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我鉴》之唐和我们（2）

  来源: 新华副刊

1979年底，中国作协浙江分会在杭州机场路的南空招待所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笔会，组织了部分诗人在此为即将创办的《江南》杂志加工作品，其间我们几位诗友发起成立了一个“我们”诗社。也是缘分，诗社成立后不久，唐先生去上海途经杭州，到《东海》杂志小坐，《东海》的诗歌编辑楼奕林和他讲起了成立诗社的事，唐很赞同，不但表示他也愿意参加，还提出他可以去游说上海的老诗人辛笛出资支持。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嘴上是连声说好，心里却存疑虑，心想能有这样的好事？但事出意料，不出三天，唐先生从上海回来，便带来了八百元钱，说这是辛笛先生欣然资助的办刊经费。当时我们的月工资都才四五十元，原本虽打算要像模像样地出铅印本，但毕竟心中无底，现在有了辛笛先生的资助，胆量大了，于是就毫不迟疑地将诗稿送进了印刷厂。若干年后，时任《诗刊》主编的邹荻帆将“我们”诗社的这一举措称之为开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自费出版诗集的先河，如果“我们”诗社这一举动果真如邹先生所说，能成为一个时期的一个新的现象，那么这其中，唐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本“我们的诗”很快出版了，虽说唐先生们开始都说愿意成为一个社员，但考虑到辈分，大家将他们这些老一辈的诗人都请为顾问。他们是：公刘，辛笛，孙静轩，唐，冀P。
1981春，我为《江南》杂志去温州组稿，见到了我的老师马骅先生，听他说起，唐先生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我虽从此视唐先生如师执，却总觉得他与马先生有着绝大的不同。马先生谈笑风生，潇洒落宕，曾是我们杭大中文系学生心目中的“诗”师，而唐先生吐词含糊，要听懂他的话，非竖起耳朵不可。谁知后来有一件事使我终于“拨乱反正”地看到了他另一种风范。那是有一次，《九叶集》的作家之一、女诗人陈敬容先生寄给我一本她新出的《陈敬容诗选》，也巧，拆开信封之时，唐先生刚好走进我们的办公室，那本诗集的扉页上印有陈敬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我对唐先生说，陈敬容年轻时这么漂亮！话音未落，唐先生一改往日的含糊不清的语调，嘿嘿一笑说：“你别想入非非啊！”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笑道：“唐先生你吃醋了吧？”于是我好像看到老先生此时真有一点酸溜溜的滋味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但这次我却惊诧地从刘文起先生的文中得知，唐先生竟还是一个富家子弟。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唐先生对钱的问题是一板一眼的，绝对不像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大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