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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網理論 三 早期的浙西圩田
渠、陂、塘三種形式的水利工程，比較而言，渠的修築最爲簡單容易，圩田的修築最爲困難，陂則處於兩者之間。南方地區早在上古之時便已創造了優秀的文明，但其發展在此後的很長時期內一直遠遠落後於北方，不知是否與此有關。但在南方地區，塘式水利工程修築落後於陂式水利工程，低洼地的開發滯後於山地農業的發展，是有據可證的。
在低地生活、生產極不方便，此不言可知。人們要在太湖流域定居，最初的選擇是周圍的山和高平原，而不是中間的低地。這一點從唐以前水利工程的修建上可以得到明顯的反映。太湖地區在秦漢以前尚屬未開發地區，所修建的水利工程，見於史籍記載的並不是很多。魏晉以後，隨著大量北方移民南下，這一地區逐步得到開發，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鎮江、常州一帶的練塘、新豐塘，湖州一帶的獲塘、吳興塘，大都分布在太湖南北兩側的高地。三國時東吳還在太湖地區開展屯田。孫權稱帝以前曾派陸遜爲海昌屯田都尉，在太湖東南屯墾；建國後又在吳郡以西毗陵的屯田區設典農校尉。從地名就可看出，東吳屯田的地點不是在緣湖山地，就是在沿海平原，而不是在中間的低洼地。
山地對於農業的重要性還可以北方移民的遷移方向上得到反映。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北方掀起了一股向南移民的高潮，移民有兩個重點地區，一是浙東的會稽郡，二是太湖流域北部的毗陵郡，及其相鄰的建康地區。吳郡乏人問津。以前，人們對這個問題這樣解釋：太湖流域被以顧、陸、朱、張爲首的吳姓士族霸占，它的良田已經開墾殆盡，後來的北方士族只好去其他地方另闢新地。事實上，這樣的解釋是不能讓人信服的。根據【晉書】卷五【地理志】，西晉太康初年，太湖地區各郡，吳郡人口25000戶，吳興郡24000戶，毗陵郡12000戶，會稽郡3300戶，會稽與吳郡面積大致相同，但會稽的人口遠遠超過吳郡，毗陵郡的人口雖然只有吳郡的一半，但它的面積只有吳郡的一半左右，以人口密度而言，與吳郡大致相當。如果有競爭的話，北方士族向會稽和毗陵移民，所遇到的競爭壓力決不會在吳郡之下。他們之所以還向這些地區挺進，完全是因爲那裡的農田以山地和高平原爲主，易以開墾。東晉南朝時，南北士族地主掀起了一股『占山護澤』的高潮，他們建立的莊園往往被稱爲『山墅』，正是說明了『山』在當時農業中的重要意義。據【宋書】卷五四【羊玄保傳】，羊曾奏請頒布占山法，對品官占山的頃畝進行限制。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山』所具有的農業意義。
太湖流域低洼地的大規模開發大概是在唐朝，這可從唐朝中期朱自勉在嘉興屯田的事跡中得到反映。嘉興大部分地方處在太湖流域的低田區，其地在唐時屬蘇州。嘉興屯田事見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並序】，其序云：『浙西有三屯，嘉禾爲大。』李翰在頌文中說：『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途，中亦有船。旱則溉之，水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爲天。』（註：見【全唐文】卷四三○。）這樣的運作方式，與上述的圩田系統完全相合，說明圩田的設施由來已久。李翰在序文中又說：『初公（朱自勉）爲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犬芽而不相侵，疆（場）［場］日履而人不知。』這是說，當時的屯田與民田互相交錯，但朱自勉是個好官，並不侵奪民田。大量民田存在的事實表明，在嘉興，低洼地的開發，當地居民的聚積，都已達到相當的程度。
由於低洼地土地肥沃，雖然開發甚晚，但一經開發，就發揮極大的功效。李翰在文中說：『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生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爲之儉。』（註：見【全唐文】卷四三○。）宋人趙霖在他的【築圩篇】中也說：『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水田，以低爲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註：范成大【吳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蘇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9年，第289頁。 ）說明低洼地在太湖流域的生產地位到唐宋之際已大大提高了。相比之下，高田區由於過度開墾，它的生產地位不斷下降，如黃震所說，『常、潤漸北，則地漸高，而土漸磽，所收畝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註：黃震【慈谿黃氏日抄分類】卷八四【與葉相公西澗】。）。到宋朝時，『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爲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註：范成大【吳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蘇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9年，第273－274頁。），這就是說，低田之民已經占到了當地居民總數的三分之二。在此以前，太湖地區的水利問題是根本不成爲問題。在此以後，一直到清朝，有關這一地區的水利論著大量出現，治水的爭論紛紛不絕，正是太湖地區的農業重心從高田區向低田區轉移的必然結果。
從一角度講，浙西圩田在其產生的初期對促進當地農業生產和發展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尤其在五代吳越國時期，太湖流域圩田具有一個良好的運作系統。（註：繆啟諭：【吳越錢氏在太湖地區的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統】，【農史研究集刊】第2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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