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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有富
卞孝萱先生1924年诞生于江苏扬州市，出生不到两个月，他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卞先生5岁时想读书，他的母亲不识字，就每天向邻居学字再传授先生和其他贫苦的孩子。此事曾经感动过不少人，有几十位前辈作画、赋诗、填词称颂之，如柳亚子先生写诗赞扬卞母道：“教儿先就学，即学即教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由于生活艰难，卞先生18岁就独自到上海谋生了，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到夜校补习，还抽空向一些学者求教，并立志搜集辛亥革命以后的碑传。1949年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陈垣先生见到他搜集的两大箱子碑传，特地为之题签曰《广碑传集》，金毓黻先生还将其推荐到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卞先生进所工作不久，便受到范文澜先生的青睐，命为助手，协助范老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从提供资料到撰写初稿，反映了先生的成长过程。“文革”期间，卞先生又受到章士钊老先生的赏识，章老特地写信给周总理请卞先生帮助他校订《柳文指要》全稿，周总理立即指示将卞先生从河南干校召回。卞先生在章老家工作了一段时间，终于完成了任务，《柳文指要》于1971年出版。卞先生的故旧蹇长春还谈到“该书出版，先生的任务完成，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第三次函陈周总理，大意谓：《指要》及时出版，幸赖卞襄校之力；并说到在当今青年学者中，卞乃一时无二，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发挥作用为好。因此，先生未再回河南干校，留京从事学术研究。”（《卞孝萱先生对〈柳文指要〉的贡献》，见《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由于卞先生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地位很高，遂于1984年，也就是在先生60岁的时候，调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对该系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个专业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对于该系古代文学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博士生、硕士生。
几十年来，卞先生出版各类著作三十余种，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求新。在他看来：“科研的价值在于探索未知，除了系统、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已有的知识之外，要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到新结论，而不囿于成说。”（《自学答问》，见《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可以说，卞先生将求新当作自己科研工作的毕生追求。卞先生做学问似乎是从收集碑传资料开始的，他感到清代名人碑传已辑录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尚缺，于是立志收集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后来卞先生与时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的唐文权合作编成《辛亥碑传集》与《民国碑传集》，由团结出版社分别于1991年、1995年先后出版。研究近代史的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在序言中说：这两部书“可以视之为碑传结集的余韵绝响。对于编辑者的劳绩与出版者的识见，我们都应该给以肯定与感谢。”研究近代史的著名学者汤志钧研究员也在序言中说：“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后来卞先生将唐诗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如何入手呢？卞先生考虑到唐代文学家，‘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便选择了刘禹锡、元稹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此外，卞先生还写了《刘禹锡丛考》、《刘禹锡评传》（与卞敏合著）等。最近卞先生又出版了《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2003年），前者为论文集，后者为专著，两书为唐人小说研究作出了新贡献。新在何处？作者在《唐人小说与政治》的《导言》中作了介绍：“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家生平、写作年代、版本源流，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小说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卞先生还在《唐传奇新探》的《后记》中引用了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中的一段话：“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我想这也许是卞先生夫子自道吧。
就拿研究唐人小说来说，由于采用了新的视角，自然新见叠出，譬如认为《唐太宗入冥记》、《兰亭记》是唐太宗政治缺失的再现；《补江总白猿传》是唐前期官场相互倾轧的反映；《毛颖传》是仕宦失意的宣泄；《李娃传》是对名教虚伪的讽刺；《开元升平源》总结了开元盛世的治国经验，希望唐宪宗能纳谏与用贤；《长恨歌传》总结了天宝之乱的教训，是对唐宪宗的垂戒；《谪龙说》是柳宗元对无罪遭贬的反抗；《喷玉泉幽魂》是李玫为除阉失败的“四丈夫”鸣冤等等。即以我们耳熟能详的《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为例，一般都将这两篇小说相提并论，不加区别，说它们反映了“浮生如梦”的人生观，是当时士大夫崇奉道教、佛教风气所产生的虚无主义思想的体现，对读者起了麻醉作用，是有害的。但在卞先生看来，这两篇小说是不同的，且均系有为而作。卞先生分析其不同之处至少有四点：（一）《枕中记》之主人公卢生，登进士第，位至宰相，以当时文臣为模特；而《南柯太守传》之主人公淳于棼，系“游侠之士”，“久镇外藩”，取材于当时武将。（二）卢，山东甲姓之一，卢生是正面人物；棼，纷乱也，淳于棼是反面典型。（三）政治背景不同：代宗、德宗两朝，几位功臣不得善终，受杨炎荐引的沈既济，对杨炎之死，尤为慨叹。《枕中记》描写卢生“志于学，富于游艺”，“献替启沃，号为贤相”，以及“两窜荒徼”等等，均与杨炎生平相合，而且杨炎也崇尚道教。而《南柯太守传》撰于德宗贞元年间，德宗先后将八位公主下嫁藩镇，有的是安、史“贼将”的后裔，有的是少数民族的子孙，李公佐不敢正面批评当代皇帝，只能借小说曲折表达自己的政见。（四）创作动机不同。沈既济写小说，表示自己已经觉悟，视富贵如梦。李公佐写小说，是以梦说教，劝戒当政者。《枕中记》是沈既济受杨炎牵连，被贬后的消沉之作。《南柯太守传》是李公佐意气风发，积极议政之文。所论真是鞭辟入里，两书引导我们走进了唐人小说的新天地。
除注意研究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外，卞先生也注意运用新方法。文史结合、文史互证是卞先生治学的主要方法。不过文史结合的方法为学者们普遍采用，还不能算作卞先生的新贡献。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多的探索。譬如清人钱谦益注杜诗，陈寅恪笺证元稹、白居易的诗就是这么做的，并且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卞先生在《唐传奇新探•引言》中说：“唐传奇可以证史，与唐诗可以证史相同。”他对治学方法的新贡献当是以史证唐人小说，反过来又以唐人小说来证史。作者在《自学答问》中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中晚唐政治斗争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而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我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历史背景以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中《辛公平上仙》是影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的观点，已为章老《柳文指要》、韩国磐教授《隋唐五代史纲》等书采用。”王芸生也评价道：“孝萱同志考出《续玄怪录》的作者是属于王叔文集团系统的李谅，并研究出《辛公平上仙》所描写影射的被杀皇帝不是宪宗，可能是顺宗。这一发现很重要。由于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二王政权和永贞内禅一幕政变的重要意义。这对中唐和中唐以后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韩愈与柳宗元》，见《新建设》1963年第21期）此外，卞先生在《自学答问》中还谈道：“我国的文学史家较少运用统计方法，我曾在银行工作，熟谙此道，在论证刘禹锡诗对晚唐诗人、苏轼、江西诗派的影响三篇文章中，大量编制统计图表，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发挥自己优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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