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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許林 蓋德安
中國古人,尤其是舞文弄墨的士人,常常以『曠達』相稱許,如:『(阮)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晉代號稱『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的張翰,『時人貴其曠達』(【晉書・張翰傳】)。而『古今隱逸之祖』的陶淵明,更是多次被譽為『亦既超曠』(顏延之【陶徵士詩並序】)、『曠而且真』(蕭統【陶淵明集序】)。隋唐以後,此風不減,『初唐四傑』的盧照鄰就有『偉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詠史四首】)的名句。進而又演變為一個文學批評的術語,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就特設『曠達』一品,成為詩歌的一種獨特風格和境界。
那麼,何謂『曠達』?【辭海】釋曰:『開朗豁達,放任達觀。』【辭源】釋曰:『心胸開闊,舉止無檢束。』這僅僅是表層字面的意思。深入一步思考,古人所說的『曠達』,具有久遠的傳統和歷史的內涵,既是一個人論命題,又是一個文論範疇,而且兩者相互聯繫、密不可分。就人而言,『曠達』可謂人生的一種胸襟和選擇,是對生存困境和生命困境的超脫,是對人格自由和個性解放的追求。就文而言,正是這種人生胸襟和選擇實踐於文學活動,從而形成一種『花覆茆,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二十四詩品・曠達】)的境界和風格,並構成中國古代文學奇特的亮點和風景線。
追根究源,『曠達』當從莊子說起。【莊子】書中似無『曠達』一詞,但其津津樂道的『逍遙遊』――無名、無功、無己、無用之境,實乃古人『曠達』的濫觴。莊子作為古代最早參透人生和生命的大智者,不但看到了『竊鈎者誅,竊國者侯』(【l篋】)的社會黑暗,更對誰也無可避的人生困境――生存困境和生命困境,有着獨到的考察和體悟。所謂生存困境,指人的一生中難免遇到的災禍、挫折、病痛、煩惱等等,如莊子所說:『(人)一受其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齊物論】)不是嗎?人一旦稟受形體,就處於外物相互摩擦、殘害之中,無休無止,直至人生盡頭;終生辛勞忙碌而不見成功,疲病睏乏而不知歸宿,豈非莫大的悲哀?所謂生命困境,指人的生死問題,長生不老是虛妄的,死亡是任何人必然的結局,如莊子所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知北游】)又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同上)是的,歲月無情,人生易逝,生死相伴,如同氣之聚散。在永恆而無限的宇宙天地面前,人的生命是何等短促、渺小、脆弱!
深刻認識到人生的兩重困境,是否意味着莊子放棄人生、悲觀厭世乃至頹廢沒落呢?相反,這表明他的清醒、他的睿智、他的探索。既然人生的困境是必然的,那麼人又如何平心靜氣地度過一生,並且獲得最美、最高的人生境界?莊子指出了幾種途徑和方法:一是安貧樂道,採取蔑視權勢與富貴的處世態度:『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讓王】)二是看破生死,追求天人合一、物我相偕的心理境界:『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三是清靜虛明,享受自然恬淡、少私寡慾的生活情趣:『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山木】)一言以蔽之,莊子引導人們的心靈從生死、貴賤、榮辱、壽夭、苦樂得失等種種人生枷鎖中超脫出來,活得輕鬆些,活得自由些,活得瀟灑些,活得開朗些!而這,正是中國士大夫執著追求、嚮往的瞬間而永恆的人生觀――曠達!
奉莊子的思想和行為為圭臬,並濃縮成『曠達』一詞,將其推演到極端地步的,是魏晉時期的士人,尤其是名噪一時的『竹林七賢』,他們『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顧炎武【日知錄・正始】)。『曠達』盛行魏晉並非歷史的偶然。魏晉本是個亂世,戰火不斷,社會混亂,所謂『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不但平民百姓,就是貴族士大夫也時時面臨生死殺戮的危險,朝不保夕,膽戰心驚。不可捉摸的血雨腥風催生了魏晉士人生命意識的覺醒,加重了對自身命運的關注和生死問題的思索。他們用疲憊而傷感的格調,不斷哀嘆生命的短促與無常:『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蔡琰【悲憤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曹植【箜篌引】)『徘徊何所見,憂思獨傷心。』(阮籍【詠懷】之一)『人生若浮寄,年時急蹉跎。』(張華【輕薄篇】)正是這種對命運的恐懼、對前途的絕望,促使阮籍等人轉向莊子的『齊萬物』、『一生死』的人生哲學,背叛現存的名教、禮法,拋棄權勢、利祿的束縛,走一條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曠達人生之路。魏晉士人的曠達,較一般的表現為獨來獨往、服藥行散、談玄養神,追求形體的解脫和心靈的超越,如阮籍【大人先生傳】所說:『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追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這個遺世絕俗、與道合一的大人先生形象,可謂魏晉士人理想生活、理想人格的生動寫照。而最為驚世駭俗、令人瞠目的表現,則是放浪形骸,嗜酒如命。且看【世說新語・任誕】的記載: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T衣,諸君何為入我T中?』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例子不勝枚舉。中國文人雖說歷來好酒,但這樣群體性不顧禮法、不分場合、狂醉濫飲的現象,實在是空前絕後的。今人看來或是瘋顛、荒唐、醜陋,而時人卻不以為怪,甚至『貴其曠達』;他們自己也頗為得意,『亦以曠達自居』(【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其實,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和非常之舉,在這些驚世駭俗的行為後面,隱含着魏晉士人獨有的人格精神和人生選擇:他們身處政治上四分五裂、道德規範土崩瓦解的時代,目睹了太多的陰謀、災禍、流血,既然對黑暗和邪惡勢力無力抗爭,又不願趨炎附勢、欺世盜名,還要保持文人的清高、耿介、不群的品節,那麼惟有的出路就是重神輕形、放浪形骸,以縱酒荒放來獲取心靈的慰藉、自尊和超越。其實,他們本是志氣宏放,嫉惡如仇的才識之士,選擇這種『曠達』的人生之路實在出於無奈,內心深處也是痛苦不堪的,史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晉書・阮籍傳】)。即為典型表現。所以,後人當寬容他們的荒誕,理解他們的良苦用心。
把『曠達』由人生領域引入文學領域,並創造出獨標千古的境界和風格的,當推東晉大詩人陶淵明。陶淵明出身庶族寒門,早年曾信奉儒家,懷有濟蒼生、安社稷的雄心壯志,所謂『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但是,東晉腐朽的門閥制度扼殺了他的政治理想,一生僅做過祭酒、參軍之類小官;而層出不窮的戰亂、篡奪、陰謀、爭鬥,更使他陷入饑寒交迫的窘境:『弱年適家乏,老至更長飢。』(【有會而作】)於是,中年之後在思想和精神上逐漸趨向老莊的『委運乘化』,決心『不為五斗米折腰』,高吟『歸去來兮』,走上一條歸隱躬耕的人生之路。這樣,陶淵明以詩人特有的敏感和細膩,在大自然生生化化的背景上,深切感悟到時光的流逝、歲月的無情、人生的短促,以及生的壓抑、死的恐懼和命運的無常,反覆寫下如此詩句:『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飲酒】之三)『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舊園後】之四)『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雜詩】之一)『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飲酒】之十五)『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輓歌詩】之一)……是的,『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飲酒】十五),在綿邈而悠遠的宇宙時空參照下,人的一生確實是短暫、倉促、渺小的,身處其中的人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憂鬱、惆悵、傷感、孤獨,這是一種埋在深層的心理意識,具有永遠的、根本的哲學性質。然而,陶淵明的高明在於並未因此而憂心忡忡、痛苦絕望、厭棄人生,而是努力抗衡、衝破鬱結心頭的生命孤獨感,以寬廣的胸襟和通脫的態度,開闢人生和創作的曠達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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