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斐:汉语方言研究方法简析

原载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语文建设通讯第91期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是通行于某一地区的交际工具。汉语以方言众多而著称于世。据现在影响较大的分类法，汉语有七大方言区，它们分别是：官话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

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西汉末年杨雄的《鞧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汉语方言研究之开端。《方言》一书记录了周秦至西汉末年11900多条方言语料（字），并且叙述了这些语词通行的地域范围而且初步涉及到一些语言的历史变化问题。自《方言》之后,先后出现了郭璞《方言注》、杭世骏《续方言》、程际盛《续方言补》、钱大昕《恒言录》、吴文英《吴下方言考》、张慎仪《方言别录》、翟灏《通俗篇》等方言著作。然而这些著作中对方言的研究，其方法是属于传统语文学的，即要么从古文献中找方言词汇对杨书作增字训释的工作，要么为方言词语考释源头，从文献中找出本字。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研究都没有运用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所以其研究成果是零散的，不成体系，不具规律性的。 魏建功 先生称这种方法为“分类考词派”和“分类考字派”。

自从“五四”时代开始，西学涌入国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使汉语方言研究从理论到方法为之一新。它借鉴西方的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语音学的手段，使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迅速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例如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1928）、罗常培《厦门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临川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0）、王力《博白方音实验录》（ 巴黎大学 博士论文，1932）， 就是在运用新方法的背景下产生的杰作。二十世纪中叶以降，方言学者继承了“五四”时期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对全国进行了大范围的方言普查工作，编写出了一本 又一本的方言志和方言著作。由于当代汉语方言研究有着传统语文学和历史语言学这样的两大背景，所以它的研究方法从诞生就有了这样的特色：历时与共时研究并 重，动态和静态描写并举。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就是将每个调查字的中古音（《广韵》中的声韵调）标出以方便记录者从中找到方言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注目的成绩，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下文将这些不足归纳为５点，并一一列举：

 

1. 研 究方法单一，不太注重方言历史演变的研究。现代汉语方言学虽然有历史语言学这一理论背景，但方言学的调查成果却很少运用最新的历史语言学方法进行研究，只 是满足于简单的共时描写。在今天所见的方言志中，大多数只是记录与描写了调查点的语言状况，既语音、词汇和语法现象，至多将语音与普通话作简单的对比，然 而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入手考察每个语音的发展变化者却寥寥无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因为我国的方言工作者并不十分关注国外最新的方言理论或语言学理 论发展的最新动态。例如研究语音时，常常发现由中古同韵摄而来的字在今天的方言中，部分读A，部分读B,且 呈无规律分布。大多数方言志仅仅记录下了这两读而没有深入探究这两读形成的原因。如果能从“词汇扩散理论”入手，这一现象既可以得到较好的回答。既就是语 音变化是突变的、离散的，但这种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却是渐变的、连续的，开始时可能只是在某些词中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在少数词中发生的变化逐渐 扩散到所有有关的其他词，从而完成语音的变化。徐通锵、王洪君等先生运用这种理论分别分析了宁波方言、山西 闻喜方言音系系统，从纷乱复杂的语言现象中找出了历史的变化线索，其论文《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山西闻喜方言的声调》（《语文研究》1986年第四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可惜这种方法并未受到方言学者的普遍重视。

 

2. 缺 乏历时角度的探寻，方言发展史之类的著作比较少见。汉语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比如地方志中的方言志、历代的韵书、字书、文人诗词文集以及戏曲剧本都是方 言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如果能从历史的角度理清今天的方言发展状况或从今天的方言探寻历史方言的演变都不失为好的研究方法，然而我们现在出版的方言 志中，仅仅将方言语音与《广韵》音系作直线式的简单对比，缺乏发展的眼光，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方言历史著作。这使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无法回答清楚。鲁国尧先生《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计数研究》，1988年30号）等一系列方言史论文是这一方向的重要成果，值得特别关注。

 

3. 统 计方法的空缺使方言研究可信度降低。在语言系统中，各个语言特征之间都存在着量的关系，各个特征之内也有其构成成分量的存在，语言的发展也同样具有一个从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很有必要使汉语方言的研究由定性分析推进到定量分析上，由定量分析反过来深化和验证定性分析，从而使汉语方言研究走上资料化、科 学化、现代化的道路。俞敏《北京话全浊平声送气解》（《方言》1987年第一期）、郑锦全《汉语方言沟通度的计算》（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1993）和陆致极的著作《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语文出版社，1992）是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实践中较成功的例子。随着电脑的发展，相信这一研究方法将会被越来越多的方言学家所重视。

 

4. 方 言区整体研究和方言对比研究较为薄弱。目前的方言研究仅仅是描写方言区中某些几个为数不多的方言点的语言情况，而这些方言点往往是该方言区中的大城市，一 些偏远的小城市往往无暇顾及更何况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方言研究往往找不到方言点的对应规律或者在找到对应规律的情况下找不到 过度方言带，甚至使本来同出一源的方言被人为硬性地分割成两种方言。这种现象在早期方言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可喜的是方言工作者已经注意到里这一问题 的严重性，并开始了大规模地毯式的方言调查工作。山西省的已有工作者在侯精一、温端政先生的组织下，重点调查了该省内绝大部分县市的方言，编写出了方言志，这就为以后找出该省方言的共同特点及研究方言演变层次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另外，方言区之间的方言对比研究有助于了解方言之间相互影响及借用情况，使静态的地域性方言研究推进到动态的研究领域。刘纶鑫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是这一方向的重要突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汪化云《汉语方言“个类词”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三分，2008）从动态变化的视角详细分析了“个”在中国各大方言区的不同用法，指出了“个”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还伴随有语音变化的因素，具有较高的方法论意义。

 

5. 方 言与文化的结合环节研究不够深入。任何语言都积淀这一定的文化，对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方言来说，这种文化积淀是世界其它语言无可比拟的，是不可多得的 财富。运用方言研究文化可以从特殊的角度证明文化史上的某些论题，使之确凿可信；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方言，可以为方言的发展演变、分化融合问题提出新的证 据。这一方法早为现代汉语方言学者掌握并充分利用，例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周振鹤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著作充分利用了人文地理的诸多因素，对汉语方言的分化融化及方言分区问题做出了详尽的论述，从而避免了历史语言学在语言分化统一问题上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总之，汉语方言学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朝气的学科，它的方法更新决定了这一学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方向，所有我们应该认识不足，不断地学习和利用新兴的理论和方法，将汉语方言学推向一个更高的研究层次上。

 

参考文献

刘晓南《汉语历史方言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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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斐先生，香港 岭南大学 中国语文教学与测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