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字辨

  來源: 中國傳統文化網

義，最早見於【尚書・皋陶謨】：『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以及【尚書・高宗肜日】：『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後在【老子】、【論語】中被廣泛使用。也就是說在西周（公元前500年）以後才廣泛使用。其在古代被解釋得較含糊，其主要含義有道德、行爲、道理、情誼、義氣等等。如義不容辭、義無反顧、義正辭嚴、義憤填膺、義薄雲天等，至現代，義就被單純地理解爲義氣之類的了，一提起義字，就想到爲朋友兩肋插刀之類的『義氣』。


    【管子・五輔】：『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J；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捍抗蹋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管子・心術上】：『義者，謂各處其宜也。』


    【論語・里仁】：『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爲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大學・十章】：『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中庸・二十章】：『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荀子・不苟】：『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


    【荀子・榮辱】：『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荀子•王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荀子•王霸】：『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礫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意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z，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荀子•強國】：『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奸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荀子•大略】：『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
  

    【二程遺書】卷十八：『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  


    通觀以上先秦諸子百家所說的『義』，均是指最佳行爲方式之意。孔、孟主張義利對立，尚義排利，就是指最佳行爲方式和利害關係是相對立的，他們崇尚最佳行爲方式而排斥利害關係。墨子重利，但也『貴義』，【墨經】說：『義，利也。』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第三表是『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之利』。法家韓非也注重利。漢代董仲舒重義輕利，認爲『利以養其身，義以養其心』。【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的話說：『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至此，『義』字的含義被混淆了。漢代鹽鐵之議，以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60餘人爲一方，以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公卿爲另一方，在義、利問題上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前者主張『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後者『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後來桓寬著【鹽鐵論】，以爲二者『或上仁義，或務權利』，是一次關於義利問題的大辯論。宋代理學家對義利之辯，持之尤力。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基本上承襲了【漢書•董仲舒傳】的觀點。此外，儒家尚有兩種意見，一是荀子、張載、程頤等人，他們都以義爲重，但不絕對排斥利，主張先義而後利。一是李覯、陳亮，他們認爲若無功利，道義便是虛語。清初的顏元明確提出了義利統一的辯證觀點，他說：『正論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計功，是空寂，是腐儒。』義利之辯是中國哲學史上長期存在的一大爭論問題，它涉及到道德和物質利益之間的關係問題。通過對【老子】、【論語】中老子、孔子思想的理解，通過對孔子『仁、義、禮、智、信』這五個相互關聯詞的意義，通過對先秦諸子百家著作的研究，『義』，應該理解爲，人際之間最佳的行爲方式之意。而這個人際之間最佳的行爲方式是什麼呢？  


    每一個人，在其生活和工作中，要做事，必然要有所行爲，行爲方式就是人在具體的生活中、工作中必需有所行爲時所選擇的不同方式問題。選擇什麼樣的行爲方式，往往困惑了許多人。人們對待同樣的事情往往有不同的行爲方式，採取哪一種行爲方式更好呢？經過幾千年的經驗教訓，人們在人類社會中約定俗成地認同了許多可以共同使用的行爲方式，這就逐漸形成爲行爲規範（禮）――即人的行爲準則，人人都依照一定的社會行爲規範行爲，人們的社會行爲就會趨同。而人們的社會行爲趨同，就會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社會行爲規範使人們的社會行爲有了一個價值取向標準，人人都按這個標準行爲，就沒有誰能夠只憑自己的好惡和憑自己的實力、勢力、武力行事，那麼，社會的矛盾衝突就會減少，社會也就趨向於安定。  


    然而，自夏啟王天下後，私有制首先在貴族統治者那裡泛濫成災，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春秋戰國時期，私有制就在全民普及了，人們爲了自己的私有財產、私有土地、私有利益，採取一切爲了私有的行爲方式，不惜違背任何社會行爲規範，破壞了既定的社會行爲規範和國家法律，從而導致了人們內心貪慾的增長和思想的混亂。  


    人的行爲方式多種多樣，沒有定規，隨意性非常大，尤其在人與人之間相處相行爲時，更難說清楚。然而，人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並不是想怎麼走就怎麼走，想怎樣行爲就怎樣行爲，因爲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上都充滿著艱難險阻和溫柔富貴的陷阱，某一個行爲方式不對，就有可能走上另一條道路，從而背離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所以，行爲方式問題就是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問題！因爲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和角度上去評價自己和別人的行爲方式，而很少站在別人的立場和角度上去評價，所以，古人們只有依靠一個個例子來說明人的行爲方式問題。  


    人們無論採取哪一種行爲方式，都是爲了追求利益，或是得到愛，這就是人性。那麼，爲了追求到利益或是得到愛――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公眾利益，個人的愛或是大眾的愛，究竟採取哪一種行爲方式呢？因此，在選擇行爲方式上，人們就很厭惡那種耍小聰明，對事情過於雕鑿的人。這是因爲這些人在選擇行爲方式時，違背了人的自然的本性，故意去多事，非要繞好幾個彎彎，繞好幾個圈圈，才認爲是最佳行爲方式。殊不知這樣做適得其反，反而招致了人們的厭惡。
  

    依照孔子的意見，人與人之間是存在有利害關係的，所以孔子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中的『義』，即是要在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中尋求最佳的行爲方式。這個最佳的行爲方式就是尋求一種既利己也利他人的方式。也就是說，在尋求與人相互親愛的過程中找到一種最佳的行爲方式，也就沒有利害關係了，換句話說，就是彼此不損害各自的利害關係。現代人動不動就拿自己的言行來與社會商品比較，看自己的言行有沒有價值。也就是說在利己或是利他的情況下，用社會商品的價值來判斷自己的言談舉止，以確定划得來划不來，以確定自己是否繼續或停止行爲。  


    在孟子看來，行爲方式這個問題很不好說清楚，因爲行爲方式沒有定規，沒有公式，沒有套套，即使是相同的事件，因爲人物、地點、時間、環境的不同，採用同樣的行爲方式也會導致不一樣的後果。所以孟子要從盡心知命說起，就是要人們懂得最根本的東西，因爲只有懂得了最根本的東西，才能選擇到最佳行爲方式。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只要不偏離自己的道路，就自然會出現最好的狀態。高明的人既不會偏離自己內在本性所固有的道路，也不會造成他人偏離他自己內在本性的道路。義，就是要人在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尋求到一種最佳的行爲方式。  


    然而，孟子並沒有停留在『行爲方式』這個單純的問題上，他在探討人們的行爲方式時，深入到人們的內心深處，提出了著名的『性本善』學說，也就是說，孟子認爲人的行爲是來自於心理活動，心裡想什麼，才會去做什麼；心裡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觀察人的行爲方式，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心理內容，而知道了這個人的心理內容，也就可以識別這個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惡了。爲什麼要討論『性本善』的問題？這不是孟子、告子忽發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討最佳行爲方式的問題而順理延伸下來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爲；而人們的每一個、每一次所作所爲，每每都要面臨選擇的問題。選擇什麼樣的行爲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無法決定選擇時，便胡亂行爲，結果弄得事情一塌糊塗，事後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認爲，行爲方式問題在人的一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孟子的學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現代西方的『行爲主義心理學』的理論一樣（20世紀初創始於美國，創始人是華生），其理論認爲，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可以共證和觀察到的行爲，而不是意識。行爲是有機體用以適應環境的各種身體反應的組合，不外是肌肉收縮和腺體分泌，通常由各種環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學的任務就是要確定刺激與反應間的規律，從而預測和控制人類行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客觀觀察法、條件反射法、言語報告法和測驗法，而不是內省法。後來美國又興起一種『新行爲主義心理學』（20世紀30年代創始於美國，主要代表人物有托爾曼、赫爾和斯金納等），它的理論繼承了早期行爲主義的基本立場，保留了早期行爲主義對人的行爲進行客觀研究，找出刺激與反應間規律的方法，試圖建立關於人類學習或行爲改變的嚴密理論。和早期行爲主義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學派的一些概念，開始重視對肌體內部條件和行爲動機的研究，重視行爲的整體性。但仍未擺脫早期行爲主義拒絕研究意識的立場。現在看來，行爲主義的理論太簡單化和絕對化了，不能因爲頭腦中的活動看不見，就否認人的思維和意識的存在。同樣，在物理學中，原子、分子、電子也不能被肉眼見到，但仍可以用儀器或其他工具進行研究。人的思維等心理活動同樣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進行客觀的研究。心理學畢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內部過程。再者，人的社會活動極爲複雜，不是簡單的行爲工程所能闡明的。而精神分析學派認爲，心理學是研究『無意識』的作用。其主要興趣在於探討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動機。認爲人的根本心理動機都是無意識的衝動。正是這種強有力的『無意識』的心理活動在人的生活中起著決定性的根本作用。至於有意識的心理過程則只是顯露在表面的一些孤立的片斷。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麼強調生物衝動的作用，而更爲重視人際間的社會關係。在西方社會中精神病發病率很高，許多病因都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張、道德墮落有關，所以精神分析理論很容易就被接受了。然而精神分析理論並沒有解決人的終極目標――快樂――的問題，而孟子認爲，只有盡心知命而修養自身後，才能選擇到最佳行爲方式，而採取了最佳行爲方式，人才會有真正的快樂。不能盡心知命，雖然可以修養自身，但也選擇不到最佳行爲方式；而選擇不到最佳行爲方式，就不會有真正的快樂。不能盡心知命，又不能修養自身，那就更不可能選擇到最佳行爲方式。所以，爲人處世，首先要盡心知命，然後修養自身，減少欲望，使用最佳的行爲方式，才能獲得終生的快樂。  


    我們現在學習孔子、孟子的思想，就是要學習他們的『愛民』思想，即，既然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係（仁），就要選擇最佳行爲方式（義），然而卻要遵守一定的社會行爲規範（禮），並且要用智慧（智），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誠信（信）。因爲，要愛民，就不得不選擇行爲方式，行爲方式不對，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而選擇行爲方式，就必須要遵守一定的社會行爲規範，如果不遵守，那麼也達不到目的。而遵守社會行爲規範，選擇最佳行爲方式，就必須要用智慧，不用智慧，就選擇不到最佳行爲方式。因此，用了智慧，遵守了社會行爲規範，又選擇到了最佳行爲方式，就要誠信地對待這一切事情，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係。而建立起這種『仁』的關係後，才能減少矛盾，減少衝突，減少爭鬥！有了『仁』的關係，人們也才有凝聚、團結的可能，而只有人們都團結起來，人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的生活。所以，行爲方式問題，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這便是『義』字的真正含意。  


    如『義不容辭』，意思就是最佳行爲方式不必推辭；『義無反顧』就是說行爲於最佳行爲方式而勇往直前；『義正辭嚴』則是行爲方式正確而言辭嚴厲，『見義勇爲』就是指見到最佳行爲方式就勇敢地作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