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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文匯報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葉長。』眼前景色，正和這唐詩所唱的一樣，若把那古曆換算過來，年年5月立夏一過，按常理說，布穀鳥這時就要回到中原來了！
我的老家把它叫『割麥種穀』。但汪曾祺不這麼叫：
聽到一種鳥聲：『光棍好苦。』奇怪！這一帶都是樓房，怎麼會飛來一隻『光棍好苦』呢？鳥聲使我想起南方的初夏、雨聲、綠。『光棍好苦』也叫『割麥插禾』、『媳婦好苦』，這種鳥的學名是什麼，我一直沒有弄清楚，也許是『四聲杜鵑』吧……(【錄音壓鳥】)
汪曾祺的家鄉蘇北里下河一帶，布穀而名『割麥插禾』。是的，沿今日之京滬高速公路南下，從淮安到揚州一途，經寶應、興化與高郵地界，現在那裡依舊是稻麥間作。
賈平凹的【古爐】記布穀是這樣的：『麥子說黃就黃了，開始有算黃算割鳥在叫。這鳥也是自呼其名，狗尿苔卻一直不知道它長的什麼模樣。』狗尿苔不算主人公，屬於『中間人物』，但確乎是【古爐》裡貫穿全場看全景的一個小人物。
聽聽，陝豫鄂交界山區的商洛人曰布穀為『算黃算割』。
布穀是麥子的信使。我沒有考察過它往北最遠的界限，可年年望它從淮南來，越過黃河還急急的飛，『何處是歸程，長亭更斷亭』。李白的詞句用於它覺得也頗相宜。這幾年布穀遲來，但鄭州仍然早於冀中。前年單位搞活動，集體去白洋淀踏水看新荷，旅遊客棧依着濱水的『孫犁紀念館』，在蘆葦的青紗帳深處住了兩夜，天天早上聽群鳥啁哳，有類似布穀的聲音很急卻音連很長，約莫是六聲或者八聲。導遊站在船頭上講『呱呱』和布穀的故事，說布穀自己不做巢，卻搶先在『呱呱』結在蘆葦頭上的鳥窩裡下蛋，傻『呱呱』孵出了小布穀還不知道。出淀那天，是2009年的6月2日，華北大平原的百里金堤之外，收割機正開始入田割麥。這時恰好迎風飛來一隻布穀，它正是我熟悉的四聲一度的『割麥種穀』。【白洋淀記事》裡，孫犁在【麥收】中寫布穀――
指導員穿進另一塊麥地，他的衣服和麥子一個顏色，麥穗打到他的腰裡。那個通訊員卻淹沒在麥子裡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槍口露在外頭。不久，這槍口也消失不見了。
一隻布穀鳥像是受了驚，慌慌張張的從東邊飛過來，一聲連一聲叫着：
莫黃莫割――莫黃莫割！
看看，算上我的老家南太行地區，布穀的聲音，已經有了四種很不相同的文字表達。在如今幾乎是人手一編的【現代漢語詞典》裡，布穀完全就是杜鵑，一對一，很強勢，一點也不含糊。但老一輩的人文學者賈祖璋，他在民國年間完成的【鳥與文學】，還把杜鵑與\鳩區分為兩種。我有時翻他的書，還參考古人的書和日本人青木正兒的書，結果糊塗得很，始終不能把兩者與布穀區分清楚。連賈祖璋自己也由衷地感嘆說：『杜鵑鳥的別名真多，在舊記錄中，恐怕它要算名稱最多的一種鳥類了。在它那些分歧繁雜的名稱中，有一些是屬於神話上的，有一些是擬似鳴聲的，有一些是各處各地的俗稱；又以聲音訛轉的關係，同一名稱，有各種各樣的寫法，因此愈見紛雜繁複。』經他累積的考證，作為\鳩的布穀，共有24個異名；而杜鵑，『在中國文學上極有地位、而名稱繁複到有42個……』到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鳥與文學】，已是此書的第五版了。
【古爐】好看不好看？被其表面瑣碎而散漫的文字所糾纏，我的感覺是兒童守着在盆子裡耍沙子，一捧一漏的，但就是玩不夠。我奇怪，為什麼遠在秦嶺商洛地區的方言土語，竟然有那麼多和遠隔千里、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我老家南太行一帶的方言相同？我想起身邊不斷有文字的痴人，欲通過【紅樓夢》裡的用字用語，例如『廝跟』和『杌子』，盲人摸象式的企圖來考證曹雪芹和古懷慶府的地域關係。這些年，固然文學不景氣，但我的周圍還是接連出現了若干部特地用鄭州或孟州等本地方言寫作的小說。局限於作者的才情、學識和眼界，不能說寫得好。而且，其中所謂的方言，是同音字不加選擇而任意代用的多。如果現成的一時找不到，作者會隨心所欲地造一個來，隔靴搔癢，魚目混珠，令人覺得反而不舒服。方言被排擠於書面語言外，被弱化的時間太久了，人們當下的跨地域流動太頻繁，電視又占據着市民和鄉村文化的主要空間，在如此的環境裡，以至於現在的中年人還勉強會說一點點正宗的方言，但苦於已經找不到書寫的正確方法了。三十年前還不是這樣。當年的生產隊隔天要記工分，記分員不過是好使喚的在校學生。完全用土話記，不會寫的字由大人教，例如『薅草』而不叫『拔草』，『擔糞』而不叫『挑肥』。這樣一比較，【古爐】顯然好，高出遠不止一等。作家精心選擇，偶爾使用少數的方言，在行文中起畫龍點睛的作用，擇字精準，有源流，很老到。如相對於舊時代官府組織的『祈雨』的活動，他把鄉民自發的活動寫成『乞雨』，用心區別，很準很傳神。
於是又想起了魯迅。魯迅在【門外文談》裡說過：『方言土語裡，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裡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彙，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魯迅的作品，尤其是關於家鄉風土的小說，就用了若干紹興的方言和土語。如【肥皂】，四銘給自己的老婆買一塊香皂回來：『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匯出手來，手裡就有一個小小的長方包，葵綠色的，一徑遞給四太太。』關於這個『匯』字，葉聖陶議論過，認為非常貼切。其中的妙處，他說：『我知道而說不清楚。』還有【故鄉】中的『狗氣殺』等等。戈寶權在為地方研究者所著的【魯迅筆下的紹興風情】作序時就提到，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還出過【魯迅作品中的紹興方言注釋】，作者是謝德銑。而忠實又優美地記錄一地的風土，是作家的責任，也是作家能力和水準的標誌。清人屈大均著【廣東新語】，又以一己之力輯【廣東文選】，他在文選的序言裡深情地有感而發：『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不能述我鄉，不可以述天下。文在吾之鄉，斯在於天下矣。』
晚年的魯迅，欲安靜地來寫小說與散文，作文學史與文字史，已無可能。可是，在他去世的頭一年，發軔於1934年夏天的大眾語運動，兼及文字改革，這場討論再次吸引了他。他先應曹聚仁的提問而表態，意猶未盡，遂又寫了一系列文章，重點自然是【門外文談】。當下我重讀他的文字，可明顯覺得此刻的魯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隨主流，大張旗鼓地說『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可另一方面，作為作家與文豪的他，難掩自己從骨子裡溢出的，對於文字和文學的一往情深和無限眷戀。他深愛民族文字，沉潛關注着文學的走向：『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轉回到眼前來，――資訊時代的文學，以小說創作為代表的傳統的文學向何處去？相對於異軍突起的青春文學、網絡文學和微博，蘊藉地表現人性，展示豐富心靈的傳統文學，當前應該負起整理文字與漢字的責任，使漢字的魅力再度發光而吸引新人。方言難懂乎？魯迅曾希望在舊方言的盤點中加入新的，李氯誦詞忻襠轄幀耙蝗閡煥恕庇導紛拋擼而不用熙熙攘攘；賈平凹說農閒時的村民，閒的『五脊六獸』。我們單個人，雖然不一定是成都人和商洛人，但一眼就可以意會並覺得無比親切。
（何頻 2011年5月1日於鄭州甘草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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