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句践搞计生孕妇亨国家公费医疗

  来源: 新浪博客

近来有不少话题可说，比如，计划生育。　

　　　 　大家都知道，实行计划生育是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际上，古代中国不少朝代也是这样做的，但与今天提倡“少生”不同。那么，在中国古代是如何搞好计划生育的？
越王句践搞计生孕妇亨国家公费医疗
本文作者　倪方六
　
　　　 　近来有不少话题可说，比如，计划生育。

　　　 　大家都知道，实行计划生育是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际上，古代中国不少朝代也是这样做的，但与今天提倡“少生”不同。那么，在中国古代是如何搞好计划生育的？　
　


　　　　 在公众的印象中，“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孩子，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计划生育的概念是人类有计划地调节自身生殖行为的行为，既包括“减产”，也可以“增产”。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代中国实行“增产”计生政策，鼓励国民生育。战国初期中国总人口仅1000余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番了一倍，达2000万人左右。当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的结果。

　　　 　这一时期，计生政策实施最坚决的，当是越国。

　　　 　在吴越之战中，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句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国内人口。句践当时搞计生的决心很大，据《国语・越语》所记，越国当时对孕妇实行“公费医疗保险”，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医生人务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胞，政府安排免费奶妈，也就是说，由国家来抚养。
　　　 　如此优厚的奖励，在今天也做不到。后来越国能打败吴国，重新崛起，虽然原因很多，但与此计生政策的实行不无关系。类似记载还见于《吴越春秋》，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记载句践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上是一致的。　
　
　　　 　到了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唐朝，则把鼓励生育当作一项基本国策。李世民（唐太宗）刚一当皇帝，便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生育，还动员富人赞助娶不起老婆的穷光棍，将计划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多少，作为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

　　　　 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这只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强制早婚。
　　　 　在古代中国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便是这样。当时法定适婚年龄：男子30岁，女子20岁。但在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时期，适婚年龄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时的齐国，便推行男20岁、女15岁的计生政策，强制国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将女子婚龄提早到13岁。　

　　　　 齐国这一早婚政策的推出，还有一段故事。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到民间微服暗访，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年已70岁的老头还是自己做饭，他便问是不是没有子女。老头说他有三个儿子，可因为家里贫穷，都没有娶到老婆。齐桓公回宫后，把这件事对主持齐国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说了，管仲便提出了这一政策。
　
　　　　 管仲提出了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另一办法，是消减齐桓公的后宫人数，不让“宫中有怨女”。当时王室、诸侯女人数量“超编”严重，以周王后宫来说，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在编”女人共计121人；诸侯则是“一娶九女”。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论是王室，还是诸侯都多占多用，民间有钱男人也跟着“蓄私”。墨子当时便向外界曝料，称“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认为这是造成社会适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原因之一，呼吁“节制”。

　　　 　由此可见，如果说违反计生政策，在古代首先是政策的制定者。齐桓公不愧是春秋霸主，让管仲这么一说，似乎也不好意思了，带头响应了管仲的计生政策：将后宫没有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大批“未尝御”女子，统统遣散回家，嫁人。
　 　
　　 　 齐桓公此举，大概也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执行过程中，解决婚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的特例之一，乃非常规手段。除了降低婚龄，古代中国有的朝代还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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