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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學術研究 五、本書的附註問題
現存本書各種刻本或鈔本，都附有雙行小字注文，或夾在正文間，或冠於每篇前。據統計，注文字數達四萬餘，佔全書三分之一以上。其中部分內容，看來，非常重要，有些相當於正文，有些關鍵所在，比正文還更重要。但歷來對此，往往視為正文的『附庸』，不甚措意。對注文的注者為誰?長期弄不清。或認為非著者自注而是宋代孫氏(佚名)注(【四庫總目提要】、【鄭堂讀書記】、【四部叢刊書錄】)；或認為似是著者自注，但仍屬存疑(董谷【碧裏雜存．論斛】)；或認為確是著者自注而非宋代孫氏注』。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今按：著者自序，既未明言作注，原注又不題注者姓名，古代簿錄亦無可根據，要探討誰是注者的話，看來，只有從全書注文，先作系統分析，才可能得到較可靠的推論。
為此，把全書注文，大體區為四種類型：
(1)第一類型屬於訓詁性質，專釋音義，或釋字音，或釋字義。前者主要是釋正文孵音，如：【耕田篇】 『*[+刂]』字下注『烏更反』，『楱』字下注『俎候反』；【種穀篇】『菩』字下注『音倍』、『音勃』；『P』字下注『音頹』等。此外，也有釋注文的字音，如：【種穀篇】注文『峴』字下注『奴見反』、『鏃』字下注『初角反』；【種瓜篇】注文『*[j+瓜]』字下注『音溫』，【荏蓼篇】注文『菹』字下注『音粗』等。後者有些是釋正文的字義，如：【耕田篇】『棋』字下注『漫掩也』；【水稻篇】『薅』字下注『拔草曰薅』；【作酢法篇】『酢』字下注『今醋也』；【菹綠篇】『瀹』字下注『煮也』等。另有些是隨正文所引古書原文而附人的原注，如：引【周禮】或【禮記】則附鄭玄注；引【孟子】則附趙岐注；引【呂氏春秋】或【淮南子】則附高誘注；引【漢書】則附顏師古注等。
(2)第二類型屬於校仇性質，專校勘文字。其中，或校勘正文，如：【養牛馬驢騾篇】『挾』字下注『一作扶』；【菹藏生菜法篇】『荇』字下注『或作善』；【五穀果z菜茹非中國物產者篇】『英』字下注『一本作莫』，『冷』字下注『一本作靈』，『編』字下注『一本作獺鋇取Ｒ燦行？弊⑽牡模如：【種桃柰篇】注文『零疊』二字下注『一作摘取』；【作醬法篇】注文『H纈』二字下注『一本作生縮』等。
(3)第三類型是補足或引伸或具體證明正文意思，如：【耕田篇】『初耕欲深，轉地欲淺』句下註：『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動生土也』。【收種篇】『擬明年種子』句下註：『耬耩*[禾+奄]種，一斗可種一畝，量家田所須種子多少而種之』。【種穀篇】『縱橫杷而勞之』句下註：『杷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去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力，中鋒止』。【黍]篇】『刈]欲早，刈黍欲晚』句下註：『]晚多零落，黍早米不成。諺曰：「]青喉，黍折頭』」。【大豆篇】述播種的『上時』句下註：『一畝用子八升』，『中時』句下註：『用於一斗』， 『下時』句下註：『用子一斗二升』。【種蒜篇】『逾於凡蒜矣』句下註：『……并州豌豆度井陘以東，山東穀子人壺關上黨，苗而無實，皆余目所親見，非信傳疑』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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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立初【引用書目考證】。
些注文與正文關係密切，彼此相呼應、相發明。注文大都是實際經驗，是較具體化的闡述。此外，別有冠於每篇正文前的注文，多數是『采捃經傳』，補足正文所未及，或者屬於解題性質，或者還附有注者按語。
(4)第四類型是正文僅列標題，其說明語全部以雙行小字即注文形式表達。如：【種瓜篇】正文有『治瓜籠法』標題，【種棗篇】正文有『種軟棗法』標題，【種梅杏篇】正文有『作白梅法』、『作烏梅法』、『【食經】曰蜀中藏梅法』、『作杏李耖法』、『作烏梅欲令不蠹法』等標題，其下都沒有任何正文而只有注文。這類型情況在本書下半部比較多。
上述四種類型注文，在本書篇幅中，為量最多的是第三類，次是第四類，次是第一類，較少的是第二類。通過初步分析，不難設想，這些不同類型的注文，顯然非出自一手。其中：
1)第一類型注文，決不是本書著者自作，原因是：揆以一般著述習慣，極少自為文而自訓詁的事實。何況著者明言要求『尋覽差易』、『曉示家童』，『不尚浮辭』(自序)。更不會故用當時不通俗的僻W字句而另為訓詁。今書中不但有訓詁，且為數相當多，特別是字音方面，有注反切的，有注直音的，不少是著者當時流行的方言和當時農耕上習語。可以推知，這是後人重視其書，才這樣做的。又，這類型注文，有些還援引到後魏以後的唐代人顏師古(公元581―645)說，更可證明非著者自作了。但究竟誰作呢?【文獻通考．經籍考】曾引及李巽岩(燾)所作【孫氏齊民要術音義解釋序】，稱：『此書……奇字錯見，往往艱讀。今運使秘函孫公，為之音義解釋略備』，則這些『音義解釋』，可能就是孫氏所作。有人懷疑，李燾序言所指這個孫氏，很可能與李燾(1115―一1184)彼此大致同時，而今本這一類型注文，前於李氏逾百年的『崇文院本』早已有之。因而認為必非孫氏所注(【引用書目考證】)。看來，似有一定理由。今考：後世既別無孫氏注本流傳，又未聞前此另有人為本書作『音義解釋』，則本書這一類型注文的注音，又似非孫氏莫屬。實則這一孫氏，其時代遠比李燾早。當崇文院本付刻前，這部分『音義解釋』就已寫成。是時他正任利州轉運使秘丞，在天禧(1017―1021)年初或稍前，把所寫的注本呈交當時利州轉運使――的上司李防。至天禧四年，李氏因奏請『詔館閣校勘鏤本』 (【玉海】)。從而館閣諸臣就節采了或全采了孫氏注文，於『天聖(1023―1031)中』刊出頒行(本書葛v之序)。這就是崇文院本以至後來各版本有這一類型注文的來源。這裏問題是：為什麼這次『鏤本』後，歷時這麼久，李燾才為之作序呢?不妨這樣設想：由於『館閣』當時『鏤本』，不題注者姓名。但孫氏本人另藏有原稿在家，或後來孫氏還有所修正補充，經過若干年，他的子孫為了表彰『先德』，將最後定稿托請李燾作序。序中所稱『運使』，當就是指『利州路轉運使』；所稱的『今』，是泛指『今代』，即『宋代』；又因孫氏是他的前輩，故稱『孫公』而不名。雖然這部稿本未見另行刊出，歷代書錄沒有着錄，而它的內容或部分內容，則已在今本即崇文院本以次各版本中作為本書一部分注文亦即這裏所謂第一類型注文而流傳到現在。如果說，孫氏與南宋李燾同時，今本這部分注文，在孫氏以前就有，那麼，孫氏何必多此一舉，又另作『音義解釋』呢?這也是一個反證，說明今本這部分注文，在北宋天禧四年李防奏請『鏤本』時，就已由孫氏寫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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