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主義視角下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1)

  來源: 中國漢學網

摘 要： 解構主義是對邏輯主義和結構主義等西方哲學思想的反叛，它爲當前學術領域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解構主義視角下觀察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可以發現，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優良傳統。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必須破除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繼承我們自己的傳統，同時吸收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優勢，以多元的研究方法，從漢語的事實出發，走漢語言文字學自主創新的道路。  
　　ス丶詞： 解構主義； 漢語言文字學； 結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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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爲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爲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上學傳統的後現代思想。作爲後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希達爲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後，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捲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爲『五月風暴』。但革命後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範等。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希達、羅├•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爲核心並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希達爲了達到反形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爲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爲，西方形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於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爲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係。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爲『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於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並不見得天生就低劣於語言發音，爲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並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複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徵，即『可重複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範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德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係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爲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爲前者優於後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希達獨闢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德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藉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於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於『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爲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鑑，這裡不再介紹。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係入手，德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希達稱爲『雙重約束』（double 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範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麼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儘可能地同時採取兩種姿態。』［1］  
　　  
　　這一思想產生後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築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後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爲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爲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後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後、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興起於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於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於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爲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 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並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 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爲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裡說，他考據文字『至於小大』，都『信而有證』，『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裡，稱其父秉承了『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於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爲『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爲考據法的盛行，梁啓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後，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於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爲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爲，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 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タ杉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 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於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爲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爲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爲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爲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爲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後，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爲它從屬於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彙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 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係。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後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並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係，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爲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餘形遺蹟，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蹟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並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係的劃時代專著。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於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並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於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爲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爲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 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傑【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後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爲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爲是落後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爲，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係。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於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爲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後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並不表示個別的聲音――並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爲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爲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