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維權的"非理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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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滸傳】前30回，武松有兩次維權行動，一次是在景陽崗打虎，一次是斗殺西門慶。北宋末年，似乎老虎還不是『瀕危野生動物』，就【水滸傳】所記，山東到處都有老虎出沒，在沂嶺(沂水)和登州(蓬萊)，李逵、解珍都曾遭遇老虎。為避免成了老虎的免費晚餐，武松竟然徒手打死一隻吊睛白額大蟲。老虎吃人，原為生存，把它趕跑就是了，武松下手忒重了，有點『防衛過當』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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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處理其兄武大郎被害一案上，武松的維權行動倒是真有點『非理性』。因為王婆的『拉皮條』，潘金蓮與西門慶勾搭成奸。姦情敗露後，潘金蓮用砒霜毒死親夫，為掩人耳目，又焚屍滅跡。武松為給其兄報仇雪恨，他宰了潘金蓮，殺了西門慶，並割下二人項上人頭，為其兄祭獻。為此，武松自己落了個脊杖四十，刺配孟州的結局。這個判決並不重，主要是東平府與陽穀縣法下留情。但就武松而言，其兄被害，他的維權行動自有其合理性，但最終鬧出數條人命，自己也身陷囹圄，原因何在呢？在維權活動中，由於武松同志嚴重缺乏法律意識，沒有通過正當法律程序，而是逞兇鬥狠，頓起殺機，以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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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說，聽評書，人們記住的往往是這類刺激、熱鬧的場面，其實，即使在小說中，這也有一個情節十分曲折的過程。武松並非一介莽漢，而是一個粗中有細的英雄。他從東京出差返回陽穀，即從種種跡象察覺到其兄之死的諸多疑點，於是不事聲張地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細緻的查訪活動。他走訪了直接火化其兄遺體的當事人何九叔，並拿到了武大郎的遺骨與西門慶的賄銀，從而得到了其兄被人謀害的人證與物證；他調查了共同參與武大郎現場捉姦的賣梨小販喬鄆哥，從而得到了潘金蓮與西門慶勾搭成奸的直接人證。對於這起既有證人，又有證物，案情簡單的案子，武松作為陽穀縣的都頭，他並非不知朝廷的法度，即使義憤填膺，即使鐵證如山，他仍然強壓怒火而沒有任何極端行為，反而按照當時的『正當程序』將狀子遞到縣衙，從而完成了正式的起訴程序。也就是說，直到他拿到本案的確鑿證據之時，他始終對於大宋帝國的法律與執法機關寄予了充分的信任與希望。

    豈知陽穀縣令與一干縣吏卻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早已被西門慶塞了個腦滿腸肥，腰包鼓鼓，正因如此，這些貪官污吏對於武松的訴狀，竟然百般刁難，不予立案，要麼以『捉姦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的鬼話來搪塞，要麼搬出孟子的『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來推託，反而指責武松『不省法度』。古時的中國百姓都是習慣做順民的，長期的生活歷練，使他們形成了『清官情結』，攤着個清官，即是一方百姓暫時的福緣；攤着個昏官，則是一方百姓九世的災孽。他們不懂民主政治，他們也不懂制度決定，以至於在清末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即使明知冤獄重重，『江南無日月』，也仍然十分虔誠地相信『神州有青天』。武松兄長被人謀害，人證物證俱全，官府枉法不肯受理，社會效應如何呢？當聽說武松『告狀不准』，在當時的陽穀縣，且不說西門慶是如何的彈冠相慶，武松又是如何的英雄氣短，就是潘金蓮與王婆這樣的『破鞋』與『皮條客』都暗自慶幸。

    在一個惡棍當道，百姓吞聲的社會中，在其背後一定體現為蛇鼠一窩，官黑一體，在這種情況下，哪裏還有什麼『正當程序』可走，此時此際，擺在武松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忍辱含垢，要麼鋌而走險。武松畢竟是武松，他選擇了後者。如果有人指責武松維權行動的『非理性』，這也只能是他走投無路，被迫無奈的選擇。即使如此，武松仍然沒有喪失最後一絲冀望國法公正的信賴與敬畏，在他殺了潘金蓮、西門慶，並取了王婆的口供之後，仍然義無反顧地到衙門自首，甘心情願接受帝國法律的懲罰，以實現人格的自我救贖。但當他刺配孟州以後，沿途所見，黑惡橫行，貪腐遍地，他對社會的希望終於變成失望與絕望，於是才有了後來的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落草二龍山，並最終到梁山造反的故事。施耐庵的寫作，是有着深刻的社會邏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