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 新華副刊 有一次,唐先生找到我,從上衣口袋裡摸索出一隻信封,然後又從信封里摸索出一疊鈔票,那錢有十元票面,有五元的,甚至還有一元二元的,他當著我面點了一遍,又讓我再點一次,一共是二百八十元,然後才說,他想自費出一本詩集,開本就像『我們』的詩集,但希望能有一個正規的書號,這錢算是先付一部分印刷費,希望我出面爲他聯絡。我答應了,雖然知道這是難事。果然我和出版社的詩歌編輯張德強說及此事,德強說,如果列入選題了,那就不用錢,如果不能列入選題,這點錢也不夠。我即給唐先生寫信告知此事,但爲了婉轉一些,所以沒立即將錢寄回。誰知沒幾天就收到他的來信,曰:『事既爲難,不必勉強,請兄將原款寄還,弟囊中羞澀,可另作他用。』 又一次,有幾個外地的詩友聽說溫州手錶便宜,托我替他們買幾隻。那表當然是走私表,但由於當時誰也錢少,不是想違法而是沒辦法,友情難卻,我只好將老先生也拉下水,爲我干此違法的勾當。唐先生果然勉爲其難,爲我買了四隻,又來信告誡說,『不要再搞了』,最後補充一句:『四隻共160元,已收100元,對嗎?』看到這一句,我呵呵笑了,趕忙將六十元匯給了他。
誠如邵燕祥先生所說,唐先生是一個絕對的『活在詩里的詩人』。回想起我與他的交往,我覺得他真是一個既不知別人是如何以世俗爲人、也不可能像我這樣以世俗論人的人。正因如此,所以最後我們竟爲一個他和我都熟識的人發生了一場爭執。因爲我對那人的品行頗不以爲然,人前人後,從沒說他一句好話。不知怎的,一天唐先生居然來信,批評我偏激,爲那人大打抱不平。我當然不服,回信反駁,三來三往,雙方用語都頗爲激烈,他說他是仗義執言,我說他是偏聽偏信。爭論最後當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此後我倆相見,只限於一般的打招呼了,也許彼此都有了一個解不開的結。但如今想起故人,卻有一種深深的愧疚。因爲唐先生和我並無個人恩怨,聚散之間,可說全在一個『詩』字,就像當初,他爲了一個『詩』字,自願爲『我們』去尋得辛笛先生的資助一樣,後來與我這般爭論,也正是因爲一個『詩』字,因爲那人也是與『詩』有關的人。
這使我想到了再三慷慨解囊、資助『我們』而自己的生活卻是極爲簡樸的辛笛先生。有一次我們登門拜訪他,辛笛先生夫婦請我們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館就餐,席間他笑笑說:詩人都是窮的,但請朋友在這樣的小餐館吃一頓的稿費總還是有的。最後他說了一句頗爲經典的話,他說:『友情即詩,詩即友情!』
而唐先生正是這樣一個人,他因他的天真而作詩,他以他的詩而活著。
唐先生與詩同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