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與坐冷板凳

  作者: 徐有富

　　卞孝萱先生1924年誕生於江蘇揚州市，出生不到兩個月，他的父親就不幸去世了。卞先生5歲時想讀書，他的母親不識字，就每天向鄰居學字再傳授先生和其他貧苦的孩子。此事曾經感動過不少人，有幾十位前輩作畫、賦詩、填詞稱頌之，如柳亞子先生寫詩讚揚卞母道：『教兒先就學，即學即教人。此是彌天願，寧關一室春。』由於生活艱難，卞先生18歲就獨自到上海謀生了，白天在銀行工作，晚上到夜校補習，還抽空向一些學者求教，並立志搜集辛亥革命以後的碑傳。1949年後，卞先生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陳垣先生見到他搜集的兩大箱子碑傳，特地為之題簽曰【廣碑傳集】，金毓黻先生還將其推薦到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卞先生進所工作不久，便受到范文瀾先生的青睞，命為助手，協助范老撰寫【中國通史簡編】，從提供資料到撰寫初稿，反映了先生的成長過程。『文革』期間，卞先生又受到章士釗老先生的賞識，章老特地寫信給周總理請卞先生幫助他校訂【柳文指要】全稿，周總理立即指示將卞先生從河南幹校召回。卞先生在章老家工作了一段時間，終於完成了任務，【柳文指要】於1971年出版。卞先生的故舊蹇長春還談到『該書出版，先生的任務完成，章老出於對後輩的關愛，第三次函陳周總理，大意謂：【指要】及時出版，幸賴卞襄校之力；並說到在當今青年學者中，卞乃一時無二，仍回幹校，未免可惜，以留京發揮作用為好。因此，先生未再回河南幹校，留京從事學術研究。』（【卞孝萱先生對〖柳文指要〗的貢獻】，見【慶祝卞孝萱先生八十華誕文史論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由於卞先生的學術水平與學術地位很高，遂於1984年，也就是在先生60歲的時候，調到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對該系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兩個專業的學科建設，特別是對於該系古代文學被評為全國重點學科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他還培養了一大批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博士生、碩士生。
　　幾十年來，卞先生出版各類著作三十餘種，發表論文二百多篇，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始終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學術研究中不斷求新。在他看來：『科研的價值在於探索未知，除了系統、全面地掌握本專業已有的知識之外，要發掘新材料，提出新問題，得到新結論，而不囿於成說。』（【自學答問】，見【文史知識】1990年第12期）可以說，卞先生將求新當作自己科研工作的畢生追求。卞先生做學問似乎是從收集碑傳資料開始的，他感到清代名人碑傳已輯錄得相當齊備，而清以後尚缺，於是立志收集辛亥革命時期以及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傳。後來卞先生與時為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的唐文權合作編成【辛亥碑傳集】與【民國碑傳集】，由團結出版社分別於1991年、1995年先後出版。研究近代史的著名學者章開沅教授在序言中說：這兩部書『可以視之為碑傳結集的餘韻絕響。對於編輯者的勞績與出版者的識見，我們都應該給以肯定與感謝。』研究近代史的著名學者湯志鈞研究員也在序言中說：『兩書的出版，是學術界的大事，也是中國近代史、民國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資料書。』後來卞先生將唐詩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如何入手呢？卞先生考慮到唐代文學家，「劉柳」並稱，「元白」齊名。但歷來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劉禹錫、元稹者少。為了填補這一空白，便選擇了劉禹錫、元稹為研究對象，撰寫了【劉禹錫年譜】、【元稹年譜】。此外，卞先生還寫了【劉禹錫叢考】、【劉禹錫評傳】（與卞敏合著）等。最近卞先生又出版了【唐傳奇新探】（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唐人小說與政治】（鷺江出版社2003年），前者為論文集，後者為專著，兩書為唐人小說研究作出了新貢獻。新在何處？作者在【唐人小說與政治】的【導言】中作了介紹：『五四以來唐人小說的研究，主要是：考證作家生平、寫作年代、版本源流，進行分類（如分為神怪、愛情、豪俠等類），探討思想性與藝術性，進行注釋、輯佚、賞析等。我另闢蹊徑，以小說寫作的政治背景為出發點，從小說作者的政治態度入手，專與通結合，文與史互證，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過表面的藻繪，進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創作意圖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卞先生還在【唐傳奇新探】的【後記】中引用了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自序】中的一段話：『凡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穫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為此學故也。』我想這也許是卞先生夫子自道吧。
　　就拿研究唐人小說來說，由於採用了新的視角，自然新見疊出，譬如認為【唐太宗入冥記】、【蘭亭記】是唐太宗政治缺失的再現；【補江總白猿傳】是唐前期官場相互傾軋的反映；【毛穎傳】是仕宦失意的宣洩；【李娃傳】是對名教虛偽的諷刺；【開元昇平源】總結了開元盛世的治國經驗，希望唐憲宗能納諫與用賢；【長恨歌傳】總結了天寶之亂的教訓，是對唐憲宗的垂戒；【謫龍說】是柳宗元對無罪遭貶的反抗；【噴玉泉幽魂】是李玫為除閹失敗的『四丈夫』鳴冤等等。即以我們耳熟能詳的【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為例，一般都將這兩篇小說相提並論，不加區別，說它們反映了『浮生如夢』的人生觀，是當時士大夫崇奉道教、佛教風氣所產生的虛無主義思想的體現，對讀者起了麻醉作用，是有害的。但在卞先生看來，這兩篇小說是不同的，且均系有為而作。卞先生分析其不同之處至少有四點：（一）【枕中記】之主人公盧生，登進士第，位至宰相，以當時文臣為模特；而【南柯太守傳】之主人公淳于棼，系『遊俠之士』，『久鎮外藩』，取材於當時武將。（二）盧，山東甲姓之一，盧生是正面人物；棼，紛亂也，淳于棼是反面典型。（三）政治背景不同：代宗、德宗兩朝，幾位功臣不得善終，受楊炎薦引的沈既濟，對楊炎之死，尤為慨嘆。【枕中記】描寫盧生『志於學，富於遊藝』，『獻替啟沃，號為賢相』，以及『兩竄荒徼』等等，均與楊炎生平相合，而且楊炎也崇尚道教。而【南柯太守傳】撰於德宗貞元年間，德宗先後將八位公主下嫁藩鎮，有的是安、史『賊將』的後裔，有的是少數民族的子孫，李公佐不敢正面批評當代皇帝，只能借小說曲折表達自己的政見。（四）創作動機不同。沈既濟寫小說，表示自己已經覺悟，視富貴如夢。李公佐寫小說，是以夢說教，勸戒當政者。【枕中記】是沈既濟受楊炎牽連，被貶後的消沉之作。【南柯太守傳】是李公佐意氣風發，積極議政之文。所論真是鞭辟入裏，兩書引導我們走進了唐人小說的新天地。
　　除注意研究新問題、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外，卞先生也注意運用新方法。文史結合、文史互證是卞先生治學的主要方法。不過文史結合的方法為學者們普遍採用，還不能算作卞先生的新貢獻。以史證詩與以詩證史，前人已經作了比較多的探索。譬如清人錢謙益注杜詩，陳寅恪箋證元稹、白居易的詩就是這麼做的，並且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卞先生在【唐傳奇新探•引言】中說：『唐傳奇可以證史，與唐詩可以證史相同。』他對治學方法的新貢獻當是以史證唐人小說，反過來又以唐人小說來證史。作者在【自學答問】中曾經談到過這一點：『中晚唐政治鬥爭複雜，史書往往語焉不詳，而文學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我從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歷史背景以及傳奇作者的政治立場入手，用文史結合的方法，對【任氏傳】、【枕中記】、【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上清傳】、【辛公平上仙】的創作意圖，進行了新的探索。其中【辛公平上仙】是影射唐順宗被宦官殺害的觀點，已為章老【柳文指要】、韓國磐教授【隋唐五代史綱】等書採用。』王芸生也評價道：『孝萱同志考出【續玄怪錄】的作者是屬於王叔文集團系統的李諒，並研究出【辛公平上仙】所描寫影射的被殺皇帝不是憲宗，可能是順宗。這一發現很重要。由於這一發現，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地認識二王政權和永貞內禪一幕政變的重要意義。這對中唐和中唐以後歷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韓愈與柳宗元】，見【新建設】1963年第21期）此外，卞先生在【自學答問】中還談道：『我國的文學史家較少運用統計方法，我曾在銀行工作，熟諳此道，在論證劉禹錫詩對晚唐詩人、蘇軾、江西詩派的影響三篇文章中，大量編制統計圖表，這也是人們常說的發揮自己優勢吧？』
　　

　　卞先生在發現與運用新材料方面成績突出，也為學術研究做出了貢獻。他從總集、別集、正史、野史、類書、方志、檔案、佛經、道藏、碑傳、敦煌卷子等各類文獻中發現不少新材料來研究唐人小說，並且獲得了學術界的好評。譬如章士釗在【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二【永貞一瞥•冊府元龜之永貞史料】中讚揚道：『卞孝萱勤探史跡，時具隻眼，頃從【冊府元龜】中檢得永貞史料二事見示，頗足珍異。』章士釗還抄錄了那兩條史料以及卞先生的分析文字，今錄其一：『【冊府元龜】卷五○七【邦計部•俸祿】：「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一舉而停十九個宦官之俸錢，為中晚唐絕無僅有之大事，二王劉柳與宦官鬥爭之堅決，於此得一強證。』這條材料也告訴了我們，宦官堅決反對唐順宗，要他下台，並最終將他害死的原因。卞先生收集資料可謂不遺餘力，甚至在人們不大注意的領域找到所需資料。比如他在【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中找到了柳宗元纂救三死方，其一云：『元和十二年二月，得腳氣，夜半痞絕，脅有塊，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號哭。』為了供人參考，柳宗元將自己治病的驗方，抄給劉禹錫，劉禹錫將其載入自己的醫學著作【傳信方】中，又為其他醫書所採用，使其得以流傳。從中可以看出兩人崇高的思想品質，至死不渝的友誼，以及柳宗元被貶謫柳州以後的困境。正因為資料詳實，所以卞先生的論著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比如最近有人提出『崔鶯鶯是胡姬，是烏茲別克斯坦人』。而2003年5月4日的【文匯報】發表了【再談崔鶯鶯絕非胡姬】一文，提出不同看法，作者聲明：『我根據南京大學教授卞孝萱先生所著【元稹年譜】，把【鶯鶯傳】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作一番粗略的考索和提示。』於此可見一斑。
　　卞先生在學術研究中碩果纍纍的另一個原因是甘坐冷板凳。他1996年曾向大學生介紹過范文瀾的治學經驗，指出：『治學要「天圓地方」。「天」指頭腦，頭腦「圓」，才靈活，能思考問題，如果「方」，就呆板，不會思考問題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認真讀書，如果「圓」，就滑了，坐不住了。』他還用范老的話號召大家下決心坐冷板凳。而在坐冷板凳方面，卞先生為我們做出了表率，我們經常能在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文科閱覽室、工具書閱覽室、南大中文系資料室、古典文獻研究所資料室、南京圖書館古籍特藏部閱覽室見到卞先生的滿頭白髮。也許是出於對卞先生的尊敬，他還獲得特許，可以自由地用南大圖書館古籍特藏部的鑰匙自己打開書櫥取書。西北師範大學的雷恩海還描述了卞先生在家裏工作的情況：『1994年夏，我受命追隨卞先生處理【中華大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唐文學部三】的稿件，在先生家中展開工作。卞先生告知我，每天的工作時間從早晨七點半開始，至中午十一時半，下午二時至六時，晚七時半至十時。起初，我以為這樣嚴格的工作時間，是卞先生為我而制定的，等到開始工作才發現，先生在早晨七時半就為我泡好一杯香茗，然後我們對面而坐，共用一張書桌，從早到晚，認真仔細地處理稿件。』我們算了一下，先生每天工作達10個半小時，而當時先生已是古稀老人。
　　在搜集與利用資料方面，最使人佩服的還在於卞先生心細如髮，能夠在閱讀資料時反覆沉潛，仔細研究，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一些常常被人們忽略的地方發現一些有用的材料。如【唐人小說與政治】的第一講【『玄武門之變』與〖唐太宗入冥記〗】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卞先生看來，『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編造建成、元吉在陰司告狀，閻羅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對質的故事，實際上是為建成、元吉鳴「怨」。』但是『勝利者唐太宗，為了維護他的仁孝形象，對先發制人、殺兄誅弟、逼父讓位的行為加以塗飾。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兩朝實錄、國史中篡改了「玄武門之變」前後一連串事實的真相。』那麼如何發現可靠的資料來說明問題呢？卞先生的方法是讀書得間，透過現象看本質，從史官們篡改未盡的地方，並利用私家石刻等可靠資料，來揭露史書中自相矛盾之處，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如【舊唐書】卷六十六【杜如晦傳】記錄了如下一段對話：『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為府屬。』」卞先生分析道：『從房玄齡與唐太宗的談話暴露出：（1）太宗當時是藩王身份，但不甘心終身「守藩端拱」，「必欲經營四方」，即志在即皇帝位。（2）必欲稱帝的太宗，不能失去杜如晦這樣的「王佐才」――輔助他創業治國的人才。「【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當日史臣記此事的本意，是為了表彰杜如晦有才，房玄齡薦才，唐太宗識才，無意中卻暴露出太宗早有奪嫡的野心。』真如庖丁解牛一般酣暢淋漓，切中要害。
　　可告慰卞先生母親在天之靈的是，她的『彌天願』終於實現了，而且卞先生自學成才的道路與不斷求新與甘坐冷板凳的奮鬥精神，對我們這些後學還具有巨大的啟發與激勵作用。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