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谜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4）

  来源: 国粹论坛

四、灯谜的文化意义：“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  
    灯谜这门语言文字艺术，虽有其特殊性，但它的发展轨迹，仍大致与姊妹艺术――楹联、诗钟、酒令等相近，尤其与造型艺术中的篆刻更为酷似。篆刻源于文字书契，亦用“六书”原理，钟鼎铭文，石鼓石经，秦汉诏版、权量、泉布，以及官私凿铸印，乃是其始祖。印之功用，上至天子下至黎庶，不可谓不大矣。然若可称一门独立的“艺术”，却须待宋元后花乳石之兴起，赵子昂、王冕、文彭、何震之辈，锐意革新，渐变古法，或取朱文玉筋入印，使印式趋向工整秀丽；或取名言、闲文及馆斋号入印，使印文内容言情抒志，大为丰富和拓展。迨至清季，篆刻始宗文、何之制，在文人雅士中获得空前大发展。其间皖派、浙派、程派、邓派……流派纷呈，风格多样，邓石如、赵之谦、丁敬、黄易、陈鸿寿、黄士陵、吴昌硕诸名家蜂起，艺术由极盛而臻于大成，到达煌煌之顶峰。纵观灯谜艺术亦然。
    灯谜诞生于中华民族博大、渊深、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之中，自它的前身隐语、C词起，就打上了深深的本民族文化的烙印。远在我国春秋、战国，下至汉代，就有不少关于“谜”事的记载。譬如《左传》中的“麦麹河鱼”、“呼庚呼癸”，《战国策》中的“海大鱼 “，《史记》中的“大鸟止庭”等等。这时的“谜”明显具有密言、谲谏、测智一类的社会功能，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外交活动中。这一时期的“谜”，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总结所云：“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但它确属“一种具有严肃作用的语言文化”，是“一种极严肃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文化事象”(钟敬文语)。到了两汉以后，乃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以智慧人物东方朔为代表的一群文人术士，包括孔融、杨修、鲍照等文学家的加入，“谜”又以事物赋、离合诗、风人体等形式演变，取代了隐语C词。虽然它的密言、谲谏等重大社会功能已在逐渐消失，然而它的文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却被大大加强，其文化意味也益为显豁、突出了。
    隋唐以降，北宋时“隐语化而为谜，至苏黄而极盛”，”东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辅以隐语唱和者甚众，刊集四册，曰《文戏集》”(明・郎瑛《七修类稿》)。大文豪苏轼与诗人黄庭坚、词人秦观、政治思想家兼文学家王安石，这批文坛巨匠的热情参与，乃使谜的学问气氛愈发浓厚；而南宋元夕放灯时，“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乃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宋・周密《武林旧事・元夕灯品》)。谜与灯的结合，灯谜向广大民众的开放，以及民间谜社“南北垢斋”(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的成立，更体现了民俗文化与节日文化的勃郁色彩。
及至元明接武，随着民间谜事活动的日渐繁盛，先后出现了一批由文人辑录或创作的谜语书籍。如书画家徐渭的《徐文长逸稿・灯谜》，戏曲家冯梦龙的《山中一夕话・谜语》、《黄山谜》，“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的《诗禅》，文学家陈继儒的《精辑时兴雅谜》，文学家张岱的《快园道古・灯谜》，有“谜坛宗匠”之称的黄周星的《C词四十笺》、《八咏楼新编灯谜》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徐渭创作的两则谜：以《孟子》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射”佯”字，以《论语》句“问管仲”射“他”字，已纯为文人手笔，并首开灯谜“雅化”之先河。
    谜自清中叶后，海内承平，统治者采取怀柔政策，笼络读书人，编《四库》，开特科，文网遂驰。其时，文义谜经费源的整理、改革、倡导、鼓吹，已日趋雅致、精巧、大方、贴切；在文人圈中的知音、同道愈来愈多，遂形成“自今谜盛行，视古谜为卑鄙，不复出诸士大夫之口”之势；而“同光之际，京师出灯极盛，当时所谓十五谜家者，名遍海内，其《同岑》一集(即《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猜谜者奉为圭臬”(均引自钱南扬《谜史・清代之谜语》)。其谜事活动之兴旺，乃有《清嘉录》中顾震漪的《打灯谜》一诗可以为证：“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此于同时的文人竹枝词中亦多有反映，如钱琦《台湾竹枝词》云：“烟花火树拂墙过，映带春灯谜语多。忽听鼓音喧震地，绿旗营里唱秧歌。”许传壬《成都年景竹枝词》云：“元宵灯谜妙无方，十字街前贴数张。几度费心猜得破，赢来多少好槟榔。”无论南海西鄙、军营闹市，均可见春灯谜在民俗文化中无比活跃的身影。
    这是清季灯谜艺术的第一次辉煌，其第二次辉煌则呈现于晚清乃至清末民初呈现出来。那是个政治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没落腐败，终被废除，许多文人感到失望而又才华无处施展。同时，新式学堂的兴办，国外先进思想的渗入，以及世界新科学、新技术的引进，这种种“新”风直接冲击着中国的文坛，也给谜苑带来了骚动和不安。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学者、名士、诗人、小说家、骈文家、评点家、考据家，诸如俞樾、况周颐、樊增祥、高步瀛、顾震福、孔剑秋、孙玉声、王文濡、韩少衡、张郁庭、张起南、黎国廉、徐枕亚等，一时间，纷纷把主要精力转化在灯谜这种”文字游戏”上而自娱娱人。这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是一种自我陶醉与满足，一方面又表明他们不同于平民百姓，是满脑子装着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知识分子。而灯谜这种既短小精炼又能启智陶情的艺术形式，恰恰为他们的满腹珠玑和跌宕才情提供了绝好的表现机会。由是，数以万计的大量脍炙人口的“雅谜”佳作汩汩而流、喷薄而出。这一点，是有《中华谜书集成》中收录的《百二十家谜语》、《百家隐语集》、《北平射虎社谜集》、《隐秀社谜选初编》、《跬园谜刊三种》、   《聊斋谜集》、《张黎春灯合选录》等足资证明的。  
     正所谓“方寸之间，寓万千气象”，灯谜与篆刻虽艺术门类不同，但其间惊人的“神似”却不止一端。印章形体区区一二寸，然字体虫鱼鸟殳，龙飞螭舞，铸古F今；印面布白，屈曲挪让，如对宾主；阴阳交错，李白桃红，极见匠心。灯谜底面寥寥十余字，然于有限文字间，利用汉字的义形音变化，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意之所之，莫不极臻巧妙，给人以趣味之美。二者均沾一“小”字，但皆小而精致。
    又所谓“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从民间流传甚广的政治讽喻谜可以看出灯谜的功用之广。比较早的政治讽喻谜出现于后汉时的童谣，据《后汉书》载：“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此喻“董卓死”之意。《三国演义》里也记载着这段京师童谣。其后的唐代张|《朝野佥载・卷五》中有以谜作起兵内应的隐辞：“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鹅’，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徐敬业反武则天，以谜的形式约裴炎在十二月为内应。在这里，谜俨然成了战争的工具。宋代耿《枫窗小牍》中则记载了相国寺壁题的趣事：“荆公秉国时，有题相国寺壁者，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丧乱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诗问之。答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去水也，水旁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条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合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为“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不能直骂王安石，只能借诸于谜了。再看明代徐祯卿《剪胜野闻》中朱元璋为其妻被讥为淮西大脚而大怒的故事：“太祖尝于上元夜微行京师。时俗好以隐语相猜为戏。乃画‘一妇人赤脚怀大西瓜’。众哗然。帝就视，因喻之曰：‘是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盖马后，淮西人，故云。”据说，朱元璋因此而“大戮居民”。
    灯谜还成就了文学作品的精彩情节自唐代李公佐将离合谜语“中猴，T|草”、“禾中走，一日夫”做为主要故事线索写进短篇小说《谢小娥传》中而首开风气以来，历代作家竞相仿之，许多历史演义、志怪传奇、社会民情小说中都出现了谜语作品或猜谜的情节。此如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冯梦龙之《醒世恒言》、吴承恩之《西游记》、曹雪芹之《红楼梦》、李汝珍之《镜花缘》、陈森之《品花宝鉴》、魏秀仁之《花月痕》、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不胜枚举。其中尤以清季《红楼梦》与《镜花缘》所写谜影响最巨。前者芹翁于书中共写进谶语、诗谜(事物谜)、隐语以及灯谜(文义谜)四类谜作，借以寄寓自身情感，并用以刻画人物性格，预示人物命运，揭示作品主题，不但为后世红学”索隐派”丰富了索隐的内容，也为“清灯谜”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而后者则由其著者、乾嘉间文学艺术家李汝珍在书中花费整整两章笔墨，不但专门介绍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灯谜作品六十九则，还详尽描写了猜谜的兴致场面和活跃气氛。更为可贵的是，李氏又借人物之口，对灯谜的制作、猜谜的方法都作了精辟而独到的艺术评论。由此可知，灯谜介入长篇小说中，既增强了小说的情节性、知识性、趣味性以及对读者的吸引力，又切实反映了灯谜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之大。小说写谜，蔚成风气，既形成了明、清灯谜创作中不可忽视、不容低估的一股力量，也使灯谜与小说这两种文学艺术体裁相得益彰、交互辉映，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对于灯谜美学特征、审美价值、艺术风格和文化意义的阐释，目的在于证明灯谜这种独到的艺术形式，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历史的交替变迁、人类的悲欢离合，都能在灯谜中找到踪迹。以一叶之舟而遨游于历史长河，既证明了河的博大精深，更证明了舟的灵巧雅致。人类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有人类与文明在，便有灯谜在。文明不断绝，灯谜便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