識，李冰父子是不可能創造這樣的奇蹟的。不讀書，不鑽研，整天泡在會議里，對自然生態環境知識一問三不知，對水利無所用心的人，如何指望他造福一方，做出不朽的政績？

    以上四點，雖愚者之慮，或可有一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