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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学术研究 三、著者的阶级出身和一些历史问题
尽管著者阶级地位，无明文可稽；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①。著者打上的是什么“烙印”呢?他生当门阀界限森严时代，“九品官人”旧习，相沿已久。他之得以秩臻二千石，官至太守，可能就因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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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实践论》。
“望族”，与当时官登台省、贵为帝师的贾思伯、贾思同的门阀，不无关系。《魏书》《北史》述及思伯、思同兄弟二人家世，提到他们少时外出从师，因家贫“无资酬之”，致被“质其衣物”。反映出他们尽管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高门望族”，但出身还不是大地主，而是中落到了中小地主阶层。著者可能与他们同一情况，不是大地主，也不是一般劳动人民，这从本书自序所透露的思想，就可推知。例如：他反对大地主豪门“用之又无节”的奢侈风气，也反对豪商巨贾“舍本逐末”，“日富岁贫”的牟利行为。他还反对“浮伪”、“浮辞”，严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强调“力能胜贫”，“勤力可以不贫”；“人生在勤”，“用之以节”……等等。这在当时来说，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较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当然，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阶级政权而说话的。在本书自序里，他还反复强调：“要在安民”， “忧百姓之穷”， “忧劳百姓(为人民而忧劳)”，“圣王在上而民不冻不饥者……(由于能)开其资财之道也”。他还推崇“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为“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同时，不惮辞费，引用历史上许多地方官如：任延、王景、皇甫隆、茨充、崔、黄霸、龚遂、召信臣、僮种、颜斐(以原引先后为序)等人为保障中小地主利益，抑制大地主豪门的兼并和超经济剥削而作出的一系列措施。这对广大劳动人民也有其一定好处。从这一“侧面”来看著者思想打上什么“烙印”?不也是很鲜明吗?此外，根据本书内容，还体现出著者读过不少书，有藏书、治书经验。在写书前，自己家里还曾一度养过“羊二百口”。看来，他的阶级属性，联系到上文所述，不难设想而知，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
这里还得提及：近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因为他做过彭城王元勰的属官，可能依照当时习惯，把名字改换了”①。这一说，只属推测，是否可信?值得商讨：A．据《魏书》及《北史》所述，思同自幼雅好经史，专精《杜氏春秋》。任讲官时，也讲授《杜氏春秋》。到晚年还专就这一书与卫冀隆辩论是非，积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平极少接触农事，从学风上、经验上看，似都不会著作像《齐民要术》这一类型的书。B．据著者“自序”反映：本书系作于游宦后，家居度田园生活时，通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才写成；而思同则自少“释褐”，久任中枢要职，直至卒于官，从未闲处家园。C．著者任高阳太守，当是他最高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官。但思同则自出仕后，由彭城王待郎、尚书考功郎，历荥阳太守、襄州刺史，直至侍讲、尚书、侍中等官，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从未任过高阳太守。D．著者成书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或者更后一些(见前述)；但思同在武定二年的前四年即兴和二年(公元540)便死去了；且他晚年官阶相当高，责任相当重，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连他的专门所学，即《杜氏春秋》辩论稿也未完成，更不会有余暇“丁宁周至”写好这样规模的一部农书。E。著者尊称刘仁之为“老成懿德”，似较仁之为后辈，而思同则较仁之先卒，年龄可能大于仁之，爵位高于仁之，学术也优于仁之，就他当时的地位看，不会如此称呼。F．思同早岁为元勰属官，历时甚暂，且元勰早已于永平元年(公元508)为宣武帝杀害，果思同真的原名思勰的话，似也没有长期“把名字改换”讳称“勰”字的必要。退一步说：他真的要避讳了，何以原书还题思勰而不题思同?魏收著《魏书》，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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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
同时代极近，何以在思同“传”里，绝不提及改换名字的事?后来寿光县发现贾思同碑①，据赵明诚跋，亦未提及碑文有避讳记载。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说：贾思勰并非“即贾思同”，他们彼此截然两人，本籍同而年辈不一样。思勰稍晚于思同，当《齐民要术》成书时，思同已不及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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