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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漢學網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儘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願意捨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捨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捨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 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 (Ezra Pound)那裡，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並將其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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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麼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鑑的探索。
馬建忠最早借鑑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並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範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徵。【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於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麼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着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後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於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並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闢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係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係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關於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於這麼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於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範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鈎，一邊有環，一邊帶鈎，這個鈎鈎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鈎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鈎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鈎，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乾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迴文詩，乾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遊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於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並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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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鑑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 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鑑西方的關係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於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於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緻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於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於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後面，甚至重複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 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係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麼漢語中那麼多四節拍，多於四拍的壓成四拍，少於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範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於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 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係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於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於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幹、樹枝、樹葉、花朵，都屬於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 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係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後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於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於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係，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範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範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於本體研究的滯後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後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作者：趙學清
ぃ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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