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語、漢字的特點(2)

  來源: 中國漢學網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並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最後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裏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於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於支配地位。於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傾向於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於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於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各布森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係】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展着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着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這一點並不難理解：言語作為一種聽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時間為建構力量的。文字作為一種視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空間為建構力量的。當我們把口語的詞或句子用文字書寫下來的時候，符號系統的轉換伴隨着功能的轉換――文字要對空間作出承諾。
雅克・德裏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於和決定於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於發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於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着距離，後者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繫。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於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強烈的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傾向。對於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於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於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樑。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德裏達也指出，東方社會一直把語法學視為書面語言的科學。書面語言以視覺和讀得懂的方式傳達信息，它不是口語的替代品。研究書面語言的術語、條件和前提都與口語不同。

三

  事實說明，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裏，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魁【論文偶記】）。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所以，『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劉大魁【論文偶記】）。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字能是句法的基礎。總之，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係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於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於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像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音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8〕又說『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9〕還說：『中國的通行文字並不相當於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於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0〕
     當代西方哲學從人類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現代語言學在拼音文字基礎上建立的『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批判了現代語言學從西方傳統文化承繼下來的漠視和排斥書寫文字的強大傳統。『語音中心論』認為說出的話或語音與思想之間具有直接的內在聯繫，語音能夠透明地呈現思想和內心經驗，因而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實。而事實上對各種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並不是語言的表達，不是為了表現語言而產生，它自身具有獨立的起源。它的起源與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等有着密切的聯繫。因而『語音中心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種族中心論、西方文化中心論。當然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而與整個詞發生關係，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係。這種不必經過語音的媒介而直接與概念溝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漢字。索緒爾認為，像漢字這樣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種遠甚於表音文字的強烈傾向――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因為對漢族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文字不是口語的記錄者，而是第二語言。因此漢族人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談話人就會求助於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索緒爾還是將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語音優先論之外，顯示出他的種族中心偏見。事實上，正如德裏達所指出的：在漢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邏各斯中心論以外發展着的強大文明的證據。這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駁斥』〔11〕。許國璋對漢語書面形式的性質、功能、價值、意義的論述，對長期以來以其主流追隨西方『語音中心論』的中國現代語言學，是一種深刻的警省。(作者：申小龍)


注釋
〔1〕〔2〕〔3〕〔4〕〔5〕〔8〕〔9〕〔10〕許國璋：【許國璋論語言】，75、72、1、75、75、74、75、13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7〕布龍菲爾德：【語言論】，375-3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11〕德裏達：【論文字學】，90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