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5）

  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价值和两千多年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成就，学术界已有颇多研究，无须再赘，这里谨就其技术与理念的渊源，联系前述蜀地考古新发现作几点粗略概括。首先，从材料和技术层面考察，都江堰工程承袭蜀地上古水利传统的源流脉络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东周时期或更早的蜀地水利遗物遗迹即是明证。其次，都江堰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无坝引水工程模式，也应主要源自古蜀。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蜀地不仅有鳖灵凿金堂峡疏引沱江之水的传说，并在古河道发现了用相当规模之竹笼卵石埂以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的遗迹。分水即引水，而以卵石堤埂支水和滚水，其旨趣、功能可谓与后世飞沙堰一脉相承。最后亦即最重要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效益，还在于其建造者已经形成了比较综合系统的水利方略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邃理念，这同样可以在蜀地古老的历史进程中窥察其发生发展的大致轨迹。如果传说中的大禹时期水利史事有可能涵括进若干后世的因素，那么从宝墩文化诸城到三星堆、十二桥和金沙遗址，出土资料就已确证蜀地先民对城、水和谐关系及综合系统性的讲求源起已久，而且逐步发展完善。不过也应当指出，都江堰工程蕴涵的道法自然理念固然主要在古蜀水文化自身的悠久历程逐渐孕育发展出，但也应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文化的互动分不开。如前所述，对蜀地水文化有重要贡献的鱼凫氏、开明氏族群就与长江中游荆楚地区密切相关，而秦举巴蜀以后又引黄河流域文化入蜀。正是此种互动融会，不断发展深化了蜀地水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项目“古蜀文明与华夏的互动进程及其历史记忆研究”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农业与水利文化卷”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四川省水利电力厅都江堰管理局：《都江堰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谭徐明著：《都江堰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后者虽已涉及李冰筑都江堰以前的蜀地水利史迹，但颇简略。另外，上世纪90年代初，王毅先生曾就当时所见的一些考古资料对古蜀治水史迹作过探讨，详其《从考古发现看川西平原治水的起源与发展》，载《华西考古研究（一）》（罗开玉、罗伟先主编），成都出版社，1991年。


    【2】参见黄万波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裴文中等：《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5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李宣民等：《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19卷第4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资阳县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1期；晏德忠：《攀枝花市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


    【3】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载李绍明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广元市张家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1年第9期；叶茂林：《广元市邓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


    【4】李学勤：《论公S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同期所载裘锡圭、朱凤瀚、李零三文关于此器年代的观点也大体同此。


    【5】记载西周早期历史的《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颂云：“丰水东流，维禹之绩。”《小雅・信南山》亦咏道：“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不仅如此，《商颂・长发》也追颂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商颂・殷武》则称“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考订历史文献，应将成书年代的确定和其资料来源的追溯区分开来。异言之，古籍成书年代可能较晚，而其资料的来源却可能甚早。《商颂》是周代宋国贵族祭祀其商王室祖先的颂歌，故这些颂歌的产生传承，应渊源有自，颇为久远，至少其歌咏的内容素材应是从商代直接流传下来的。


    【6】碑藏重庆三峡博物馆。碑文及其考释详见魏启鹏：《读三峡新出东汉景云碑》，《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7】参见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3，31―33页，巴蜀书社，1992年；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35―4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第124一1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8】近年的考古发掘不仅揭示了虞夏之际宝墩文化古城聚落群的存在，而且在成都市区还发现了此期的干栏式建筑遗迹，为成都十二桥商周时期大型干栏式宫殿建筑群遗址找到了本地技术来源，证明早在4000年前，川西平原上一些低湿临水之地也已得到了开发。参阅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第83页。


    【9】《蜀王本纪》通常传为西汉扬雄所撰，徐中舒先生考证认为其作者应是蜀汉谯周（详氏著：《论巴蜀文化》，第138―14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但徐先生和蒙文通先生、郑德坤先生等都指出，该书收集了蜀地悠久的历史传说（另详见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35―49页；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20页，巴蜀书社，2004年），所以仍然是我们研究先秦四川历史需要参考的重要传世文献。


    【10】大禹与后来的蜀史诸代，因年湮代远，载籍失传，关系已不清晰。文献和考古资料反映，四川地区上古族群呈多元或曰多源并存、迁徙与兴替交错的动态组合格局。而其族群来源中，以川西北和川东两大方向尤其值得注意。大致说来，蜀地文献记载的先秦鱼凫氏和开明氏两大族群，即循川东水道辗转从长江中游或曰荆楚地区溯江而上者，而大禹等来自川西北方向的族群则主要以岷江等西部水系河谷顺势而下，故《蜀王本纪》等书明确记载大禹兴于川西北岷江流域。《史记・三代世表》也记西汉时仍居息于今云南大姚、姚安一带的蜀王自称为“黄帝后世”。《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同书《五帝德》篇和《世本》（张澍集补注本第83页）所载与之大致相同。《史记・五帝本纪》的相关记载兼采上述先秦文献之说而成。对于黄帝之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的古老传说，唐司马贞《索隐》指出：“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诸书提到的“江水”，即指岷江，若水则为今雅砻江。而“降下”或“降居”云云，反映从高原下徙盆地，此应为出于西北甘陕青一带古羌的黄帝族群支系沿横断山脉岷江等水系南下至于蜀地，在文献中留下的传说史影，说明先秦蜀地存在和繁衍着陆续来自川西北以至更遥远的甘青陕高原的古老族群。禹兴西羌及黄帝子青阳、昌意的传说，正是先民这一远古历程在蜀地和中原文献系统中留下的印记，并在近年营盘山等川西北考古遗址中得到印证。与之联姻的西陵氏、蜀山氏，从地名上看，则似为当地原有之土著族群。而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时代稍晚的蜀王蚕丛氏及杜宇氏等族群，也来自岷江上游地区，似应与上述更早的族群有一定渊源关系。在上古族群迁徙互动过程中，既有从四川盆地周边及域外徙入者，如上举各族群；也有因种种缘故由盆地底部平原迁返盆周或从盆地内徙出者，前者如传说中鱼凫氏“得仙道”而去和杜宇氏之“隐于西山”（《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大量石棺葬资料也揭示蚕丛氏东周时期已居于岷江上游，后者之显例则有禹族之西兴东渐于黄河流域，和秦举巴蜀后蜀王子泮所率族群之辗转徙于越南北方（详见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载氏著《论巴蜀文化》，第150―165页；蒙文通：《安阳王杂考》，载氏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81页）。而在上述漫长的多族群并存互动过程中，族群的重组以至逐渐融合为新的族群自难避免。因此，禹族东渐之际如在蜀地留有支系，当与西陵氏和蜀山氏等早期族群一样，渐已转融于后来之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