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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副刊 有一次，唐先生找到我，从上衣口袋里摸索出一只信封，然后又从信封里摸索出一叠钞票，那钱有十元票面，有五元的，甚至还有一元二元的，他当着我面点了一遍，又让我再点一次，一共是二百八十元，然后才说，他想自费出一本诗集，开本就像“我们”的诗集，但希望能有一个正规的书号，这钱算是先付一部分印刷费，希望我出面为他联络。我答应了，虽然知道这是难事。果然我和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张德强说及此事，德强说，如果列入选题了，那就不用钱，如果不能列入选题，这点钱也不够。我即给唐先生写信告知此事，但为了婉转一些，所以没立即将钱寄回。谁知没几天就收到他的来信，曰：“事既为难，不必勉强，请兄将原款寄还，弟囊中羞涩，可另作他用。” 又一次，有几个外地的诗友听说温州手表便宜，托我替他们买几只。那表当然是走私表，但由于当时谁也钱少，不是想违法而是没办法，友情难却，我只好将老先生也拉下水，为我干此违法的勾当。唐先生果然勉为其难，为我买了四只，又来信告诫说，“不要再搞了”，最后补充一句：“四只共160元，已收100元，对吗？”看到这一句，我呵呵笑了，赶忙将六十元汇给了他。
诚如邵燕祥先生所说，唐先生是一个绝对的“活在诗里的诗人”。回想起我与他的交往，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既不知别人是如何以世俗为人、也不可能像我这样以世俗论人的人。正因如此，所以最后我们竟为一个他和我都熟识的人发生了一场争执。因为我对那人的品行颇不以为然，人前人后，从没说他一句好话。不知怎的，一天唐先生居然来信，批评我偏激，为那人大打抱不平。我当然不服，回信反驳，三来三往，双方用语都颇为激烈，他说他是仗义执言，我说他是偏听偏信。争论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此后我俩相见，只限于一般的打招呼了，也许彼此都有了一个解不开的结。但如今想起故人，却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因为唐先生和我并无个人恩怨，聚散之间，可说全在一个“诗”字，就像当初，他为了一个“诗”字，自愿为“我们”去寻得辛笛先生的资助一样，后来与我这般争论，也正是因为一个“诗”字，因为那人也是与“诗”有关的人。
这使我想到了再三慷慨解囊、资助“我们”而自己的生活却是极为简朴的辛笛先生。有一次我们登门拜访他，辛笛先生夫妇请我们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就餐，席间他笑笑说：诗人都是穷的，但请朋友在这样的小餐馆吃一顿的稿费总还是有的。最后他说了一句颇为经典的话，他说：“友情即诗，诗即友情！”
而唐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因他的天真而作诗，他以他的诗而活着。
唐先生与诗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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