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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文匯報】 【永樂北藏】就是前述若干種藏經之後，在明初由官方刻印的一種佛教大藏經。【永樂北藏】從【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到【大明三藏法數】，共收錄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譯的佛典和中國佛教的著作共一千六百十五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裝六百三十六函。它以千字文編號，先以經、律、論三藏分，包括(一)『大乘經』五百三十七部(依次是般若部、法華部、華嚴部、寶積部、涅部所謂大乘五大部)；(二)『小乘經』二百三十九部；(三)『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三百部(以上經)；(四)『大乘律』二十五部；(五)『小乘律』五十九部(以上律)；(六)『大乘論』九十三部；(七)『小乘論』三十七部；(八)『宋元續入藏諸論』二十三部(以上論)。然後再加上(九)『西土聖賢撰集』一百四十七部，(十)『此土著述』一百五十五部，一共為十大類。與【永樂南藏】相比，門類相同，只是『西土聖賢撰集』從經部後面的第四類，挪到了所有經、律、論之後作為第九類，所收的經典也互有不同。【北藏】為梵夾本，每版二十五行，分為五折，每折五行，每行十七字，不僅版框加高，字體加大，而且校勘七次。在裝幀上，它也比【永樂南藏】更加考究，以綾作封面，突出了皇家的氣派。由於它藏在京城，一直是作為朝賜給各地寺院的供奉品，比【永樂南藏】允許私家捐資印刷供養，更具有官方色彩。
應當注意到，明代洪武、永樂兩朝的宗教制度相當嚴格，雖然明太祖和明成祖始終對佛教並沒有打壓之意，尤其是明成祖因為道衍(姚廣孝)的緣故，對佛教相當有好感，但正如姚廣孝所說，『上自開國以來，萬機之暇，留心聖教，設官分司以理其眾，I奸剔蟲，欲復古規』，即站在世俗皇權的立場堅持限制佛教擴張。洪武之初，朝曾反覆抨擊『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繁，安坐而食，蠹財耗民』，並且規定祠部『掌祭祀醫藥喪葬僧道度牒』，對取得僧尼道冠資格的知識給出嚴格要求，『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萬七千二百餘人，皆給度牒，以防偽濫』。我們就知道，在明代初期皇權膨脹的時候，佛教基本上是在官方嚴格控制之下的。特別是胡惟庸案之後，洪武十四年設立僧錄司，洪武十五年規定佛寺為講、教、禪三種，規定天下僧道服色，洪武二十四年，一方面規定天下生員的冠服之制，使儒家學人統一化；另一方面發布【佛教榜冊】，說明佛教本是『中國之異教』，嚴禁僧人『與俗混淆，與常人無異』，並在洪武二十八年規定天下沙門要分考試上、中、下三科，佛教更是在官方嚴格的管理之下，這種佛教政策一直延續到永樂年間。
前面曾經提到，參與【永樂北藏】編訂的，正是一批經官方認定的合法佛教領袖，雪軒道成在洪武年間曾經擔任過青州道綱、僧錄司右講經，在永樂初年還奉旨出使日本，原駐天界寺，明成祖特意招他去北京，任僧錄司右善世，主持大藏經的編集刻印；一庵一如是大報恩寺都講，與明成祖的重要謀臣姚廣孝關係極好，姚是亦僧亦俗的奇人，而稱一如是『兩浙一人』，可見他的聲望。他在編刻北藏中似乎是主要人物，他主持編纂了【大明三藏法數】四十卷。棲岩慧進是被明成祖看中，特意徵召到南京天界寺和靈谷寺作為青年僧人的導師，並參與纂修【大明三藏法數】，後又隨同到北京，成為『領袖天下僧眾』的僧官。其他一些僧人，如庵進、思擴、法主甚至一些校讎僧人，也是經過禮部或僧錄司挑選，經過皇帝認可的。從後來的數據看，他們在編纂和校勘中，時時事事要請示，不僅原來宋代藏經中原有宋太宗若干佛教著作如【緣識】、【逍遙詠】等五種不再收入，而收錄了以明成祖即永樂皇帝名義編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四十卷、【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卷、【神僧傳】九卷，而佛教史書【佛祖統紀】、禪宗著述【續傳燈錄】、【古尊宿語錄】、【禪宗頌古聯珠集】以及元代白雲宗僧人的【白雲和尚初學集】等，卻奉永樂之旨不再收入藏經。顯然，在作為明代新首都的北京，凸顯新朝皇帝之無上權威，一批新權貴僧侶接受旨意，為新王朝編纂新聖典，印製出一套較【南藏】更加豪華的佛教藏經，作為朝頒賜寺院的經典，是在有意識地呈現和傳達官方佛教立場和宗教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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