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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漢學網 一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於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係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的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1〕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於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2〕。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於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於資訊時代』。〔3〕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徵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中國青年中對漢文化那樣缺乏「我是此根生」的從屬感，這個禍是誰闖的？』〔4〕許國璋明確指出：『漢語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標音的文字。古人沒有弄錯，是說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的研究者錯了。』〔5〕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於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於『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於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於書寫的證據，對於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像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於文字』〔6〕。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於：
1.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恆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於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於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人的腦子裏，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3.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裏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4.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佔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於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像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討論了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後，字跟任何特殊實物的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於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於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如果沒有聯繫，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佔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像利用錄音機一樣，藉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7〕。
二
然而，問題並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着意義的建構，美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係如下圖所示：
語境
信息
說話者……………………受話者
接觸
代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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