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綺樓日記】與王]運的性格和人格

  作者: 傅宇斌

　　王]運，字壬秋，晚年號湘綺老人，湖南湘潭人，1832年出生，逝於1916年，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民國初年任國史館館長。二十幾歲即享名文壇，同時交遊者不乏名公大臣。為文倡漢魏，為詩主漢魏六朝，治學兼今古文，弟子遍湘蜀，聲名之大，遍及全國。為人詼諧豪邁、風流自賞，又好為大言，自許霸才，因而其奇聞逸事流傳甚多。民國的很多野史、筆記中都記載了他的一些逸事，關於王]運的民間傳說也特別多。這些傳說及筆記大都記述到王]運性格的豪邁詼諧、風流自賞、狂妄自傲，讀來甚有趣味。然而王]運性格中還有斤斤於禮、平易謙和的一面，卻少有人道及。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是多方面的，作為一個傳統的中國士人，他的性格除了先天特性和環境影響外，還有其自身的人格理想的反映。通過王]運的【湘綺樓日記】，我們可以發現其性格的多面性和複雜性。
　　
　　一、環境影響下的性格特徵
　　
　　王]運六歲喪父，十歲即因家貧無法念書，這種孤苦情境激發了他更大的追求優越感的要求，因而在性格上他便表現為堅忍勤奮和狂妄自大。王]運在九歲時即能向學苦讀，十五歲時家貧無力購書，便輾轉借書抄讀，而在二十二歲時，定下每日抄書之課，此後寒暑不輟，其子代功認為『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王代功【湘綺府君年譜】卷一）。王]運的狂妄則表現在他對古人和時人的睥睨，在他心目中無疑有兩個人是他一輩子都意圖超越的，這便是清初的王夫之和同時稍前的曾國藩。如他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中的日記中寫道：『船山論史，徒欲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自詭特識，而蔽於宋、元、明來鄙陋之學，以為中庸聖道，適足為時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也。』光緒三十一年更說：『看船山講義，村塾師可憐，吾知勉矣。王顧並稱，湖南定不及江南也。』王]運實全不解船山學說，船山之學要在體用合一，與宋儒本有根本不同，而王]運一貫是見義理之說即頭痛，他竟然會認為【讀性理大全】與【千家詩箋注】同類，足見王]運是只看了書名，而未看書。然而雖然王]運狠狠地批評王夫之，而在他自己的議論中卻常常襲用王夫之的觀點，甚至在文學觀點上也多搬用。這種可笑的行為正說明了王]運深深的自卑感，他對曾國藩及其他人也多如此。他多次入曾國藩幕，然而一有不合便離去，雖有笑傲王侯的風度，但要相信他有縱橫之術實無足夠的證據。他多次表示對曾之不屑，認為『曾侯日記，殊草草不足觀』（【湘綺樓日記】卷一），評當時湖南三傑：『胡文忠公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公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高能訪人才，而不容人才。』（【湘綺樓日記】卷二）全為意氣之評。瀕臨倒塌之清王朝能在鴉片戰爭後維持半個多世紀，與曾國藩等人的支撐有密不可分的影響。當時胡、曾、左幕府之盛，可謂集中了最優秀的人才，王]運所謂『人才』可能更多地指他自己，他一直游離於曾國藩的幕府卻未見用，自然發出這種可怪議論。王]運在文學上也有與曾國藩一爭高低之想，他寫【湘軍志】時，曾國藩已去世多時，所以他嘆道：『曾滌丈言畫像必以鼻端一筆為主，於文亦然。余文殊不然，成而後見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從頭上說到腳底，不暇問鼻端也。八家文憑空造出，故須從鼻起。余學古人如鏡取形，故無先後照應，借其生時未及論之。』（【湘綺樓日記】卷二）王]運在文學上固多自己的想法，而曾國藩對他的影響也是伴隨終生。
　　王]運的狂妄在性格類型上可以看成是高自尊型性格。自尊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指人對自我概念的評價，實質是人是否喜歡他本人所認為的自己。高自尊的人傾向於較高地評價自我。實驗表明，高自尊者的行為動機來自於對自我提高的關注，他們對提高自己的尊嚴和公眾形象感興趣，他們在面臨消極反饋時，也能維持較高的自我價值感，他們想到的是自己好的方面而不是自己偶爾失敗的地方。王]運可以說是極度的高自尊者，前面的論述己見一隅，更有甚者，他直詆孟、荀之學為無用，【論語】也有十弊，實際上他的很多議論都是隔靴搔癢，任意武斷，如論【論語】中『【武】未盡善』為一蔽，說『其言悖』（【湘綺樓詩文集】），全不解這是孔子在聽【韶】樂和【武】樂後的藝術審美判斷，故而葉啟勛在評價其【論語集解訓】一書中說，『蓋其意在自造新義，求勝於往哲，一味自欺欺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中華書局1993年），可謂一語中的。王]運一生醉心功名，二十六歲即中舉，然而兩次會試均名落孫山，這時他已年過四十，以此時的盛名，若再去應試，無疑於威名有損，因而他自我安慰道『舉人乃人材之藪』（【湘綺樓日記】卷三），如此可笑的議論正說明了他內心的熱衷。
　　王]運的狂妄多表現在對前輩和同輩的態度上，對後輩則極為謙和，向他問學請益的人中不僅有像陳三立、曾廣鈞、易順鼎、楊度、夏壽田這樣的世家子弟，而且王]運對平民出身的弟子也一視同仁，延攬有加，他在詩中勸勉孤兒劉錫慶說：『孤兒易成人，有父恆驕痴。……丘也亦少孤，隨母共脯糜。煢煢不料生，豈曰耀當時。譬彼木有由，抽擢十丈枝。皇天無私榮，春露有由施。易成良易傾，爾其慎威儀。秦、蜀非汝鄉，燕、吳不可期。茫茫四海途，孑孑一孤兒。期望非過情，舜、顏在所為。』（【湘綺樓詩文集】）錢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則提到了王氏延譽鐵匠張正陽的趣事，現摘抄如下：『縣人張正陽者，本鍛工也，耽吟詠而為人傭，一夕，睹白桃花盛開，而月色綺映，忽得句曰：「無上清高月，知無好色心。夭桃今獻媚，流盼情何深！」姜畲陳鼎見之大驚曰：「子詩何似孟郊？然非王先生不能成子名。」會大雪，戴笠著屐，單衣磬踔，造門投卷。閽者見其面垢衣敝，拒不為通，則大呼曰：「我以詩謁王先生，乃卻我耶？」閽者不得已為進。方設筵宴邑令。邑縉紳先生咸在，]運即席開卷讀，顧曰：「邑中有此詩人耶！」延之上座，座客愕然。正陽泥淖滿身，而貂狐裘麗，嫌為所污，莫敢酬對。]運則殷勤問訊，遂使受學而補諸生。』（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嶽麓書社1985年版）
　　王]運一直提倡有教無類，在『王門三匠』中除了鐵匠張正陽外，還有木匠齊白石、銅匠曾招吉，後來均成大器。在他的著名弟子中還有僧人寄禪和女弟子楊莊。
　　王]運對後學的『溫靄逾恆』，也反映了他晚年心態中的宗派意識。王]運的開宗立派思想在其執掌尊經書院教席時即已滋生，任船山書院山長後更為彰然。執教尊經書院後，王]運的理想便是要做申屠蟠，盡天下英才而教之，故而來請受業者王氏無一拒之門外，而且王氏也頗有借這些高弟子光大門楣之意。光緒二十五年日記中記道：『沈L瑩來，肄業石鼓，高等生也，亦欲藉其才華以張吾軍。』光緒二十九年其弟子張正陽生病服藥，王]運不樂，認為『唯事服藥，殊非湘綺學派』。正因為王]運的這種門派意識，所以他『啟迪後生如不及，恢張學風，不知老之將至』（【近百年湖南學風】）。
　　
　　二、人性論思想中的人格反映
　　
　　王]運的性格除了環境的影響外，還與其人性論有關。雖然王]運並沒有系統的人性論思想表述，但從他詩文日記及有關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王]運的人性論有三個特點，茲述之如下：
　　第一、以儒釋莊，以莊達儒。王]運性格中有放曠優遊的一面，這與崇尚莊子有關。王]運一生以莊子為其理想人格，三十五歲開始治【莊子】，以【莊子】為入道之階，在日記中也多處表達了對莊子的嚮慕，尤其折服莊子的『逍遙』、『齊物』之義，同治八年的日記中他表明注莊子的意圖在於明聖人不言性與天道之意，同治十年的日記中認為荀、墨、孟皆務詆人以自申，由此知莊子之道大，光緒五年的日記中則認為莊子的境界為不可及，其文如下：『……唯說孟子「天爵、人爵」之說，苦與世俗較貴賤與良貴，及「得志勿為」意，同是鄙見。又曾引曾子語，以仁義敵富貴。其書多為下等人說法，墨子亦懾於十金，當時賢十如此，況其下乎。荀子似高一層，而專欲尊時王，甘為其用，又不及墨、孟，然後知莊子之不可及也。』要之，王]運接受莊子實以逍遙世外，智者莫辯為高，這無疑對他的性格形成一定的影響。光緒八年，王]運時滿五十歲，他與友人論事時談及自己的性格：『錫九來，……與論可與共學。謂略通九流，知天下道術無不在，則無不用無不學。曾滌生庶乎近之，然心眼太小，有時不自克，故未可與適道也。余則從容優遊，無所不窺，視無下是非厲害不得至乎前，可與適道也。然結習多，意氣重，心口快，言行相違，身心不相顧，故未可與立。』誠然斯言！然而王]運解莊多以儒入莊，他認為莊子是孔子真正的繼承者，正因為這種認識，他的性格依違於『放』與『執』之間。王]運在【莊子注序】中開頭就駁斥莊子是道家之說：『莊子之書，古今以為道家之言。【雜篇】、【天下篇】敘論諸家，別於關尹、老聃，而自為道術，非欲繼乎老也。寓言者，周之自敘也，其所稱孔子、老子、曾子、楊子，又多稱顏回，其篇首言春秋經世，則學孔子受春秋，具有淵源。或曰莊子受學于田子方，子方為子夏之門人，要其學過子夏並顏子矣。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書先道後禮，而老為道宗。孔定六藝，儒者習焉。推孔為儒宗，孟、荀同時，未數數然也。』（【湘綺樓詩文集】）王]運以莊子為繼孔子者，又以為【雜篇】、【天下篇】為莊子自敘，而內篇為弟子所作，確為不根之言，他對莊子的這種理解導致他的【莊子注】充滿了儒、道雜糅的痕跡，如他注【齊物論】序說：『齊物論者，學道之階梯也。蓋以為人接物而生物緣論，而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之常，自是所知。故聖人以讓教之牽人從己。故先王以學養之讓窮於爭鬥，學止於馴智則向道之意沮，為善之報虛。然則固窮非子路所能，力征乃嬴政之效。弱者廝養強者，侯王三代以來聖徒絕矣。達人探紛奪之原，廣賢人之志，以為員員不可以理計，悻悻不可以德消。苟不通觀，豈皆情遣者矣。且斗則有敵，敵小則我亦小矣；窮則有冀，有冀則為妄矣。故曰：我戰則克得其道也。君子無爭，無所爭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而況聖人乎？』（【莊子內篇注七篇雜篇注二篇】，【王湘綺先生全集】本，民國十二年長沙匯印）姑不論認識是否正確，其所注莊子各篇大率歸於儒家之教，如上述注【齊物論】即可見一斑。此種以儒釋莊，以莊達儒的注釋方法不僅間接表明了王]運的人生態度，而且對王]運的人格理想也是很好的反映。
　　

　　第二、讖緯迷信思想。王]運治經好從漢說，認為漢儒治學重家數，為治經正途，故而漢儒的迷信讖緯也對王]運產生根深蒂固的影響。王]運認為讖緯有知來照遠的作用，他在【王志・答呂雪棠問】中說：『五經五緯以備奇正、通神變者，聖之用也。自儒生不達天道，術家但知詭妄，讖秘之學有類妖符。蓋聖學所傳，唯期致用。若其自運，必合陰陽。至人不死，豈關天v？且形由氣化，物以感通。入火造冰，曾非鬼力？知來照遠，端在識澄。方欲參天地以為方，豈待訪乾坤而造度？』（【湘綺樓詩文集】）認為緯書是聖人所傳，這一論斷實同於東漢之儒。而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多用及讖緯之術，如他在同治八年感嘆時事：『行所當行，不順時，猶足致災；況今世以來，月令久廢，政事隨心，日食頻數，不亦宜乎？』（【湘綺樓日記】卷一）光緒三年，他聽說有異種荷花，五心同苞，認為這是『四夷交侵之兆』（【湘綺樓日記】卷一），光緒二十一年，他從友人處得知湖南有晦日，歷無晦日，因而斷論『以此通書不符時憲，此亦民主之兆』（【湘綺樓日記】卷三）。王氏日記中這種迷信讖緯的言語還有很多，一方面反映了王]運的經世精神，另一方面也凸顯了王]運性格中好為大言、妄言的一面。顯著的例子在他的『文王』情結中表現無遺。王]運，字壬秋，晚年自號為壬父，而壬父的反寫形式極像『文王』，這在王的手跡中已有體現，而王]運心理上也隱以『文王』自居。光緒十三年日記中記道：『洛誥「王在新邑，A」，記周公已還政，王行時祭於洛邑明堂也。……此君臣謙退文儀之至美，非周不能有此，非我不能明之。』（【湘綺樓日記】卷三）這裏固然在贊周代禮儀之美，然而自大之症也可謂前無古人。光緒八年他與友人左錫九論誰可與共學時，認為『諸子則尚未可共學，而其身份高於曾、王，彼非學聖人，已造其境，而未窺吾門，猶之次國之上卿，似高於大國之下卿也。』（【湘綺樓日記】卷二）在同年九月的日記中王記道：『聖人，吾師也，伏羲至孔子無尊卑而皆師之，余則友之，然則伊尹、召公亦我同學。』（【湘綺樓日記】卷二）王]運在這些地方雖然是要表達學問無尊卑、無先後的道理，但其心理上的確是意圖卑視群雄，與文王、孔子抗禮。因為孔子是以接踵文王自命者，而王]運內心則有繼孔子之志，甚至有平坐之想。
　　第三、『情』、『禮』相對論。王]運自詡為善言情者，其所謂情在民國四年的日記中有闡述：『情自是血氣中生發，無血氣自無情，無情何處見性？宋人意以為性善情惡，彼不知善惡皆是情，道亦是情，血氣乃是性，食色是情，……武氏控鶴，與登徒差似，但控鶴非其配耳，此則武氏之不幸，彼直任性，不用情也。』（【湘綺樓日記】卷五）所論大要是因情以見性，情須有致，而不可無度，無度則為任性而非情。然而這是王氏晚年所思，在其早年則有忘情和至情之掙扎。同治十年他在日記中深悔自己不能忘情：『榜人落水，衣褲盡濕。蓋余學道，而好作綺語，故以此相警也，明當戒之。李雲丈昨與余言，向老久靜，不知七情為何物。余已能去怒懼惡欲矣，而未忘哀樂，亦緣文詞為障，莊子所謂以香自煎也。攜妾不障道，殆非誠語。』（【湘綺樓日記】卷一）其提倡忘情當然是受他的莊子思想的影響，如他在【莊子內篇注・逍遙遊第一】中序曰：『逍遙遊者，言識道也。夫大化無朕，含生有智。智則七情之所由，情則至道之所蔽。苟不能冥歸草木，頑比金石，抑其智而將決，任其情而必爭。爭則害物者少而害己者弘也。』但他卻並非真能忘情者，尊經書院期間，他深感自己兒女情長，光緒十八年的日記中他更反省信『齊物』之過：『先孺人忌日，素食深居，一無所作，而未能哀敬。雖時自反，習氣好戲，竟不齋也。病此卅年矣，少時猶有至情，何學成而更退，莊子齊物之過耶？』
　　王]運一生既不能忘情，又不曾任情，因為他除了講情外，還注意禮的制約作用，這使得他一直徘徊在兩者之間。王]運早在十九歲結識彭嘉玉時就有治禮之意。二十四歲時始治禮，成【儀禮演】十三篇（【湘綺府君年譜】卷一）。此後他又治禮書三種，在書院教學時，暇則習禮，如光緒六年在尊經書院掌學時常教諸生演釋奠禮、飲酒禮用及鄉飲禮等（【湘綺樓日記】卷二）；光緒十九年任船山書院山長時深責自己祭曾廟時禮節有失：『A祭曾廟，巳正行事，薦饌失節，禮文生疏，蓋行之廿年而猶未嫻，甚可愧也』（【湘綺樓日記】卷三）。王]運行禮節儀也多有苛求處，如光緒三年其子代豐娶婦入門，他所行之廟見禮已不合於時：『晨起與兩兒論廟見禮，新婦初來宜如何入廟。余以為於時祭後，必有一特祭。必於時祭者，不敢輕辟廟門。必知特祭者，以教成推之。今時俗不用廟見禮，而以入堂拜祖為廟見，似亦可通，而究未敢言禮者。』（【湘綺樓日記】卷一）因為執守古禮，王]運對已經變化了的今禮並不遵行，如光緒五年四月十四日：『又有新任教官何某來拜。凡院第與教官有堂屬之體，不知起何時，余必堅辭之。稱之先生，禮也。何某則自稱愚弟，體紀大乖，余又辭之，並不回拜，亦禮也。』（【湘綺樓日記】卷二）又如光緒六年七月廿一日赴宴飲：『乃聞有康巡捕，以下吏陪客，是侮客也。……蓋尊者可召賤者食，賤者亦可迎尊者食，唯獨請客，不可貴賤雜。俗人難語體，託故而還。』（【湘綺樓日記】卷二）在王]運日記中這類事情比比皆是。也正因為王]運斤斤於禮，故而他想做到忘情實不可能，而在他的詩教思想中，他也倡貴情，所以他的情、禮思想對他性格的折射就越發顯得斑駁陸離了。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