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的性质(1)

  来源: 中国汉字网

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呢？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主要介绍三种很有影响的说法。
第一、二种是“三方面”说和“三相”说。提出“三方面”说的是王伯熙先生。他在《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1]一文中指出，可以从“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的符号形式”、“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三方面去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所谓“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是指文字记录语言时、其独立符号――往往是字――同什么样的语言单位发生对应关系，也就是看一个字所记录的是一段话、一个词、一个语素、一个音节，还是一个音素。“文字的符号形式”是指文字的外部形态、外形特征。“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是指对于某种文字来说，大致是凭借什么样的手段去记录语言的，也就是说文字符号是直接记录语言的音还是义。
“三相”说是周有光先生在《文字类型学初探》[2]一文提出来的。第一是“符号相”，这相当于王伯熙的“文字的符号形式”，这要看文字的外形究竟是图符、字符还是字母。第二是“语段相”，这基本相当于王伯熙的“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这要看文字所表达的是篇章、章句（这两者叫长语段）还是语词、音节、音素（这三者叫短语段）。第三是“表达相”，这相当于王伯熙的“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要看文字所采取的方式是表形、表意还是表音。
第三种是两方面说。这是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3](P14)一书中提出来的。裘锡圭认为，考察文字的性质，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看一种文字使用什么字符。字符包括意符（包括形符、义符）、音符和记号。裘锡圭认为在汉字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第二方面即看文字是表达语言中的什么单位，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裘锡圭提出的第二个方面，相当于王伯熙的“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相当于周有光的“语段相”。而裘锡圭提出的第一个方面，其实相当于王伯熙的“文字的符号形式”和“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之和，相当于周有光的“符号相”和“表达相”之和。
下面讨论汉字性质时，基本采用“三方面”说，也就是说，这里要从三个角度来讨论汉字的性质。第一个角度，讨论汉字中的一个独立符号（字）跟什么样的语言单位对应，是词、语素，还是音节？第二个角度，是讨论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看汉字是表形、表意、表音，还是区别（字符中的记号能把代表不同语素的文字区别开来）。以上两个角度是着眼于文字的内容方面。第三个角度是汉字的符号形态，是用图符、字符，还是用字母？这个角度着眼于文字的形式方面。
下面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汉字的性质，即汉字到底跟什么样的语言单位对应。考察一种文字的性质，首先要看这种文字表达语言中的何种要素。据此把人类的文字分为表词文字、词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等等。在考察文字表达何种要素时，究竟着眼于文字的何种单位呢？是一个字呢？还是字符呢？就这个问题，裘锡圭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有的人是因为看到汉字里一个字通常代表一个语素，称汉字为语素文字的。像这样撇开字符的性质，仅仅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给文字体系定名，也是不妥的。”[3](P15)裘锡圭认为，给拼音文字定性时，是看一个字中的字母表达了语言的什么成分；既然如此，给汉字定性也不能看一个字表示了什么成分，而应看一个字中的字符跟语言中什么成分发生关系。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在谈论汉字性质时，不能把一个汉字跟西方拼音文字中的一个字等同。西方文字（如英文）中的一个字都是一个词的书写形式，比如kaiser是一个字。而现代汉语一个词的书写形式多数不是一个汉字，如“矛盾”中的“矛”不是词的书写形式。跟西方文字一个字相当的，是“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这类汉字组。一个个汉字，其实只跟西方文字中的一个个字母相当。理由如下：
第一、汉字体系中一个书写单位是一个汉字，而西方拼音文字中一个书写单元是一个字母。
第二、一个现代汉字来源于古代的一个表词字，而现代西方文字的一个字母也来源于古代的一个表词字。
第三、铸造铅字所占用的面积来说，一个汉字也等同于西方文字的一个字母。
第四、西方文字以一个字母为基本单元跟语言要素发生联系；汉字体系以一个汉字为基本单元跟语言要素发生关系。
正因如此，以往考察文字性质时，都是把汉字、日本假名、英文字母这类符号放在同一层面上的。不这样就说不清楚。如“花”中的只指示语素的意义，“化”只表示语素的声音，两者都不表达语素；表达语素的是“花”字整体。
总之，考察汉字表达语言中何种要素时，还应着眼于一个个汉字，而不是字符。那么，汉字性质如何呢？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认为，汉字是表词文字。[4](P360)这个概念意味着，汉字基本上都是用来表达语言中的词的。这个概念，对记录古代汉语的汉字来说是合适的，因为古代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更是这样。然而，这一概念不适用于现代汉字。现代汉语中的词以复音词（特别是双音词）为主，而现代汉字的一个字并不记录一个复音词，而只表示它的一个音节。这样看来，表词文字这个概念并不能概括所有汉字。
美国的I・J・Gelb认为汉字是词――音节文字，[5](P48)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6](P16)这两个概念差别并不大。语素是指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能够独立活动的语素就是词。汉字是否可称为语素文字下文要谈。把汉字称为词/语素――音节文字是基于下述事实：古汉语中存在一些联绵词，这是单纯词，其中的单个音节没有意义，两个或几个音节合在一起才表达意思，记录这种词时，一个汉字只表示一个音节；古今汉语中都有一些两个以上音节的音译外来词，这种词的每个音节也讲不出什么意思，而记录这种词时，一个汉字也只表示一个音节。
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我们还是不能把汉字称为语素/词――音节文字。理由如下：
第一、音节文字这个概念有特定的含义，这种文字里的一个符号记录语音中的一个特定音节，如日本语中这个符号记录这一音节，这个音节也只用这个符号。汉语中显然没有这种符号。表词――音节文字也有特定的意义，这种文字既使用表词字（独立使用或用作定义符号），也使用这一类的音节符号。苏美尔文字就是这样（这种文字的音节符号尚不够完善，有时一个音节有几个不同的符号）。如果把汉字也称为语素/词――音节文字，那么不但名不副实，而且也无从区别汉字与古苏美尔后期文字。
第二、记录联绵词、外来词中音节的汉字常常被人们赋予意义。汉语联绵词和音译外来词的书写形式常常是些假借字，这些文字表示的是没有意义的音节，而不是有意义的语素。这就违背了汉字以形表义的通则。为了与通则相谐调，人们对这种汉字进行了改变，使之具有意义。第一种方法是增添提示意义的意符。如下列联绵词的书写形式：“匍匐”、“缤纷”、“窈窕”、“婵媛”、“蟋蟀”、“褴褛”、“憔悴”、“徘徊”、“逶迤”、“踌躇”；又如下引外来词的书写形式：“玻璃”、“骆驼”、“袈裟”、“唢呐”、“箜篌”、“猛犸”、“氆氇”、“鸸鹋”、“胳肢”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个词才有意义、单个音节没有意义，但是，表意偏旁却加在每个表示音节的汉字上。这样一来，这种字所表达的语言要素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有意义的了，也就是语素了。前苏联文字学家伊斯特林说得好：“用汉字表示的汉语多音节词的单个部分不仅仅是表音单位――音节，甚至与其说是表音单位――音节，不如说是表意单位――根词素。特别是汉字中使用‘偏旁’的实践证实了这点。在书写由最初单音节词叠合法产生的多音节词时，‘偏旁’常用来确定它每个用相应音词字表示的单音节部分，而不是确定整个多音节词。”[6](P39)
偏旁的加法对于我们确定汉字的性质确实很有启发。第二种方法是选用接近外来词词义的汉字书写音译的多音节外来词，如“逻辑”(logic)、“乌托邦”(Utopia)、“基因”(gene)、“绷带”(bandage)、“声纳”(sonar)、“雅痞”(Yuppies)、“维他命”(Vitamin)、“休克”(chock)、“模特儿”(model)、“俱乐部”(club)等。有时，还选用跟外来词词义有着某一方面联系的汉字书写音译的多音节外来词，如“席梦思”(shermons)、“香波”(shampoo)、“味美思”(vermeuth)、“霓虹（灯）”(neon)、“保龄（球）”(bowling)、“敌敌畏”(DDVP)等。这样一来，上面这些记录外来词的汉字也被理解为表达语素的了。
第三、给一种文字体系定性往往看这种体系里的绝大多数基本单元表达语言中的何种要素。例如埃及古王国时期一座陵墓上的铭文被看作是表词文字的样品，但是其中也有辅音音值的符号。阿兹特克文字被看作是图画文字，但其中也使用了意词字和音词字。汉字体系里虽然有些字表达语言中没有意义的音节，但这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字所表达的语言要素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