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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禹貢】所記大禹『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長江上游現存最早的治水記載。岷山綿亙於與川西北鄰接的甘青高原，是岷江的發源地，所以由此開始疏導的江，自然就是岷江。在明朝以前，古書但凡單獨稱『江』之處，多指長江，並把岷江視為長江之正流。直到晚明徐霞客通過實地考察，才將長江上游正流更定為金沙江。所以【禹貢】所述，乃先民對岷江水系的疏導，其中最主要、最艱難的工作，是排泄地勢低洼的川西平原積水。【禹貢】中禹奉中原華夏聯盟首領舜之委派着手的這項使命，實際應是寶墩文化中晚期蜀地先民在這方面長期艱巨歷程的縮影。寶墩文化迄今已發現八座古城，它們和陸續發現的若干次級聚落遺址、遺蹟，在川西平原上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網絡狀遺址群，揭示當時存在着一個與同期中原唐虞集團類似的區域性族群聯盟共同體。由這樣一個聯盟主導開展夯築牆垣、疏導河流之類區域性水利活動，在當時已完全可能，寶墩文化古城群夯築方式的相同以至整個文化面貌的基本一致，即是反映。該古城群和許多小型聚落遺址，一般都依傍古河道水流營建，說明平原上的積水沼澤已得到初步排泄整治【8】，這應與從岷江上游進入川西平原的禹羌民族支系密切相關。在唐虞時代，禹族所自出的西羌，是西部的一個人口眾多、很有影響的族群，也是古代四川盆地居民的一個主要來源。羌人世居岷江上游，自古以熟悉水性、長於水工聞名，並由此形成悠久傳統，故直到20世紀前期，成都平原上舉凡打井、修堤一類工作，往往由羌民承擔。在傳說的虞夏之際東亞大陸一些地方空前的洪災中，川西平原洪水漫衍，積潦嚴重，須疏通河道以排除積水。該平原主要由岷江和沱江兩大水系沖積而成，從西北向東南微微傾斜，平均坡度約4‰，地面高程從西北端都江堰大約海拔750米左右，逐漸向東南遞降至平原另一端金堂縣的450米左右。由於這樣的地勢，積洪宣洩的自然走勢遂大致為由西北而東南。傳說中大禹率眾對平原水系的疏導即順此地勢和水勢，並由西向東開挖了一條人工河道以泄洪，即【禹貢】所云『東別為沱』。此『沱』並非上述作為川西平原母親河之一的沱江，一般認為即自今都江堰西南至成都東南與流江匯合之古郫江，但此水道並非全然人工開鑿，應是充分利用了大致東向的自然河道，又在岷、沱水系眾多紊雜的自然支派之間間或決口溝通而成。大禹時代工具尚主要為石、骨、木器，但有限開挖較為疏鬆的沖積土壤以溝通相近河流支系並非沒有可能，因而這條傳說記載不宜輕易否定。此舉溝通了岷、沱二江，川西平原水情應大有改善。而岷、沱水系的上述初步整治，為平原進一步的開發，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對這次大規模水利活動，【禹貢】又云：『華陽、黑水惟梁州。岷蠹紉眨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績。』岷、蠓直鷸羔航上游川西北以及川、甘交界處的岷山、筅Ｉ劍藝指樹藝種植。宋代學者王炎云：『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泛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治也。』[12] 此說是。沱指沱江，『沱潛既道』之道，高郵王氏父子指出即導[13]，亦即疏導。潛水，據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引胡渭說，『一在巴郡宕渠縣，一在廣漢郡葭萌縣』[12]。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及另一在今廣元境內流入嘉陵江的支流。這是傳世文獻中嘉陵江流域水利活動的最早記載。嘉陵江發源於陝南，向南流經四川盆地，至重慶入長江，為長江上游最大支流，其水系包括渠江、涪江等大小諸多支流，是四川盆地的又一條母親河，歷史文化悠久豐富。上世紀70年代末，重慶市博物館對嘉陵江中下游初次進行考古調查，就發現了從新石器時代到戰國―秦漢的文化遺址11處[14]。2002年10―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渠江流域調查又發現了20多處先秦（包括新時期）時代的古文化遺址及石器採集點，並在該流域的宣漢縣發掘了『20世紀末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巴文化遺址』，遺存包括新石器時代晚期和東周時期。看來，在治理今四川西部岷、沱流域的同時，大禹時代蜀地先民又對包括今川東、北地區的嘉陵江流域陸續進行疏導，並留下了上述悠久的傳說。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模會稽山也。……【虞書】曰：予娶塗山。』段玉裁註：『【皋陶】曰：「予創若時，娶於T山，辛、壬、癸、甲。」鄭注云：「登用之年，始娶於T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水經注】引【呂氏春秋】：「禹娶T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中原文獻每將禹娶塗山氏與治水緊密聯繫。蜀地現存最早的傳世史籍【蜀王本紀】也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娶妻生子，名啟。』【9】[18]【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更明確：『禹娶於塗山，……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該書在江州縣（今重慶）下指出，『塗山，有禹王祠與塗後祠』[19]4，30。【水經・江水注】：『江水北岸有T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仲雍並言禹娶於此。』[20]1053 塗山地望歷來有歧見，但上引【蜀王本紀】、【華陽國志】和【水經注】塗山在四川盆地之說，亦可視為虞夏之時四川盆地治水活動之史影。
看來在大禹時代，蜀地先民就大致對四川盆地主要水系陸續進行過初步的疏導治理。考察寶墩文化遺址群對水環境的處置遺蹟，可知當時的基本治理思路或方略無疑已達到一定的綜合水平，否則絕難成功。成功不僅來自於綜合整治的方略，更是這一樸素方略初步所涵的『道法自然』思想的勝利。【淮南子・原道訓】云：『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以水為師』，也就是所謂『道法自然』，這是中國古代由來已久的哲學理念。儘管在產生之初，這一理念還遠不如後世系統嚴密，甚至還不很清晰，但有一點應是清楚的：它源於先民對水性規律的認識和尊重。此理念一經出現，必然伴隨先民成敗交織的一步步實踐逐漸豐富深化，並對後世產生深刻久遠的影響。而在這一過程中，長江上游的蜀地，以其歷史悠久、因仍自然、因地因水制宜的卓越實踐及其經驗總結，為這一古老的科學理念的形成完善，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二
大禹父子開創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文明時代――夏朝以後，根據漢晉時期的傳世文獻，夏商以來，四川盆地曾先後存在過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杜宇氏、開明氏等幾個王朝【10】。這些朝代及其史事在中原系統的史書中多已失載，但仍以傳說為主要形式粗略地保存在【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古代四川的地方文獻系統中。證以近世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金沙遺址、商業街大型船棺群遺址等考古學資料，這應是先秦時期的五個區域性共主政權，其間既有雄長蜀地之相繼關係，復有在共主狀態下長期並存之史實[17]。由於四川地區尤其成都平原河流沼澤眾多的地理水文條件，上述諸王朝肯定都曾實施過有組織的甚至大型的水利活動。
蜀地上述諸朝中，除開蠶叢、柏灌二代史載迷茫難以具論外，魚鳧氏尤其是杜宇氏、開明氏時期的水利活動，在文獻傳說中已有跡可尋甚至有案可稽，而且在日益豐富的考古資料中得到了相當的印證，使我們得以從中透視蜀地先民繼大禹時代之後進一步發展了的水利思路及理念。如魚鳧氏王朝，按照多數學者的研究意見，廣漢三星堆遺址就是其昔日都城所在。魚鳧即南方常見的鷹勾喙水禽鸕鶿，俗稱魚老鴰，先秦以來即已被馴化為重要的捕魚手段，而魚鳧氏之名及相關考古與文獻資料表明，其早期本為濱水漁獵族群，是夏商時期來自長江中游的共同體[22，2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金杖上精美的鷹勾喙水鳥圖案，和三星堆文化遺址中多有發現的鳥頭形陶器柄的鳥嘴，都以鷹勾喙為鮮明特徵，學者多以為即文獻傳說中的魚鳧氏王朝神權政治和祖先崇拜的象徵遺物。照此觀點，湖北宜昌中堡島、路家河等長江中上游沿岸遺址所出類似的鳥頭形陶器柄等大量資料，以及從鄂西到川東、川南、川西以至成都平原核心地帶沿長江、岷江水系分佈的若干魚鳧（魚符、魚復）地名，應是其族群遷徙、沿途居留建國立邑的歷史遺蹟[22]。該族群最後以三星堆古城為中心，建立起鼎盛時期號令聲威及於整個四川盆地以至漢中、鄂西等一些周邊地區的王朝。以上雖有待進一步的實證依據，但大體可從。不管怎樣，以三星堆古城為政治中心的族群同禹族一樣，應也很擅長於水利，可惜因年代久遠等原因，這方面的直接記載早已經湮沒無聞。不過，我們仍可以從三星堆古城的規劃選址和建造佈局略加管窺。濱水建成的三星堆古城面積約3平方公裏，而包括古城在內的整個三星堆遺址共約12平方公裏【11】，是夏商時期東亞大陸規模最大的早期文明中心之一。如此巨大的聚落，必須有防洪、供水、排水等全面的規劃考慮。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不僅氣勢宏大，而且設計巧妙。它北臨鴨子河，馬牧河蜿蜒穿城而過，這樣的裏外佈局，顯然有利於解決古城生產、生活以至保持和改善居住環境的用水、排水問題。這兩條河流尤其是鴨子河，只要按照大禹以來的傳統，時或加以疏導，就能兼收水運和防洪排潦之效。古城牆垣頗為寬大堅固，馬牧河雖穿牆入城，但其河道不寬，易以人工手段控制水流。三星堆古城垣始建於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商周之際，之所以能夠巍然矗立鴨子河畔達數百年之久，定然有長期合理的規劃措施和有效的水利制度為保證。濱水跨河而建的城垣與水和諧地融為一體，透露其水利技術與理念意趣，較諸寶墩文化時代顯然已經有了長足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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